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中国

今天的阳光特别好。下午我出门是时，发现楼下的空地上多出了一个小花园，也不知道是哪家搭出来的。四周用木桩围成一个近圆形，种了好几盆玫瑰。很美、很有心思，那一瞬间我觉得生活很安逸，安逸到容得下这些花花草草。

我在街上走了没一会儿，手机就叮咚响起，是新闻推送：湖南有商家将蛋白固体饮料称作氨基酸奶粉，以高价卖给不能引用正常奶粉的孩子。当下真的是感到一阵寒意：三鹿事件过去这么多年，这片土地上居然还会出现“大头娃娃”，谁能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只要熟悉中国执政党所创造的历史，就知道这样的问题已经多到令人懒得探讨。万金油一样的句子恐怕这里也可以涂一涂：“所有的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

我把那篇新闻转发给好友，没有愤怒的申论，只是某种提醒或叹息：你看，在中国养娃真是要多长几个心眼。

生活又容不下我楼下那片小花园了，这就是我矛盾的、割裂的中国。

在学校时，我的人格心理学老师是1978届的大学生。

1978年，是中国十年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心理学专业恢复招生的第一年。

我的老师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的爱国者。大三上学期，她在课堂上说到，对象关系(self-object)学派告诉我们，人要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故乡、 自己的国家，因为这是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无法摆脱的东西，是自尊的基础。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同这一观点，即爱自己与爱他人是相互的关系。

比如说，人们总会发现原生家庭给自己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但是“发现”与“憎恨”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唯有当人意识到父母也是能力有限、为自己的认识所局限的凡人时，人才真正摆脱了那个怨怼的、长不大的孩子，变成更有能力的成人。因此，我向来不认为憎恶自己的父母、身份和国家能够成就一个健康的人。我也不太与这样的人有太多个人接触，更喜欢在一旁默默观察他们。

不过，家与国终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的老师也终究是一个心理学者而非政治学者，她也有她的局限性。比如，在我老师所说的“概念”里，对于国家的界定是非常不清晰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词意味着对执政党的天然拥护（反正也只有一个可拥护对象）。

2020进行到现在，荒谬的事情在这土地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从西方政治学的视角看，一个来自其他民主国家的人可能会惊讶于中国人的健忘和政治冷感，我自己又何尝不是怀抱着深深的失望呢。

可是，我还是总想从这荒谬大厦的废墟里，艰难地扒拉出一些值得爱、值得尊重的东西。我会想到搭出那片小花园的我的邻居，想到每天带孙子遛弯的爱笑的楼下阿姨，想到大学最初那个特别懵懂，曾以为能够变成global citizen去探索这世界的自己。在没有被生活锤过的年代里，年轻人应该都做过有关“后浪”的梦。

这就是我的一个中国，它几乎割裂到快碎成几瓣，可块与块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只能拿起胶带，一圈又一圈，想要将它们粘在一起。可我要维持的那个东西不是真正的国家——我要维持的东西，是自己的认同与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