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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后浪 | 精神病院儿童病房的孩子们

2019年,我在精神病院实习。

昨天是5月4日青年节,我们都看到了b站讲给中年人、歌颂新时代的《后浪》。这部片子说的是这一代年轻人,让我回忆起我在精卫中心封闭儿童病房(10~17岁青少年居多)里的所见所闻,觉得很感慨。

第一天进病房时,我对那里充满了好奇。当时我穿着白大褂,感觉自己有模有样,看见活动室里有一个小姑娘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就上去搭话。

我问:“嗨,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病人在医院里习惯了跟医生报告病情,她并不觉得我的问话很奇怪,而是如实回答道:“我脑子里有声音。”

“什么样声音?”

她说:“有人一直跟我说:‘你好恶心,你好恶心’。”



许多社会科学学者都非常关注弱势群体。观察一个社会的本来面目,不能看这社会中最有权力的人过着如何丰富的美满生活,而是看这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在受到怎样的对待。

在弱势群体中,精神病人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孩子,又是精神疾病患者中更特殊的一类。

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应思聪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症”,而在大陆,同样的病,名字还叫做“精神分裂”。

我在精神卫生中心里,接触过不少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的孩子。思维和知觉都失调了,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出现幻觉、幻听、自杀等等常人不会体验到的心理状况。对一个健康人而言,这样的接触是完全自身经验外的一种体验。

大部分被诊断为有精神疾病的孩子在发病前都经历过让他们难以忍受的压力环境、压力事件。孩子即是家庭,家庭即是社会。因此,孩子的遭遇身上,反映的是一整个社会里积累出的尖锐矛盾。我在病房里,见过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而入院的孩子,见过立志成为电竞选手、和父母闹翻的孩子,见过家境很好、出生在人生胜利组,却因为父母重男轻女,而陷入无尽怀疑和痛苦的孩子。

我想你听到这里一定会产生疑问:这些孩子能被治好吗?


精神疾病可以被类比为糖尿病,精神疾病类药物类似于胰岛素。胰岛素可以降血糖,却无法让糖尿病痊愈。也就是说,药物可以控制症状,比如孩子们的幻觉可能会慢慢好转,但控制症状之外的东西——一个孩子成长所真正需要的爱和关心,却不是医院有义务、有能力提供的。

我在精卫中心待得非常痛苦,痛苦于自己的无能为力。

心理咨询师并不是万能的,大部分时候,给家长做功课,做所谓的家庭治疗,才是最有效的。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被家长关心:有些父母不懂爱,有些父母给不起关心,也有些父母只是冷漠。

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不过,在医疗纪录片《人间世》里讲了一个患有双相障碍的女孩的故事。在她的病情稳定后,她的大学领导却不想要接收她回校读书,因为女孩若回校,发病导致事故,需要学校承担责任。

这样的孩子,能被治好吗?



在查房的时候,我们实习生常常听医生讨论病患的状况。医生们用的词是这样:“这个孩子的资源比较好。“这句话通常指的是孩子有爹疼妈爱,有朋友,能维持基本生活。或是,“这个孩子没什么社会资源,你们要多帮帮他/她。”这种背后都是非常悲苦的故事。

而我们的社会,大陆的社会,投注给这个群体的目光实在太少。所谓资源的来源从来都是父母,社会福利、社会公益在其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孩子在当今的社会,就像一片生机勃勃的污渍。如果幸运,他们不会被父母当成累赘。如果不幸,他们将是永不见天日的、无法光合作用的,新生即枯萎的草地。

他们也是后浪,这些后浪,和那些后浪,生活在平行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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