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反对以姚氏为代表的广泛流行的论证方法

这里我先不阐述观点，先摆一篇奇文大家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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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作者：姚文元  1965年11月10日  发表于上海《文汇报》

从1959年６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１９６１年，他又经过７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 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颈，“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１５６９年夏到１５７０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２４万亩，有的说４０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野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尝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１５８７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１６４４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６０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 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 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 泽东 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４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４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４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１５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

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 泽 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 泽 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尝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１９５７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 泽 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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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篇文章，我的观点是，抛去阶级斗争为纲的语言特点，虽然姚说出了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的病根所在，但其论证方式是先对原文和历史加以曲解，再然后对曲解的部分加以引申，从而歪曲了原文本身所想表达的含义；此外，他从曲解作者原意的角度，给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殊不知这种方案本身就没有可行性——具体而言，就是地主阶级中的“海青天”实际上不存在，恐怕官僚中的“海青天”同样也不会存在。

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我的观点。当年这篇文章影响十分广泛，引领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很长一段时间的走向，但实际上由于这篇文章本身逻辑有一定的问题，因此得出的“药方”不仅没把病根治好，反而治死了人。

如果有人还没有明白这种论证方法的危害，那么请看下边的文章，它应该能解释你的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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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无忌的明教生涯》   

                                                                           一

　　1327年，正当第一次中国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明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阳顶天同志在蒙元匪帮、大地主大奴隶主的代表和打手成昆的暗算下不幸遇害。此后，国内革命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革命进入了低潮期，在蒙元反动政府的围剿下，大批革命意志坚定的教内同志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也有很多不坚定分子纷纷脱教、叛教，革命进入了低潮期。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中明所代表的革命力量。革命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教中央面前的生死攸关问题。

　　在这一关键时刻，以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杨逍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以中明中央常委、南京军区司令殷天正为代表的“左”倾冒进主义分子个人野心膨胀，为了争权夺利，发生了内讧，排挤了阳顶天同志指定的接班人谢逊同志，以及以韦一笑、彭莹玉、周颠等同志为代表的，主张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道路。不久，殷天正在教内路线斗争中失利，竟脱离教中央的领导，另立“中央”，建立了托派的伪天鹰教，自任总书记，悍然进行了分裂教中央的活动。殷天正的分裂行径遭到了广大教内同志的抵制，而由杨逍等领导人把持的教中央，也因为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为广大教徒群众所唾弃，处于瘫痪的状态。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这一危急时刻，彭莹玉、周颠、棒胡等同志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在全国各地建立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朱元璋、周子旺、徐寿辉、韩山童等新一代革命家；范遥同志放弃了党内的高级职位和较为便利的生活条件，为打入敌人内部，坚持情报工作而卧薪尝胆；谢逊同志在各地进行游击战，刺杀了许多大地主大奴隶主的要人，虽然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是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与之相反，黛绮丝（国际明运驻中国代表）等人因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腐蚀，追求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爱情” 而脱教，而以杨逍、殷天正为代表的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思潮愈演愈烈，与反动势力相勾结，加紧了篡教夺权的阴谋。

　　正在这时，发生了著名的“王盘山惨案”。六十年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前夕，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夫妇郭靖和黄蓉为了防止反动敌人的破坏销毁，将伟大的革命导师黄裳所著的革命理论著作《阴阳矛盾论》和伟大的军事家岳飞同志所著的不朽军事著作《持久战论》封入了倚天剑和屠龙刀两件兵器中，象征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真理。

　　但是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志，不明白革命的真谛，在反动思潮的蛊惑下，陷入了“唯武器论”的错误思潮，认为得到倚天剑和屠龙刀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为此你争我夺，混淆了革命的主要方向和目的，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336年，屠龙刀落到了伪天鹰教托派“中央”的手中，伪天鹰教得意洋洋，弹冠相庆，在王盘山岛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屠龙刀，妄图靠此取得中明中央的领导权。为打击托派的嚣张气焰，并夺回屠龙刀，使革命回到正确的方向，谢逊同志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毅然潜入王盘山。

　　谢逊同志出身贫苦的猎户家庭，根红苗正，觉悟很高，是阳顶天同志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全家都是被反动势力代表成昆所杀，国仇家恨的教育，令他充满了革命的斗志，曾经一拳击毙少林寺反动头子、封建僧侣集团代表空见。在王盘山上，谢逊同志意志坚定、斗志昂扬，投入了忘我的战斗之中，最后打败了敌人的围攻，歼灭了伪天鹰教的反动势力。但是，由于谢逊同志思想中阶级斗争的弦没有时刻拉紧，忽略了向他靠拢的投机分子张翠山、殷素素，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张翠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投机革命，投入著名民主派爱国人士张三丰先生领导下的武当民盟，担任机要秘书；殷素素是殷天正的女儿，只有十八岁，殷天正任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竟将她封为托派“中央常委”。二人在临安一拍即合，勾搭成奸。他们在王盘山上，为了夺取屠龙刀而向谢逊同志示好卖乖，骗取了谢逊同志的信任，最后又背信弃义，将谢逊同志的眼睛射瞎，这就是中明教史上著名的“王盘山惨案”。

　　身负重伤的谢逊同志舍身将他们带到北极的阿留申群岛，试图和他们同归于尽。但是为了打入中明内部，窃取革命机密，张翠山和殷素素又表演了猫哭耗子的“忏悔”，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并与谢逊同志结拜为“兄弟”，从而麻痹了谢逊同志的斗志。打听到谢逊同志是阳顶天同志指定的接班人后，他们就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儿子张无忌拜谢逊同志为“干爹”，试图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来篡夺中明中央的领导权。

　　                                                                    二

　　张无忌（1337-1358），是小资产阶级张翠山和托派分子殷素素的儿子，从小就受到了反动的教育。虽然在谢逊同志的积极影响下，有一定追求进步的革命思想，但是更多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享乐意识和托派的反动纲领的结合。1346年，张翠山、殷素素将自己的“结义兄弟”、双目失明的谢逊同志抛下不管，带着儿子张无忌返回国内，试图投机革命。但是其行踪很快被昆仑民革、峨嵋妇联、丐帮致公党等各民主门派发现，各民主门派关心谢逊同志的下落，向他们询问。但张翠山夫妇出于独占屠龙刀的政治野心，对此秘而不宣，引起了各民主门派的不满。不久，在革命群众揭发之下，张翠山曾经杀害过民族企业家都大锦满门，以及殷素素殴打武当民盟前任秘书俞岱岩致残的犯罪事迹大白于天下。二人的画皮被揭露后，在武当山上畏罪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张无忌因为年纪幼小，被宽大处理。爱国民主人士张三丰先生亲自抚养教育他，希望他能摆脱父母的不良影响，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材。但是张无忌怀着对革命进步势力刻骨的阶级仇恨，冥顽不灵，在武当山上挑拨生事，经常辱骂和殴打追求进步的同学宋青书、清风、明月等人。张三丰无奈之下，将他送到蝴蝶谷医学院，这里是中明的支部，院长胡青牛同志担任支书，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医学家，老军医。一生治病救人，兢兢业业，医好过无数明教的革命战士。张无忌试图投靠胡青牛同志以投机革命，但是胡青牛同志阶级觉悟很高，识破了他的反动本质，把他赶出了门。张无忌却赖在蝴蝶谷不走，软磨硬拽了两年，要做他的徒弟，始终被胡青牛同志所拒绝。

　　1350年，胡青牛同志在叛变革命的黛绮斯的屠刀下不幸牺牲，张无忌在胡青牛同志死后，私自侵吞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医学专著，并以他的继承人自居，四处招摇撞骗，说得到了老军医的秘方，专治性病疑难杂症，以此来讨江湖混饭吃。

　　这时候，东方红，太阳升，朱元璋同志在彭莹玉同志的带领下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明，走上了革命道路，和徐达、汤和、邓愈等同志一起，在自己的家乡凤阳和蒙古鬼子展开了游击战（参看本书第十三章“朱元璋同志早年的革命道路”）。张无忌以胡青牛学生的身份游医来到这里，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款待。但是由于害怕自己的真面目被揭穿，张无忌不久后便离开了凤阳。

　　在社会上，年仅十四五岁的张无忌就展现出无耻下流的一面，诱拐了一个叫杨不悔的女孩。原来，当时的中明中央领导人杨逍生活极其腐化堕落，长期与峨嵋妇联的一名女青年纪晓芙非法姘居，并生了一个女儿杨不悔。后来此事被革命群众揭发，杨逍为了保住个人权位，将纪晓芙母女赶走。不久，纪晓芙被峨嵋妇联主任灭绝找到，灭绝大义灭亲，当场将其处决。杨不悔流落在街头，后来遇到了张无忌，于是被他骗奸。张无忌听说杨不悔是杨逍的女儿，又起了投机的念头，决定将杨不悔送到昆仑山中明总部，去投靠她的父亲杨逍。不料，杨逍却生怕自己的丑行暴露，在接回了女儿之后，就把张无忌赶走。

　　张无忌在武当山时，曾偷窃了武当山图书馆中一些武术方面的藏书。为了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离开杨逍后，就躲在昆仑山上练习拳脚功夫，成为了所谓的“武林高手”。这些浅薄可笑的武术也成为他日后招摇撞骗、吹嘘卖弄的资本。

　　1357年初，在蒙元反动统治者的挑拨下，也因为杨逍、殷天正等教内高层的倒行逆施，破坏统一战线，引起了一些民主门派的不满，挑起了六个民主门派和中明之间的械斗，造成了双方很大的损失，这对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在双方两败俱伤之时，张无忌却渔翁得利，跳出来收拾残局，打败了几个民主门派的负责人，让双方结束了对抗，然后宣称自己“拯救”了明教。他是殷天正的外孙，手上又有杨逍的把柄，而韦一笑、彭莹玉等进步势力也被他的表演所迷惑，

因此裹挟了民意，让中明中央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的结果选举他担任了中明中央第三十四任总书记的职务，实现了篡夺明教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一些同志据此认为，张无忌多少有“拯救明教”的功绩，因此功过应该三七开，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张无忌的行为客观上是起到了保存革命势力、打击蒙元统治者气焰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享乐，这和昏庸无能的蒙元统治者放任中明壮大的性质是相同的。难道我们也要感谢他们的腐化堕落吗？并且也应该看到，张无忌在职期间，延续了杨逍、殷天正的反动路线，对朱元璋等同志的正确革命路线则加以打压，因此对革命的整体发展是很不利的。

　　                                                                       三

　　张无忌以并非中明教员的身份攫取了明教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对于丐帮等帮派的挑衅躲在地道里不敢出头，引起了教内一些老同志的不满。为此，张无忌不得不故作姿态，打出了去海外迎接谢逊同志回国担任总书记的旗号，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同时为了个人享乐，对革命也采取了流寇主义路线，轻易地放弃了昆仑山的根据地，逼迫总部的同志和他一起转移到较为繁华富庶的中原地区。导致了光明顶总部和西域地区不久后被蒙元军队所攻占，这给祖国统一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张无忌的个人生活也是相当腐化的。上面已经说过，他和杨不悔之间在青少年时期就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来，他以“曾阿牛”的化名，在昆仑山中又长期和自己的表妹、殷天正的孙女殷离同居。殷离虽然出生在反动的托派家庭，但是是一个有一定进步追求的女青年，她对自己的父亲乱搞男女关系十分不满，因此和反动家庭决裂，离家出走。但是没有解决“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所以很快又被张无忌诱骗。幸好她不久后就认清了张无忌的真实面目，和他划清了界限。后来和常遇春同志经自由恋爱结合。

　　在昆仑山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张无忌还和已经叛教的黛绮丝的女儿韩昭发生了关系。韩昭是奉黛绮丝的命令打入中明内部的女特务，被杨逍派去做张无忌的私人秘书，结果被张无忌所看中，成了他的女人。张无忌向她透露了很多中明内部的机密，让她得以将这些机密告诉母亲，最后母女双双回到波斯，向当时已经变修了的、对中明的发展采取敌视方针的国际明教总部去邀功请赏。韩昭凭借这些功劳和个人的小聪明，也步步高升，一度攫取了国际明教总书记的要职，给国际明运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在昆仑山上，张无忌还勾引了灭绝女士的学生周芷若。周芷若是一个幼稚的女孩，被张无忌诱骗后，不顾自己的恩师灭绝女士的一再告诫，向张无忌吐露了各民主门派许多重要情报。张无忌正是靠这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光明顶战役的“胜利”。武当民盟的机要秘书宋青书看不顺眼，去质问张无忌，反而被他翻脸殴打。

　　在离开昆仑山后，教中央遇到了各大民主门派被蒙元反动势力劫持的棘手事件。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是大地主大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蒙元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的汝阳王察罕帖木儿的女儿赵敏。赵敏是一条浑身流着毒液的美女蛇，用极其卑鄙下流的手段诱骗各大民主门派上当，从而俘虏了他们。面对这样凶恶的敌人，张无忌却采取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策略，当他在赵敏的别墅成功将其抓获后，又被困在地窖里，被对方俘虏。张无忌既不果断地击毙这个革命的死敌，也不利用她做人质去拯救自己的革命同志，而是向她摇尾乞怜，求她放自己出去。在哀求未果后，张无忌丧心病狂，作出了侮辱、猥亵妇女的可耻行径，严重地败坏了革命风气。

　　当回到革命队伍后，张无忌对自己被俘期间的行径并未老实交代，而是采取了隐瞒的方法，妄图掩盖革命生涯中的污点。但是张无忌机关算尽太聪明，建国后，革命政府在“镇反”过程中抓获了潜逃的原赵敏爪牙、“神箭八雄”中的赵一伤，钱二败，他们向政府老实交代了张无忌先是屈膝投降，然后猥亵妇女的可耻行径。

　　赵敏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野心的女人，她虽然在蒙元统治者的阵营中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却因为最高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无法爬到最高层，而受到其他男性的打压。在此情况下，她也萌发了另觅山头的想法，因此在被张无忌侮辱后，赵敏反而觉得可以攀附张无忌这棵大树，二人一拍即合，迅速勾搭成奸。制定了由赵敏抓人，张无忌放人的双簧戏，以诱骗各民主门派上钩。

　　首先下手的对象就是和张无忌有渊源的武当。为了骗取武当的领导权，张无忌丧心病狂，扮成小道童混进武当。眼看着张三丰先生被赵敏派出的打手刚相偷袭而不阻止，想让张三丰被杀死后，自己再出来如法炮制地“拯救”武当。但是事与愿违，张三丰先生虽然受伤，但是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虽然如此，张无忌费尽心机，唱念做打，终于骗得了他的信任，不但得到了太极拳等高级武术的传授，而且在武当安插了自己的势力。比如让杨逍的女儿杨不悔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武当民盟委员殷梨亭，以拉拢武当倒向自己。

　　8月15日，张无忌又回到蝴蝶谷去召开了中国明教代表大会。以“领导起义”的名义对全国各地正在展开的大好革命形势横加干涉，胡乱指挥，并且安插自己的嫡系到地方部队去争权夺利。然而许多教内同志这一时期尚未看清楚张无忌的真实面目，反而对之存有幻想。张无忌脱离实际情况的指挥，虽然在朱元璋、常遇春等同志的革命警惕和坚决斗争下并没有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对于革命工作也是没有益处的。一些同志至今还认为张无忌在蝴蝶谷会议上“宣布起义”才造成了日后革命形势的高涨。这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表现，看不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将希望寄托在少数的所谓英雄人物身上。

　　                                                                           四

　　不久，张无忌又到了大都去和已成为其情妇的赵敏幽会，继续演出“拯救六大派”的双簧。实际上，将六大派营救出来的工作，主要是潜伏在敌人中的范遥同志完成的。根据一些记载，在范遥同志紧张地营救民主门派人士的同时，张无忌正在和老相好赵敏饮酒作乐。但是范遥同志不居功，不求名的谦虚谨慎作风反而让张无忌有机可乘，将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虽然客观上来说，营救民主门派对建立反蒙统一战线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却也给张无忌增加了很多迷惑效应。当时只有峨嵋派的灭绝女士看出了他的真面目，而严厉要求下属周芷若不得和他再有任何关系。但是周芷若却情迷心窍，不肯听从。张无忌因为对灭绝女士的忌恨，在营救过程中有意害她摔死而没有接住。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张无忌为了诋毁灭绝女士的名声，也为了打压范遥同志，还以工作需要为由，逼迫范遥同志捏造并散布了他本人和灭绝女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谣言，贼喊捉贼，严重败坏了我教的崇高声誉。

　　不久后，正当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张无忌却以迎接谢逊同志为名，带着赵敏、小昭、周芷若等几个姘头去海岛上度假了。张无忌荒淫无耻的生活，让几个情妇也无法忍受，从而演出了一场争风吃醋的丑剧。小昭一气之下，回波斯去了。而赵敏因为和周芷若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未果，也回了大都。周芷若还企图杀害殷离而未遂，又掩盖了自己的罪行。当张无忌终于和谢逊会面时，谢逊严肃地批评了他的生活作风问题，并勒令他和周芷若订婚（当时谢逊同志还没有看清周芷若的真实面目），希望能帮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

　　但是张无忌一回到大都，就把谢逊的告诫抛诸脑后，去找赵敏重拾旧欢去了，又导致谢逊同志和周芷若落入丐帮手中。

　　丐帮本来是一个由劳苦大众组成的革命性组织，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缺乏正确革命理论的引导，一直没有找到斗争的方向。在中明成立后，不但没有积极向教中央靠拢，反而抱着抵触的心理和中明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后来，帮内混入了陈友谅等地主富农阶级的代表和许多流氓阿飞，组织的性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陈友谅绑架了周芷若和谢逊同志，打算让张无忌屈膝投降，以实现其控制教中央的野心。

　　张无忌对于谢逊同志的死活实际上是不在乎的，但是为了找回周芷若继续其荒淫享乐的生活，也为了维护其教中央总书记的体面，不得不进行一些营救工作，但也十分不得力。这个时候幸亏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杨过的后裔、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士杨冰女士从中进行了斡旋，揭穿了陈友谅等人的反动面目，让丐帮释放了周芷若，和中明达成了和解，并结成了统一战线。杨冰女士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张无忌又沽名钓誉，将此算作是他自己的功劳。

　　此后赵敏和周芷若继续争风呷醋，勾心斗角，最后演出了在婚礼上二女争夫，大打出手的丑剧，把张无忌的丑陋面目暴露在全社会面前。相对于还有一丝民族大义和良知的周芷若来说，赵敏的无耻、放荡和堕落更加适合张无忌的口味，所以他不顾和周芷若的婚约，也不顾谢逊同志、张三丰先生对他的期望，悍然和赵敏一起出走了。这在革命教徒和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亲不亲，阶级分。受到朱元璋同志革命思想熏陶的同志们，通过这件事情，越来越认清了张无忌和大地主大奴隶主勾结、投靠反动阶级的本质，并自觉与之划清界限。

　　                                                                           五

　　这一时期，陈友谅等人将被俘的谢逊同志送到少林反动僧侣集团那里。少林本来也是一个民主门派，但是其反动佛教的意识形态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其上层人物在很多根本利益上和蒙元统治者是沆瀣一气的，只是由于分赃不匀，才打起了反蒙元的旗号。虽然中明的同志对它百般争取，但它还是越来越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最后在成昆的怂恿下，对谢逊同志举起了罪恶的屠刀，要通过对谢逊同志判处死刑向蒙元统治者献媚，并向中明施加压力。由于谢逊是他“干爹”的身份，张无忌出于维护自己体面的需要终于还是放下和赵敏的荒淫享乐，和杨逍、殷天正等人来到了少林寺。

　　众所周知，张无忌的营救除了让殷天正送命之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甚至由于他和周芷若的桃色关系，还被周芷若的美色所迷，浑浑噩噩中被她所重伤。但是这个时候，成昆和少林寺一些领导人也发生了矛盾，并囚禁了空闻方丈等要人。是杨冰女士揭破了成昆的阴谋，又因为谢逊同志老当益壮，重创了成昆，才让少林和中明的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但是，由于张无忌并没有营救谢逊同志的决心，也由于谢逊同志自己思想改造不彻底，在目睹了张无忌的所作所为，对他彻底绝望后，又被少林的佛教唯心主义所迷惑，自愿留在少林寺中，并且在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灰心和失望，给革命工作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蒙元统治者看到成昆这个代理人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之后，悍然出动大军围困了少林寺，要将革命势力彻底扑灭。当朱元璋同志得知这个紧急情况时，不顾自己前线吃紧，毅然派出徐达、常遇春两位军长，率领两个军的兵力赶到少室山下，解了少林寺之围，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对此，张无忌不但没有坦承朱元璋同志的丰功伟绩，反而将功劳揽为己有，四处吹嘘自己掌握了岳飞的遗著，兵法如神，战无不胜，令革命群众深感愤慨。

　　不久后，张无忌又带着赵敏来到朱元璋同志领导下的濠州地区，一路大讲排场，吃喝迎送，奢侈浪费。这个时候，濠州地区通过民主选举，将不称职的领导人韩林儿罢免，选举众望所归的朱元璋同志为濠州军区总司令。后来因为掌握了韩林儿叛教投敌的劣迹，而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将其依法处决。对这个完全正常的组织程序，张无忌却因为和韩林儿的私人关系而以总书记身份批条子、耍威风，施加压力，无理干涉。赵敏也以总书记夫人的身份干涉上下行政工作，弄得乌烟瘴气，一团糟糕。在濠州的同志们感到为难的时候，周芷若因为和张无忌的恩怨又找上门来，说要张无忌帮她做一件事情。结果张无忌和周芷若、赵敏就大被同眠，做出了“一龙双凤”的丑事，严重违反了教内的组织纪律。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教内革命同志们在发现这一点后，和张无忌进行了坚决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张无忌迫于无奈，同意辞职，带着两个女人离开了濠州，从此不知下落。建国后经过长期排查都没有发现，可能是叛逃海外了。

　　张无忌在辞职后，还妄图通过其代理人杨逍继续控制教中央。但杨逍在继任总书记后，无所作为，不得人心，很快在民主选举中被选下台，郁郁而终，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逍死后，教内同志一致推选朱元璋同志为中明第三十六任总书记。朱元璋同志担任总书记后，拨乱反正，推陈出新，不遗余力地推行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很快让全国革命形势有了根本的扭转，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全面的胜利。

　　1368年，经过长期不懈的人民战争，朱元璋同志领导的第二次明教革命战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蒙元反动派赶出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大明国，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

　　但是，在蒙元反动派的统治被颠覆后，逃到外蒙的“北元”匪帮及被清除出中明的张无忌、杨不悔、殷野王等反动势力，为了给自己的反革命行径涂脂抹粉，为了抹黑伟大的中国革命，为了抹煞伟大的中国红军的功绩，收买了香港殖民地的反动文人、蒙元包衣奴才的后代金庸，炮制了反动政治读物、大毒草《倚天屠龙记》，处处以美化张无忌、赵敏、杨逍等反动分子，丑化革命领袖朱元璋等同志为能事，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混淆视听，流毒深远，起到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张无忌的罪恶一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