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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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疯的母亲,被遗弃的女人

“一个女人进入迷宫,一定要随身带着一条防止迷失的线。”(埃莱娜·费兰特)

做家务能够缓解我的发疯,我想这是从我母亲身上学来的。当我不停歇地清扫屋子时,我才开始注意到我的发疯,并且头一次为这种发疯感到困惑。直到我坐下来开始写作,它才得已被正视。

 

我起初感到恐慌,这是一种危机,它在告诉我,我会变成另一个女人,变成我的母亲,变成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疯女人。几乎是意识到的那一刻,我以为我可以像丢开扫帚一样丢开它,但是它始终盘亘在我的大脑里。一连好几天,我试图将自己的视线引到别的疯女人身上,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我的视线始终在自己身上,我看别人就是在看自己。

 

关于这部分的写作一直无法开始,我的痛苦也没有办法得到控制。我甚至写不出一封信、一段日记,我的出发点消失了,我的故事断了一截。因此,我总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我亲眼目睹母亲为了阻止自己的发疯而选择自杀。但是那一次“死亡”,也没有能把她从发疯的一生当中拯救出来。即便那以后她选择从一个男人身边离开,然后再靠近另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去。她的感情经历了枯竭又充盈,重新认识,直到再次枯竭,再次歇斯底里。

 

我还很年幼时,就已经懂得女人们如何选择男人,就像如何选择人生其他重要的决定。我的母亲选择什么样的男人,能说明她是什么样的女人,或者会变成什么样的女人。很不幸,她的两次选择都让她陷入会发疯的漩涡。

 

当她年纪渐长,试图将自己从牺牲的感情中抽离出来,将目光完完全全地放在女儿身上。对女儿的爱暂时地拯救了她,但是当女儿发动第一次反叛或仅仅出现了反叛的征兆时,母亲的爱又阻碍了她应对这一切。那一刻,她的发疯似乎是因为遭到了更彻底的背叛与遗弃。

 

我有时候感觉到,我的身体是母亲的身体。小时候我不自觉地模仿她,然后被夸奖像她的时候感到沾沾自喜。最早是发现走路像她,紧接着是低头的样子,笑的样子。这些容易被他人识别出来的,也是最容易被改写的,这不是母亲的全部。当我意识到她深藏的痛苦与暴戾时,就开始排斥自己的身体,仿佛每一处相像的地方,都在加剧自己变成她的命运。

 

疯妇是“权力”高涨的、苛求甚至虐待他人和自己的人。发疯是尖锐又激烈的哀怨,是长期的压抑导致的,是内心深处扭曲的不可平复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当我察觉到自己发疯的时刻,我手里握着的扫帚都像是母亲曾经使用过的。我长大了,我陷入了自己的感情漩涡,我为一个男人的爱消失而感到惴惴不安。我哭泣、咒骂、掩盖,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和我的母亲如出一辙。这副崭新的血肉之躯已经开始重复母亲之前的故事,我尽一切可能远离她,可是这么多年,她不断在我身上复发。

 

我不一定时时刻刻都能够察觉到,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另一个正在不断发疯的女人,她是我散落在别处的碎片,是我想象的长大以后除了母亲以外的样子。她是陌生人的母亲,一个寡妇。我只看到了他们相处的片段,他在试图理解她、寻找和她相处的方式,而我深有同感地想象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疯的。是为洗衣服打扫房间吗,是那天早上前男友送的戒指掉进便池吗,是为儿子没有正经工作吗,是为丈夫去世吗,是为自己被婆家和娘家置之于不顾吗。生活崩塌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发疯了。

 

在儿子的记录里,几乎全是争吵。他刚刚写下母亲是全世界最可爱最有趣最值得被爱护和书写的女人,战争在下一段就再次爆发。她持续不断地发疯,咒骂,哭泣,再假装无事发生。

 

后来我无意间读到山本耀司写自己的母亲,他称其为“天命之女”的同时又感到不安和恐惧。甚至在结尾谈到:

她很明确地说过:“你就是妈妈人生的全部啊。”听听!这种话说出来有多可怕!女人不该说的话全让她说了!

 

当一个女人试图抓牢些什么的时候,我想她已经临近发疯的边缘了。这样的爱近乎虐待,几乎要将所爱之人吞噬。

 

关于家庭中发疯的女人和试图控制发疯女人的儿子,还有一部纪录片名叫《瘾》,英文名:The Lovely Widow and Her Annoying Son(可爱的寡妇和她恼人的儿子)。在一次访谈里,导演说到自己有弑母的冲动,希望借助摄像机的暴力让母亲的角色死亡。

 

她的母亲角色对我很压抑我要扮演很乖很孝顺很有出息的角色,让她才觉得有安全感,特别是没有丈夫以后。我一边觉得她是需要安慰的,但是我又很不认可这种脆弱的样子。因为这让我很压抑。我觉得自己平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男孩子,我很贪玩,我会怀疑我自己贪玩就是件不道德的事情。我追求我自己的欲望就成为非常恶心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摄像机有种武器的成分存在。

 

在《我母亲的消失》这部片子里,母亲的逃离、对摄像机的敌意是“发疯”,导演用摄像机记录母亲的逃离计划,在我看来正是对这种发疯的抵抗和加以控制。和《瘾》里面母亲对摄像机无意识的厌恶和闪躲不同,《我母亲的消失》里的母亲有意识地将儿子手中的摄像机视为制造压迫和奴役的工具。她对着镜头说:“那些定格下来的我不是真的我,我们被镜头奴役压迫,被摄影机伤害。”这可能也是她选择消失、对摄像机有敌意的原因。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摄像机背后的儿子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愿。片名 The Disappearance of My Mother,其中蕴含的词是 Appearance 显现。当这些“发疯”被镜头记录下来,母亲就已经被杀死了。

 

以上几位母亲竟无一例外地都是寡妇,都是被孤立的女人,她们面临着相似的精神危机。儿子的书写和记录似乎并没有帮助她们走出漩涡,她们都采取了不同的行动进行反抗,然后活下去。

 

这些发疯的母亲,她们的爱又如何在女儿身上施展呢。在《自画像和三个女人》中,婚姻失败后的外婆把追求美好婚姻的愿望传递给母亲,母亲再次牺牲后又把同样的愿望传递给女儿。郑爽的母亲刘艳则是想到了自己破灭的明星梦,她把自己从了无生机的家庭主妇生活里解救出来的方式,就是把女儿培养成演员,“像疯子一样培养她”。

 

男人似乎只需要警惕母亲的发疯,控制住她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发疯的母亲杀死。温和一点的做法,则是在心里将其撕裂,使心里住着的母亲和现实中的母亲同时存在。住在男人心里的那位母亲,她一直在呵斥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基准,她使自己的儿子得以自律。

 

而作为女人,我却陷入恐惧和绝望,我母亲的影子、我小时候看见过的那些弃妇的影子,有一天会在我身上重现。当我遭遇了抛弃,我会和她们一样发疯,和她们一样无法阻止自己的撕裂。但是这种“发疯”似乎也带来了某种正面影响,如果有一天这条纽带断了,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看到来自过去的疯女人,从小就暗暗发誓要避免重蹈其覆辙,包括反反复复观看她们如何被自己的儿子杀死,又如何在女儿身上复活。这时,我们是否还能认为自己是另一种文化、另一段女性历史的产物,我们真的可以避免被撕裂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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