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学士,社会学硕士。记者。

一名90后的六四记忆

即使是年纪最大的90后,也不能经历1989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于,至少到85后,虽然他们的人生跨过了那一年,但年幼的他们除非有特别大的亲身冲击,恐怕也不会对这些有任何记忆。也即是说,作为90后乃至85后,我们生活在“后六四”时代,本身也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实指——至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意义,也并不是我想写在这篇文章中的东西了。

所以,作为90后的我,关于六四的记忆完全是建构在其他人的记忆之上。但这种二手、破碎又有失全貌的记忆,却构成了我对于六四的另一种想象——在那些宏大叙述之外的、私人的历史。


从家乡开始

我的家乡是一座小城市,偶尔在某个城市榜单的三线榜中,偶尔又在另一个城市榜单的四线榜中。总之,要论“开化”或信息流通,根本无法与一线城市比拟。因而每一次关于六四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居然能出现在这儿,多少有点讶异。

我第一次听闻有关六四的描述,应当来自于我的一名初中老师。其时我并不在课堂上,我也忘了我为何没在,但因为这位老师授课幽默,我们对他都十分有好感,故此应当是我缺课之后向同学打听他上课说了什么。

因为转述自同学,并且那时候对这类事情也十分懵懂,印象已经极其模糊,只记得转述中说到“游行”,说到一些学生跳窗参加,说到前面机枪一扫,后面洒水车一冲,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痕迹。——若不是我想起了洒水车这一细节,我都不能确定,当时经由同学转述的“游行”,是说的六四?还是说的南联盟大使馆被炸?

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位老师当时上课讲的是什么。因而也一直有一个疑惑盘旋:作为一名以“幽默”著称的老师,他是在什么情境下说到了这件事?他为什么要跟一班初中生说这个?是作为反面举例吗?也还是因为当时没有在课堂上,没有任何关于他授课情境的记忆,故而无法靠思考得出结论了。从我初中同学们极其少量的朋友圈动态来看,这一堂课对于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无甚影响。

——其实,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再向我的初中同学们求证过这件事,但向一位高中同学询问过,高中同学科的老师有无讲过六四,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从旁证来看,我记忆中这桩事发生在初中的可能性更大。

等我确确实实意识到六四这个事件存在时,已经到了高中。记忆中的场景是,我和班长不知怎么在QQ上聊到这件事,他给我发了一个Word文件,复制于维基百科上的六四词条。也即是说,在那时我已经知道这一事件,但并不曾主动去了解过详情,甚至不曾主动去了解过概况——我对概况的了解都来自于别人的二手资料。

这一场景回忆起来也觉得颇为神奇,因为后来的印象中这位班长也与我不是同路人了。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座小城市,高中时也有人自我启蒙到这一步,也许该感谢互联网的功劳?又或者,换言之,这可能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很多人都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六四,中共淡化处理的意图,却挡不住社会中的暗流涌动。不过,只是这些暗流也就停留在“了解”的层次了。


在北京之外

高考之后,我来到成都上大学。

我其实是一个自我启蒙很晚,又动力不足的人。尽管知道了如何翻墙,也在YouTube上看到了关于六四的纪录片,但看了看时长,又多次放弃。而在沉迷娱乐上,花费的时间却不知是这些纪录片时长的几百倍上千倍了。

我稍微有一点可以自夸之处,则是兴趣较为广泛——虽然同样是杂而不精——因而经常去各个学院旁听各种课程。一回,在法学院的一门必修课上,面对满满当当一教室的学生,老师提到了六四。

他说到,当年天府广场,也有很多人聚集。他还说了很多细节,关于警察,关于人们,关于后来的冲突与流血——但是我对所有叙述的印象只有:原来,在成都也有游行;原来,六四并不只是北京的事。

他说到,他的一名同学,在人大读书,坦克还是装甲车(我记不清了)开进了校园,吓得这名同学连夜坐火车逃了回来。

我进入大学是2012年,一个月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当时我关注的舆论因着他们“法学博士”的学历背景,对于他们还颇为期待。一度掀起小范围风潮的宪政讨论被视为这一期待下的产物,后来被禁止也被视为只是尚未到时候,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更是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不知道这位正宗法学院老师,其时对于个中暗流有无意识?要是放在几年后的当下,或是无一人再敢提及诸如此类之事了。

而后,因某些机缘,我又在网上了解很多成都和四川本土的知识分子,搜索到了关于他们1989年经历的片段。甚至有一位进入过中学语文教材的文人,也有人说他当年也曾前往天府广场鼓舞学生和人们。只是相关佐证的材料不多。另一面,我进而发现我所知的很多异议人士都出身四川,这让我对这个“偏远”地区有了别样的印象。套用一个大而化之却不一定严丝合缝地对得上他们的分析框架来说,六四对他们的伤害,造就了他们之后选择的生存形态。

总而言之,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1989年的风波,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北京这一座城市而已,影响之大也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


家乡不是结束

一年回家,在一场饭局上,几位年纪算得上我父辈的人,酒后居然聊起了各自在1989年的亲身经历。——是的,亲身经历,他们如何参加家乡本地的游行,关于家乡政府作为的一些传闻,事后他们如何被领导保护,以至于还能在体制内工作。

这一记忆中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记忆,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冲击。

其一,家乡作为一个中共建政后兴起的工业城市,受政权之益都不能用“颇多”这样的词来形容。时年苏联对华援助的工业项目,就有好几个落户家乡。换言之,假如没有中共政权的规划,这一座城或许就不会存在。

而就在这样一个同样也可以称作“共和国之子”的城市,在1989年时,同样爆发了反对的游行。这种对比确实饶有意味。当然,因为未加研究,具体到家乡而言,反对的目标可能与政权无涉(但完全无涉可能性较小,至多是说辞上的策略罢),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或许也已经开始逐渐习惯反对的游行。

不过,这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当年的风波,不仅仅是在北京,不仅仅是在大城市,甚至很可能是一个全国的现象。

其二,当时起身的人群,也不局限在某一阶层,或完全受城市空间的影响,如来自大学或工厂的动员(赵鼎新的著作中对此有论述。实际上,对于城市空间的规划,本身也是政治之一种,进而又带来政治性的后果,此中因果链条也是相当引人遐想),而是跨阶层、跨群体的,甚至体制内人士也参与其中。当然,身居高位者可能顾虑更多,但这种参与在人员结构(而非数量)上确实近乎“全民”。

其三,我未曾想过1989离我竟如此之近。在此之前,我都将其视作一种历史,哪怕我所了解、接触的人事,于我而言都有一种“历史人物”式的疏离感。而这一次,我切切实实感受到,可能身边看似普通平凡的人,当年也曾是构成“历史”的一份子。

我父亲也曾与我聊到,他的一名高中同学高考失利后复读,据其转述,复读班上一名同学考去了北京,而自1989年之后,再也不曾听到他的消息。不知道是成为未公开的遇难者,还是远走了他国。这种通过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参与者”,更加加深了我对“历史”的“亲近感”。

仔细推算来,作为90后的我们,父辈恰好就是在那个年代读书,或是大学,或是初高中。假使采用“学潮”的说法,90后的父辈们,正有可能是参与其中的学生,又或是真切见证了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们,是当年参与者或见证者的后辈。

换言之,尽管在物理时间上,我们与1989年完全隔绝了,但在生物延续上,我们却与1989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假若意识到我们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代人,而是历史的一代人,紧接而来的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90后,对于历史,对于当下,对于未来,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这种集体主义式的话语可能会引发某种反感。对于极端者来说,就算拯救人类的选择在自己手上,也不一定要非要拯救人类,毕竟人类的危机或毁灭并不是我造成的,我又何须承担此种责任?这篇文章当然也不会对此进行讨论,只是原子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经由身份认同而来的崇高感,本身并不是舍二取一的。

换言之,我们,90后,虽说不是必须,但也可以将历史赋予我们的身份,作为我们今后目标与行为的动力源泉。

而在这些目标和行为之中,我想,最为简单的一种,即是回家问问父辈:那一年,你在做什么?那一年,你看到了什么?

千万个回答汇聚起来,或许,能让我们看到有别于当局、有别于异议人士、有别于学者的,对于当年、当事的私人叙述与微观景况。


文章写作当然是为了阅读与传播,只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完全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的能力。一则,我尚未进入能独立养活自己的阶段,这一风险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消退。另则,文中还涉及到了其他人(尽管我已经尽力模糊化处理),如果查到了实体世界中的我,难免不会对他们也造成影响,这也是我无法承担的。而这一风险将持续存在,直到他们完全退出了工作状态——若全盘考虑,则不知要等到何年月。

而今年恰逢三十周年,身为90后的我们正在走向舞台中央的路上,此时不写,更待何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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