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偏见

1，

在讨论政府在疫情中作用时，已经有许多人对于政府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它们行动低下，侵犯人权。当他们看到武汉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抱怨政府、攻击政府践踏人权，草菅人命。当他们看见李文亮医生的不幸去世时，抓住这个机会攻击政府，认为一切后果都是由于对他的压制和人权侵犯导致的。可是他们可曾想过，实际上正是由于政府的各种决策，才使他们自身免受病毒侵害。人们终究没有上到前线，也无法体会到政府在组织运作时的良苦用心。

所谓政府，就应该在整体层面对于社会进行管理，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幸福，而非因为个别人的个别感受而倾斜。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有所侧重，关注主要问题，解决大部分人遇到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背后的合理性。

在疫情刚开始之时，李文亮医生在大家还未意识到疫情严重性之前便向周围的人发出了警告，随后这段对话流出，李文亮和其他七位“造谣者”当即被当局抓了起来。而随之的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已经承担，人们认为政府在这个行为上难辞其咎，不仅因为所谓“维稳”错失了抑制病情的最佳时机，也为八位“造谣者”后被指称为吹哨人的医生们的悲惨遭遇而感到痛惜。这的确是一场天灾，但备受指责的不应该是政府，政府只是以它一贯认为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在运行。试想，每年有多少起这样的事件发生，多少次疑似疫情而实际上是谣言的事件出现，若政府对于每次事件都以最高度的重视，那么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政府的运行逻辑本身并没有出错，而是在某些甄别技术上稍有滞后，这一次事件并不是政府运行失败的必然，而是超强病毒出现的偶然。事后诸葛亮总是更聪明的，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应该看清真正的敌人——病毒本身。

疫情是危急时刻，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将整个社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社会赋予个体的责任不是由个人好恶决定的，有的时候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若是满足了每个人的诉求，疫情还该如何抗击？社会还该如何运行？李文亮医生是不幸的，成为了疫情下的牺牲者，但他同时也完成了他的使命，使我们对抗疫情团结一心。我们同情不幸被卷入的人，但同时也请这些人为整个社会的命运做出崇高的牺牲。我们不应该苛求政府和社会在这个时候对于个体给予过多的关注，而是应该让他们全心全意抗击疫情。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无可苛责。

2，

李文亮医生的死，似乎成为了一个导火索，一下子点燃引爆了社会内在的矛盾。当下随处可见的文章总是想为疫情爆发导致的社会后果找到客观化的理由，例如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因素和功能冲突。然而实际上，这段时间内政府行为引起的一系列社会争议的本质是积怨已久的统治群体——或者说是特权阶级——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特权阶级通过当下体制给予他们的无限权力压榨平民百姓。特权阶级手中攥住一切重要权力和资源，平日通过propaganda与治理技术的精细搭配可以将这个事实掩盖在日常routine之下，而这次疫情作为一个特殊时刻，将背后的矛盾推到了大众眼前，让它变得可见。

政府对于李文亮医生在一月初采取的一系列噤声行动，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政府本应是服务于人民，管理人民，此刻却以它的自身利益为先，成为了人们自卫行动的束缚者。有些焦虑的人们申诉无门，而大多数人则沉睡于政府大力的宣传机器之下，相信着“我们的奉献是为了我们的祖国”。天枰在逐渐倾斜，等到真正决堤的那一刻，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人们开始向政府投去敌视的目光，终于认清了自己仅仅是特权阶级的苦力这个事实。propaganda所塑造的白日梦最终还是幻灭了，平民百姓自发地站在一起，揭开特权阶级贪婪的面孔。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所谓“国家”和“社会幸福”只是幌子罢了，李文亮医生的牺牲也成为了攫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就连他死后的尸体都必须“物尽其用”。统治阶级通过对于医疗资源与医疗信息的控制来达到治理的目的，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百姓根本没有任何喘息和活动的余地。但通过这次疫情，人们总算意识到了自身被统治的状态，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特性被剥夺了，成为了政治利益的筹码。终于有人醒了过来。

3，

显然，政府在这次疫情期间的众多举动导致了无可挽回的悲惨后果，然而政府应当被斥责的根源应是对于民众的欺骗、诱导和对于个体利益的侵犯以攫取政治利益的行为。湖北省政府为了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明知疫情已经出现却不公之于众，并且还给予民众错误的信息。对于这种行为的批判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官员品性的败坏或者机构内部的组织问题上，而应该关注于政府的期满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

疫情发生的时候，湖北省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正式播报，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也直到一月底才正式启动。相比之下，同时段其他地区早已进入警备状态，在省内采取相应措施。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地将民间观点引向对于疫情的不重视，大部分人们也因此认为疫情并不严重。权威学者作为政府的发言人，将自身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威望交付于政府所利用，攫取政治利益，助长了政府的道德腐坏。

这种状态下，公信力的崩塌是可以预见的。政府带头引导欺骗的风气使得其作为本应无条件戒律的利维坦变为了腐坏的巨兽，若将这种行为推而广之，那么社会即会陷入一片混沌之中。人们互相欺骗对方，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契约也将不复存在。人在其中的身份也从一个完整的人、拥有鲜活生命的人变为了治理下的数字，人成为了政治利益的组成部分。从前，人们不觉得政府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牺牲一部分利益所换取的是共同繁荣。而这次疫情则将这种预设的不道德性全部展现了出来，人不再为终极目标，而是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属。

4，

从疫情确认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数月，而政府的言辞也从“不会人传人”，到“可控人传人”，再到“传染性强”一步一步变化。它从未真正考虑到每个人的利益，政府这一系列政策所顾忌的只有它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后果我们都正在承担——累积超过七万人感染新冠肺炎，而其中的近两千人已经死去。有人说道：“数字是冷漠的，但如果你召集两千人、七万人到一片空地上，然后再看着这每一个人、每一个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在你面前痛苦的死去。看着你生命中活生生的两千人、七万人化为灰烬，你的心也死去了。”这一切一切的痛苦本该可以被避免。

李文亮医生早在一月份就警示过他周围的人要小心新出现的病情，从各方面来看这个疾病与SARS有高度的重合。而政府却将他以“造谣”这种荒谬的罪名抓了起来——一群完全不懂医学的人在说一个医生造谣。当然，民众对这些背后的内容是全然不知的，一切有关疫情的信息都被封锁，各大电视台滚动播放对于造谣者的处罚，网络上流传着“不信谣，不传谣”、“谣言止于智者”的标语，一切都预示着一番美好的景象。

这些荒谬事件的根源，是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和对于医疗领域的过度干预。政府认为自己是全能的，一切都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终极目标，却全然不考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人们是失声的，民众的智慧失去了声音，专家和学者的智慧也失去了声音，徒留propaganda在原地领导人民。作为一个人，必须要有说话的权利，不论是真相还是谣言，需待留给个人判断。若一切话语都留由政府来评判，官方对于“真相”进行垄断，那么所谓真相也只不过政治利益外的道德外衣。所有不利于政府维稳的声音都成为了谣言，而普通民众还被蒙在糖衣之下，在“相信政府”的口号中欢度春节。信息的流通并不会导致所谓的混乱，因为人们在探讨与争论观点时真实的信息便会得到确证。不仅如此，政府对于其他领域的过度干预也是导致恶果的帮凶。政府一手遮天，为了公信力而拒绝相信专业学者的建议，一味走自己的老路。若政府放开医疗领域，相信民间专家和学者，放开医疗市场，那么最优秀的那一位便会胜出，政府也不需要担心所谓“谣言”成为了“真相”。

政府出于所谓“维稳”目的压制言论自由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对于医疗领域的全权干涉所导致的后果我们也承担了，张锦华痛批中国政府“犯了多次错误，却仍要一手遮天。”若政府仍手握如此多的权力至人民与市场而不顾，对于一切事务采取强制措施，这种人祸便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