新闻学学士,社会学硕士。记者。

旧文 | 我们期待一个怎样的新闻界

写在前面:记者节的24小时过完,突然在朋友圈看到之前一起做独立校媒《常识》的学妹,发了两张今天《常识》稿子的截图。实际上今天我只看了一些涉及记者经历的稿子,一篇关于记者节的论述都没看。这篇也不例外。但在学妹发的截图里,一个有点眼熟标题突然抓住了我的注意,但内文却记忆不那么深刻了。查找聊天记录,确认是2017年12月28日,我突然很有“闯作欲”,于是两三天时间给《常识》写了一篇2018年的新年社论。当时我已经毕业一年有余,一人操刀一篇社论,似乎不太妥当,不过最终结果还是发表了。快两年过去,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也正式谋得了一份媒体的工作,回过头再看当年的豪情,也不知自己做到了几分,或者自己还笃信多少。但我觉得,在学校里能写出这种东西,还是牛逼。

2017年毫无疑问是大陆新闻界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点,虽然还有可能更低。

诚然,我们可以罗列无数个不利的客观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界对自身的认知相较我党对其的功能定位,偏差一度趋大,后者则在近几年愈发展现出规训新闻界回到既定轨道的决心。

作为后备人才基地的学界逐渐无力向业界提供支持,既有硬件上的——陈腐的教学计划脱轨于新媒体时代,传授的专业技能难以满足业界的基本需求;亦有软件上的——学界不再自珍与之对应的业界职业,相比以荣光感召,取而代之竟是贬损式的劝离。

与新闻界相生相伴的舆论界,似乎更有理由让人失望。它撕裂得如此厉害,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能成为热点话题,而一些公共利益攸关的事件却行进或是消失得悄无声息;它撕裂得如此厉害,意见比事实本身更能占据关注,“如何评价”成为主流,在不同的极点激荡起伏,直至无论怎样的报道都能引起谩骂。——难以想象一个不需要新闻界的舆论界,但这似乎正在发生,于一个媒体行业和记者职业的社会评价亦同步下降的时代。

这样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恶劣了,尤较于大陆新闻界念兹在兹的西方新闻界的自由、专业与受人尊敬。虽然并不经常听见新闻人的哀呼,但节节败退的新闻界定然在转身者和坚守者心中书写一个又一个的“无力”。

然而,当媒体报道行为而非报道内容,一次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时,我们谈论的这种败退,有多少是新闻界自己蚕食蚁蛀式的溃散?

媒体的全部存在价值在于传递信息。假若有一天技术发展到所有人能随心所欲地获取所有公开信息,那便是媒体这一行业寿终正寝之时。但正是因为普通民众对信息获取的极大不充分,嵌于社会结构中以传递信息为功能的媒体,才拥有了对信息的选择权和加工权。在民主世界,这一权利被社会契约论加持了一层合法性光环,于是诞生了代表民众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但实际上,无论在何种社会,信息都是人类行为决策的基础,故此这一权利既不来自于人民的让渡,更不来自于政府的授予,而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衍生的必需品。

因此,除非新闻一词从一国字典中被抹去、新闻界在特定社会被取缔,追求信息透明就是新闻界安身立命所在。假使将信息透明和其他价值进行排序,新闻人理所应当地要把信息透明摆在优先位置——在一个无处不设法降低信息透明度的国家尤其如此。为其他似是而非的价值而牺牲信息透明的行为已如黑幕笼罩四方,更有何其多人为这一行为辩护,新闻人倘不以与之对战为使命,尚要弃守这一阵地,社会还需新闻界何用。

信息透明的价值导向既定,新闻界行使权利所需考虑的便还有选择何者及如何加工两项。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唯一的标准只在于:涉关重大公共利益。经济学认为,最清楚自我利益所在的是人本身,个人是自我利益最好的决策者。然而,这些决策实际上只是建立在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基础上,只有了解更多信息,个人才能做出更符合自我利益的决策。媒体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那么强的能力传递浩如烟海的信息,在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就应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涉关最多人利益的信息事项的传递上。民众和舆论关心的事项并不永远基于理性,经常有猎奇、纵乐或是宣泄的情绪影响,于这些事项上聚焦的媒体资源,浪费远多于产生的社会效益。

如何判断涉关重大公共利益与否,则是新闻人必备的修养和新闻界所需达成的共识。这既需要经验的传承,也可以向更优秀的对象学习汲取,更应该从专事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中寻找支撑。拥有这样的判断力是成为一名优秀新闻人的必要条件——以现实观之,只可限定在“优秀”,但我们更希望有朝一日能以“合格”为限——也是新闻专业主义所应包括的内涵之一。

新闻专业主义是界定新闻界边界的壁垒。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息传递与邻里街坊的闲嘴八卦没有本质区别,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才赋予媒体所传递信息的质量与信度。信息的质量与信度,既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结果,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为此,新闻界应发展出一套公认的可操作的标准与流程,以淘汰粗制滥造的文本及生产此种文本的媒体,筑高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壁垒越高,越能让媒体传递的信息在繁杂浑浊的信息流中脱颖而出,壁垒越低,则越是削减新闻界存在的价值。

回溯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它本就是作为区分新闻界的壁垒而诞生。正是美国舆论界对新闻界的种种批评与非议,才让新闻界试图构建壁垒,隔离出一个“专业”的小圈子,以抵抗“不专业”的批评。针对新闻界的批评与非议在大陆舆论界声音不小,尽管新闻界的境况与水准相较新闻专业主义从无到有的阶段已经大为不同,但新闻界及其新闻专业主义持续性的倒退无疑是为进攻者在壁垒上搭建云梯。

不过,新闻界和舆论界并不应该是对立关系,舆论界与新闻界的互动曾让新闻事件得到圆满解决,舆论界更是曾为新闻自由鼓与呼。可惜的是,改善与舆论界关系的主动权并不在新闻界手中,舆论界的动态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的诸多影响。新闻界此时能做的,便只有借批评之力不断自我完善、筑高壁垒,减少能在技术及伦理上被实质攻击的机会,而剩下的意识形态式攻击,要么将新闻专业主义壁垒连同新闻界连根拔起,要么就不能伤之分毫。

此外,新闻界也需要习惯舆论界的不合拍,或者说,放下文人论政传统延续而来的一呼百应的心态:说到底,传递信息才是新闻界的基本职能,推动变革在健康社会并不属新闻界的分内事,只是那些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优秀新闻人,往往能判断潮水的流向。

而在不健康社会,给自己假想的权力与能力越大,责任与负担则越重,新闻人越易心生无力而至败退逃离。新闻界能做的且需要做的,便是出现在一个又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不断记录所有发生的事实,填补一个又一个信息黑洞。这听起来或许稍显悲观和消极,我们也不会许下“相信记录的力量”这种空头愿景——但唯有这般作为,才能在有可能的自由降临时,无愧地说:自己不曾辜负这份自由。

或许,还在书斋的我们低估了社会结构对新闻实践的制约,或是完全不了解业内业外流转的潜规则,更加忽略了无数前辈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地斗争历史,竟敢无知又狂妄地试图为新闻界树立标杆。那么,便请将这当作一份以新闻为业的学子们踏入业界前的天真的宣言,一个今后将由我们来实践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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