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与宗教：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

因为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最好奇的部分，其实还是外来宗教——比如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的关系。

我从去年开始了解，在我的家乡，基督教的信众主要是一些来自高山地区的苗族。除了中学时的好友偶然和我提到的一座乡下的教堂，我惊讶地发现在我们市中心就有一座。后来问了妈妈，她说她也不知道，但好像在哪里见过，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施粥的那座不知名的寺庙旁边吧。而我也勉强想起来了，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些女生还去那里借言情小说看。

但为什么我们就这样忽略了呢，如果我不好奇的话，也许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有一座教堂了。我妈妈甚至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怎么会想到要问教堂。对宗教的恐惧一直环绕着她，环绕所有中国人。

即便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一些地方的教堂，在昆明，也只知道那座业已注定要被拆掉的天主教堂，耶稣圣心堂，它的外观非常漂亮，光是路过都会被吸引。听闻彩色玻璃窗还是从法国运回来的，花了三百万重建，又花了三百万拆毁。

就在耶稣圣心堂不远处，还有一座颜色老旧的基督教堂，外观很不起眼，走近了才能看清它本来的面目。那座教堂门前长满了荒草，墙角已经青黑，感觉是上个世纪的建筑物，没有一丝翻新的痕迹，也不知道是否还在继续使用。

来到腾冲以后，我试着在地图上搜索“教堂”，竟然真的找到了一座：腾越基督教堂。（后来这座教堂的传道告诉我，他每到一个地方，也都会在地图上搜索当地的教堂。）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在微信搜索关键词，还能找到一些外地的游客也是信众写的关于记录这座教堂的文字。但是今年当我心血来潮，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教会活动，却发现这个关键词好似已经被屏蔽了，没有任何结果显示，只是提示我换一个搜索词。

无论如何，我去年已经去过一次了，我知道它存在。当时打车遇到的腾冲本地人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去做礼拜，我说我只是想去看看。但他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开始和我聊更多，包括教堂的开放时间。我现在回想，好像我作为一名游客而非信众，要让他感觉安全一些。

于是这一次我打算坐公交去，这样一来，别人只知道我在哪里下车，不会直接联想到我要去哪里，再揣测我到底是谁。其实也并非有意要隐瞒，只不过将错就错了。而且在腾冲待了半年多，已经慢慢熟悉一些地方，也记得简单的公交路线，觉得很方便。

但我发现还是高估了自己，腾冲的公交路线好像是乘客和司机约定俗成的，地图上查到的那一套不对，公交站台上贴的那一套也不对，只有乘客和司机心知肚明，或者不清楚的话上车再和司机确认。可想而知，我要去的那个地点，一定没有写在前面两套路线上。

原本地图上显示，我只需要坐到山源社区，再走几百米就能到腾越基督教堂，但实际上公交只开到了山脚下，司机就让我下车了。而教堂在山上，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陡坡。

手机导航指了一条穿过民居小巷的路，但是第一条因为修路被封住了，第二第三条小巷的尽头竟然也无路可走，就好像是某种宗教和现实的暗喻。不过那天运气很好，最终还是找到了通向教堂的路，穿过一些上个世纪风格的住宅，蜿蜒向前，终于豁然开朗，那条宽阔的陡坡只剩下一小段，直通向教堂。

但很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如果看不到右边很窄的门上写的“荣神益人”，几乎就要错过这座教堂了。它被很多新的旧的，甚至是废弃的政府部门包围着，就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座比他高大宽敞、一目了然的党支部活动中心。而我曾经误以为和教堂一体的一栋平房（就在教堂内），竟然也是政府的养老院。

真正的腾越基督教堂只剩下了简单的一栋，由主教堂和厨房组成，但因为扩建经费一直不到位，主教堂倒是由原来仅容纳七八十人的空间扩大成了现在的模样，但是和厨房仅有一墙之隔，厨房就不便再使用了。而传道和他的妻子、孩子就住在二楼。

就像中国所有的宗教活动区域，还有像佛寺、清真寺，腾越基督教堂也贴满了相同的宗教条例，还有非常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四周墙壁上必须先是爱党爱国，最后一行才能爱教。

不知为何，那天运气实在是好。当我们爬上教堂大门的那个陡坡，就见到了在一旁打扫的传道。但起初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也许在这里为政府工作——一种条件反射，下意识地就这样联想了。

他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我想他日常也是这样问的，主要还是针对基督教徒，或许对方会回答他，自己是来自哪里的教会。但我没有这样的答案，一时间愣住了，想来想去，竟然告诉他自己住在哪里。他也反应过来，知道我并非基督教徒，于是只和我闲聊起来。

后来他主动开了门，领我们进去参观，有些不好意思，但又补充说是基督教堂就是这样的，比较朴素。我也才想起来，我们印象深刻的那些拥有彩色玻璃窗的漂亮的教堂，其实是天主教堂，和眼前这座是不同的。

我在家翻的那些文字，传教士到了云南以后的故事，像是在书写圣经的，在他面前全忘了。

他告诉我，传教士由腾冲进入怒江，基督教在那里开花结果，于是他们称怒江为“福音谷”。我又想起怒江的藏族会取玛丽、玛利亚这样的名字，然后用藏语喊出他们的名字；而实际上信教最多的，其实是傈僳族。眼前这位慷慨和我分享的传道，就是腾冲当地的傈僳族，先在云南神学院学习，后来又去了四川神学院，在2009年来到腾越基督教堂，一待就是十多年。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我家乡的苗族、怒江的傈僳族、昆明周边地区的彝族，但是这位传道却笑着告诉我，信仰是超越国籍、超越民族的，是共同的信仰让人们走到了一起。我一时间感到羞愧不已。

因为防疫要求，教会所有活动都取消了，大家勉强只能在网络上进行。我想象他们能说些什么，也许还不能提到上帝、圣经，只能说一下彼此家长里短，沉默，结束。

我去年第一次来到教堂，看到门口贴了几张手写的公示（可能是由传道亲手写的），公示表明教堂在疫情期间一直没有收入，却偶尔帮助教众。除了传道的生活费，教堂还有一笔固定的支出，是向一个叫作“爱国会”的机构定期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我印象中是三百五百，但是翻了当时因好奇拍下的照片，才发现是“教堂收入上交爱国会3000元整”。

我站在教堂门口打量，发现内部和之前看到的一篇写于2019年的文章所展示的照片差不多，墙上的有些字已经剥落了，可以看出是新补上去的，歪歪斜斜。阳光从右侧的窗户射进来，那边就是厨房。在那篇文章里，他们当时是有成员奉献了100块，请大家吃稀豆粉饵丝。那天下雨，他说，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

那时我还不懂得，只当作是寻常的一场雨。因为才刚来腾冲不久，正逢旱季，每天都是晴空万里，便想象着腾冲就应如此了吧。但今年五月以来，腾冲连日下雨，我脑中便不断想起这句话：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好像就是被这句话驱使着，我才会想要再度拜访腾越基督教堂。

果然，越是到了艰难的雨季，我们仿佛就越是拥有好运气。

在我翻阅的那些资料里有记载，“由于每年夏季的6至8月，怒江地区几乎天天下雨，这使得传道人难以外出巡回布道。而且这段时间也是农忙季节，村民白天大多外出劳作，没有时间听道，所以教会选择这一时期对传道人进行集中培训，这也是“雨季圣经学校”名称的由来。”也算是基督教落地福音谷后，迁移演变形成独特的一桩。

今天人们所说的“怒江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更为狭窄的概念，更多指的是怒江州。但是在过去，我猜测腾冲周边信教的民族所居住的一些地方，也勉强能算是“怒江地区”吧，就连气候上也是如此相近。

我们站在门口摆放圣经的柜子前聊天，正逢传道的妻子和孩子下楼，腋下还夹着一本琴谱，我一开始还不太确定。眼看他们走下台阶，传道向我介绍，这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子，正要去弹钢琴。他说妻子也会弹，后半句没怎么听清，大概是过去在教会弹钢琴的经历。她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衫，戴着口罩，我只能看到一双含笑的、有些羞涩的眼睛，但是在我的想象中她一定很美。

柜子中央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公用圣经，用后归还。传道拿了柜子最顶上的破旧圣经向我展示，说是一些老人过世后，他的家人就将圣经送到了这里，有些版本比较老旧了，还是上个世纪出版的。下面的一排分别是景颇文圣经和傈僳文圣经，传道颇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虽是傈僳族，但是看傈僳文圣经却没有身为汉族的妻子熟练。

分别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带一本圣经回来看，我说好啊，于是他找了一本破损并不严重、附有赞美诗的给我，手掌大小，很方便携带。

传道还嘱咐我，等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去乡下的教会看看。他提起云南的很多教堂，我闻所未闻，也都一一记下了名字，希望日后有机会再去看看。最惊讶的是，有一个村子的道路两旁，分别矗立着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就在彼此对面。他笑着说，自己以前念神学院的时候，会和同学逃课去教堂。我想象那段时光，应该十分珍贵。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空空，但终于有机会复习传教士到云南、西藏的经历，仍然感觉像是在书写一部圣经：

内地会对怒江傈僳族的福音传播，最初是经由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腾越（今腾冲），再向北发展至怒江河谷地区的。实现这一艰难宣教任务的是被称为“傈僳族使徒”的英国传教士傅能仁。

傈僳族一定要从开始就学会必须从赤贫中侍奉上帝。

如果他们买不起油，松枝也用完了，就在黑暗中唱诗祷告。

如果卡梅伦试图进入，他就会被拦下。看着边境那边，可以看到西藏的房屋，卡梅伦叹了一口气，“当我凝视它时，我想知道耶稣的使者什么时候可以自由进入它。它总有一天会开门的。”

……他认为末日快到了，但他的心完全平静。

这是五月下旬一个普通的下午，感谢上帝冒雨到教堂。

写在后面

这是“边疆、民族与宗教”系列的第二篇。我原本只有一个故事，和基督教堂有关的。但是当我开始回想小时候的宗教经验，又牵出了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千丝万缕。

于是我打算将自己所有的相关经历和思考都放进这里，希望能够形成某种对照。感谢各位阅读。

上篇：

我小时候的宗教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