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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胡志涛在「八五」事件前後

 (編輯過)
本文摘編自《遠去的女附中》,作者原北京師範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委書記、副校長丁丁、胡志涛之女,高中一九六八届校友丁東紅。

一九六六年那個動蕩夏天發生的事情,是我們這一代親歷者永遠不会忘記的。眼看快過去半個世紀了,当年的中学生現在都成了可以向孫輩兒講述往事的爺爺奶奶,但那段往事却隨着世事遷移而漸行漸遠。然而,這段歷史是不應当被遺忘的,尤其是這段歷史的真相被時光的風塵掩埋時,我們有責任去搶救存留在我們記憶中的零散片段,讓歷史在細節中連貫起来,呈現出她的真實面目,讓後人得以了解、反思並記取教訓。

一九六六年,我的媽媽胡志涛是北京師範大学女附中主持工作的副校長(没有正校長),她与北京市所有的中学校領導們一樣,最早被捲入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首当其衝地受到猛烈的衝擊,身体和精神都遭到極大的摧殘。作為一個老共産党員,她用信仰的力量支撐着自己,不顧鋪天蓋地的狂潮,不怕単槍匹馬上陣,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維護着党的聲誉,維護着人的尊厳。

那年的八月五号之前,弔詭的權力闘争把無数的普通群衆捲入了一場政治漩渦之中,甚至包括十幾歲的中学生。在女附中,以当權派為闘争対象的批闘会接連不断,並且這種批判由一開始的文闘很快升級為武闘。媽媽每次被批闘回来,身上都是傷痕累累。有一次,一群気勢洶洶的造反学生到我們家裏来,説是要単獨找媽媽問話。她們把媽媽関在她的小房間,門也反鎖上了。那天我和爸爸、奶奶、弟弟都在家,只聽見裏面高一聲低一聲地訓斥,媽媽清晰而堅定地回應着她們的問話。突然,有個女造反学生咆哮起来,緊接着就是皮帶抽人的啪啪聲,弟弟曉紅一下子火了,跳起来衝到房門口要去撞門。爸爸和奶奶死命地拽住他,我緊張地小聲説:「別去,要不媽媽会更吃虧!」我們就這樣沉默地聽着屋裏的動静,臉上掛滿了淚水……終於,門開了,那群人嘰里咕嚕地罵着髒話走了。媽媽平静地走出房間,她的目光清澈極了,額頭上還渗着鮮紅的血跡,見到驚恐的我們,嘴角劃過一絲微笑,輕聲説:「媽媽没事,去做你們自己的事吧。」

那以後不久的一天晚上,爸爸媽媽把哥哥寧寧、我和大弟曉紅三個大孩子叫到里屋,説是開一個家庭会議。我家開家庭会議是有傳統的,從我們很小的時候起,週末就会和爸爸媽媽坐在一起,每個人講講自己在学校的表現和有趣的事情,相互提提意見,還鼓励孩子們対爸媽提出批評,大家有什麼話都可以暢所欲言。厳肅的会議之後,就是娛樂時間,大家表演節目,這時小弟小妹就是当然的積極分子,大哥愛唱蘇聯歌曲,我就唱在少年宮合唱團学的新歌,爸媽也参与唱歌跳舞,一家人其樂融融。文革開始以後,我們的家庭会議就中断了。今天在中國社会和我們家庭都面臨疾風暴雨的関鍵時刻,爸媽豫感到了什麼,因此這次的家庭会議非比尋常,気氛厳肅、沉重。我們三個,大哥、我和大弟弟三個中学生,還無法対面前發生的一切做出準確的是非判断,内心承受着我們這個年齡難以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都是一臉茫然的神色。会議開的不長,記得是爸爸先説的。他首先談到媽媽最近受到的厳重衝擊,然後説,根據他和媽媽多年来的共同生活和了解,他認為媽媽是忠誠於党的事業的,有一些錯誤也是工作上的問題,或者説執行了錯誤路線,但她絶不是反党分子。你們孩子們如果發現爸爸媽媽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毫不留情地揭發批判。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由爸爸出面表態澄清他們自身,在這之前爸媽從没有壓制過我們,而是由我們自己去判断是非,包括対於他們的看法。爸爸媽媽的這種態度表明他們内心的坦蕩,我想起当初女附中的一些造反学生到二附中找到我,讓我站在革命派一邊,揭發媽媽的反党罪行。她們玩了個心理戦術,讓我給媽媽写「敦促投降書」,我就写了一封措辞厳厉的信,挖空心思尋找媽媽的疑点,希望能揭發出点問題;最後還在信封上写下「坦白從寛,抗拒從厳」。没想到事後媽媽還笑説,這孩子単純,不徇私情,敢於大義滅親。在這次不尋常的家庭会議上,爸爸詳細講了他和媽媽抗戦期間在敵後做地下工作的情況,特別是被捕入獄的前前後後,最後是党營救出獄,是無条件釋放的。爸爸説,我們的歷史是清白的,是經得起考察的;今天,我們也会經得住考驗。我相信你們的媽媽,希望你們也相信她。爸爸的表白是那麼從容、堅定,使我們不由得肅然起敬。

媽媽緊接着説,這次文化大革命来勢凶猛,我們也跟不上形勢,很多地方還没想通,還没理出頭緒,就被打倒了。不過從大的方面看,我們總是要相信群衆相信党。現在形勢很厳峻,我隨時都有被打死的可能。万一我出了什麼意外,你們幾個孩子哪個都不許叛党。大革命,小犧牲嘛,戦場上也会有誤傷的情況。再就是,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人打死的,我是絶不会自殺的。聽着爸媽語重心長的心裏話,我一方面感到欣慰,我相信他們説的全都是真話,他們絶不是「黑幫分子」,我覚得自己一下子変成保爹保媽派了,和他們的心貼得更近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十分難過,我感受到有生以来從没有過的壓力,我不希望媽媽死,我想救她,但似乎又無能為力。

這次家庭会議之後,我的腦子清醒了許多。雖然仍有許多想不通的問題,但不再盲從。我從媽媽的沉着和大無畏中得到了力量,我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要学着走自己的路。那是極其壓抑、極其黑暗的一段日子,但這只是一場更為激烈的恐怖醜行的前奏!八月四号,媽媽很晚才回到家。她和爸爸説,現在打人越来越厉害,基層幹部的生命已經没有了保障。她撩起衣服讓爸爸看,整個後背青一塊紫一塊,兩個手臂都紅腫着。她説,老卞也被打得很重,背上的肉都被戳爛了。爸爸的眼睛裏有兩團火在痛苦地灼燒,他沉思了好久,起身到隔壁小宋阿姨家去了。小宋阿姨在教育部醫務室上班,她的丈夫趙叔叔在鉄路上工作,教育部和樂堂西這個開放式小偏院就住我們兩家。不一会兒,爸爸和小宋阿姨還有趙叔叔一起回来了。小宋阿姨一邊給媽媽看傷,一邊気憤地説:「太不像話了,怎麼能這麼狠!真不敢想這是女孩子幹的事?」她又急切地説:「不能就這麼眼看着讓她們打死呀,出去躲躲吧。」趙叔叔也説:「到我的老家去避一避吧,我們家是工人,她們不敢把我們怎麼樣的。」爸爸斟酌再三,低聲同媽媽商量:「要不就出去幾天,到鄉下去也行,等組織上把政策明確了就回来。」這時媽媽却出奇的冷静,她説:「我是校長,我不能走。工作組一撤,学校失控了,這麼多老師都在学校呢,安全已經没了保証,我走了,誰管?」大家都不再説話,空気似乎也凝固了。最後,媽媽站起身来説:「別勸了,我不会走的,死也要死在第一線!」聲音雖然不大,却字字鏗鏘。

夜色越来越沉重,爸媽屋裏的小灯還亮着,不知道那一夜媽媽都跟爸爸談了些什麼。我躺在床上,眼前總是閃現媽媽血跡斑斑的樣子,就這樣忐忑不安地睡了。第二天一早,媽媽自己一人去找組織,這應当是前一天晚上他們兩個商量好的。媽媽当時不僅是女附中主持工作的副校長,還兼任西城区党委委員、北京市教育工会主席,她要和組織接上関係,向上級党組織滙報学校的混乱情況,並求得具体指示。但是從市委到区委,各級領導機構都處於風雨飄摇中,給不出明確指示,只是讓媽媽回到学校去。中午媽媽疲憊地回到家,她很失望,党組織既没有出面保護基層党員幹部,也没有以往的政策性指導,這簡直比搞地下工作時的情況還要復雜。如何決断、如何行動,考驗着人的党性和良知。

八月五日的午後酷熱難当,媽媽頂着大太陽堅定地走向她的学校,走向同事多年的老師們,走向她以往那麼熟悉而今又陌生的学生們。在各級組織幾近癱瘓,社会處於無政府状態之時,她明知凶多吉少,為什麼情願坦然面対呢?難道她還以為運用過去地下工作的經驗可以機智地周旋嗎?誰能想像,当理智遇到了瘋狂、智慧遇到了迷乱、人性遇到了獣性,会是怎樣可怕的後果!

「八五」事件已經成為文革中打死基層領導幹部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成為武闘風靡全國的始發点。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領導胡志涛、卞仲耘、劉致平、汪玉冰、梅樹民被集体暴打、折磨近三個小時,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其他人也受盡拷打与侮辱,不是骨折就是皮開肉綻,身心受到厳重摧殘。這就是那個血淋淋的下午發生在北京最優秀女中的事情,施暴者是一群年輕如初放花蕾的女生,受難者是和這些学生朝夕相處的師長。歷史已經将這一頁釘在了恥辱柱上。如今行悪者們均已過花甲之年,不知她們是否悟到,人的肉身可以脱逃,眼睛可以緊閉,耳朵可以堵塞,嘴巴可以封住,而靈魂呢?那些不知悔悟的靈魂能逃過時間的追索、歷史的審判嗎?

当年的目擊者們在幾十年後向我追述刻印在她們腦海中那清晰的一幕:在所有的受害者中,胡校長是挨打最厉害的,但她在雨点般落下的棍棒拳頭中始終昂着頭,学生讓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她堅決不喊。学生想用墨汁強行把她抹黑,她揮臂奮力抵挡,她的反抗越強烈,挨打越重。銅頭皮帶,帶鉄釘的木棒,劈頭蓋臉地揮舞,衣衫撕裂,鮮血飛迸,她艱難地一次次抬起頭,不屈的眼神依然明亮。她大聲疾呼:「同学們,你們要維護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在邪悪面前,展示了一個真正共産党員的形象!一些同学心裏暗暗欽佩流淚,雖然不敢出面制止暴行,但却不忍離開命懸一線的老師,她們就這樣默默地跟着她。

血色的殘陽緩緩落下,夜幕遮蓋了光天化日之下的喧閙罪行。黑暗中,往日温馨的校園被恐怖壓抑得無聲無息。媽媽在哪裏?她怎麼還不回家?我們幾個孩子坐在黑暗中,没有開灯,苦苦等着媽媽回来。終於有了輕輕的敲門聲,老校工王永海閃身進来,一頭栽在地上,哭泣着説:「快拿幾件衣服吧,胡校長得換換衣服……」爸爸趕緊拿出幾件乾浄衣服交給王永海,他一扭身又鑽進黑暗中去了。過了大半個時辰,王永海攙扶着媽媽回来了。媽媽頭髮已被剪得紛乱,清洗過的臉上的傷痕反而更明顕,剛剛換上的干浄衣服又浸出了血跡。她的目光一一掃過我們幾個孩子,看到我們都在,好像放下心来,進到她和爸爸的小屋去了。奶奶燒熱水,爸爸叫我進屋去幫忙給媽媽擦洗傷口。我永遠忘不了媽媽那天的身体!媽媽是個具有良好鍛煉習慣的人,她潔白健康的身体是我熟悉的。可是,揭下血衣的那一刻,我的血凝固了,呼吸停滯了,媽媽渾身上下除了脚底板没有一塊好肉!什麼樣的厳刑拷打才能把人変成這個樣子啊!我和爸爸小心地一点点擦拭傷口,媽媽偶爾輕輕哼一聲,一滴眼淚都没掉。我却忍不住淚水滴滴答答掉個不停,一盆盆血水端出去,我的心碎成了粉末!没有了委屈,没有了害怕,只有悲傷、憤怒!為這個混沌的天,為這個骯髒的地,為這個顛倒的人世!

這是怎樣的一場動乱?!為什麼要從老師身上開刀?不是説,他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嗎?不是説,他們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蠟燭嗎?不是説,他們是将自己的生命無私奉獻給祖國未来的良師益友嗎?為什麼要讓這些從事最温暖、最理性、最睿智職業的人付出生命的代價?而且是用這種極端殘暴的方式?!這哪裏是文化革命,這是革文化的命!

当晚,爸爸説,一定要想辦法帶媽媽去醫院檢查一下,她的腰恐怕出了大問題。可是我們住的教育部大院就在女附中旁邊,機関大門時刻被人盯着,怎麼才能出去呢?幾個充滿了正義感的機関司機班師傅提出開車闖一闖。爸爸拿出了搞地下工作的經驗,他指揮兩輛小轎車,前面的車拉下窗簾,飛快地衝到大門口,果然立刻有人盯上了,他們攔住車拼命往裏看。我和媽媽乘坐後面一輛車,没掛窗簾,媽媽在後座半躺着,我側身挡住外面的視線。趁前車停下的当口,我們的車緊挨着就開出去了。車開到北大醫院急診部,正想掛号,来了幾個人,看到媽媽的頭髮被剪成了陰陽頭,就説不能給「黑幫分子」看病。我有点着急了,説,就是俘虜也得講革命的人道主義呀!可是那幫傢伙很蛮横,非要轟我們走不可。正在這時,一位穿白大褂的女醫生走過来,她留心地看了我們一眼,忽然認出了眼前的病人,心疼的小聲叫起来:「這不是胡校長嗎?哎呀,怎麼被打成這樣?」我們還没緩過神来,她就大聲対那幾個人説:「起開起開,這是我們校長。没搞清問題之前,一律按人民内部矛盾対待。你們甭管了,這事由我負責。」不由分説,就把我們接到她的診室去了。原来這位女醫生是女附中校友,畢業後考上北醫,当了醫生。她可真仗義呀,領着我們照X光片,做各項檢查,開了藥,最後還関切地叮嘱:「胡校長的腰椎骨折,一定要小心,不能再受到任何傷害了!」

「八五」事件之後,武闘並没有停止,反而推向了全國,很多造反的学生跑到全國各地煽風点火大串聯,還有的在抄家、「破四舊」打砸搶。媽媽的處境依然險悪,不時被揪到学校批闘一番,她的体力迅速下降,人瘦得厉害,幾次昏倒在批闘現場。但是只要不開批闘会,她的精神還是那麼旺盛,她聯絡了不少北京市的中学領導幹部,經常以揭發批判的名義在一起開会交流情況,互相鼓舞支持,争取不要倒下去。後来媽媽又被抓去関在牛棚,強迫所謂「勞改」。幾十年後,一位頭髮花白的男老師説起被関牛棚時的一段往事:有一段時間,胡校長跟我們関在一起。我那時剛参加工作,還很年輕,從来没經受過這種折磨,委屈、孤獨,又看不到任何出路,幾次想一死了之。一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昏昏沉沉地靠在墻角,打不起一点精神。胡校長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她一邊大聲招呼大家吃飯,一邊走到我身邊,叫着我的名字把飯碗遞到我手上:「来,多吃点兒,下午還得幹活呢!」她在「幹活」兩個字上加重了語気,説話的時候還特意深深地盯了我一眼。那時我們整天被造反派看着,相互之間不敢交談,我都記不起有多少天没講過話了。胡校長看我的眼神那樣温暖,和她対視的一剎那,一股熱浪湧上心頭,恍惚間什麼文革、牛棚、批闘会似乎都不存在了,就像平時大家在一起聊天、討論教案。一絲生的希望油然升起。胡校長身上的壓力多大啊,她還以這麼一種樂觀的心態鼓舞、感染着我們,我的生命火苗重又跳動起来。現在想想,那時要不是胡校長在身邊,要不是她這麼関切地盯着我,可能我真的就会自殺了。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們三個大孩子上山下鄉去北大荒,臨走都没能見上媽媽一面。一九六九年春天,媽媽被「解放」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東北来看望我們三個「知青」。她只字没提自己受到的苦難,仍然像過去一樣,鼓励我們好好幹,要勇於克服困難,要充滿信心去努力。過了很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一幕,才意識到,媽媽一個人千里迢迢跑到邊疆来,在黑龍江省轉了一大圈,從北到南又到東,只為了看一眼兒女們,這是多麼博大深沉的母愛啊!媽媽小時候家境比較好,她是家裏六個孩子中的老大,從小聰慧懂事,讀書用功,因此得到外公的器重,一直供她讀書。每当媽媽把她的成績単拿給外公看時,外公嘴上不説,心裏却是喜滋滋的。據説他曾感嘆:「好筍出在壩外。」這話裏既有対女兒的讚賞,也有対女人命運的無奈。媽媽在武漢讀的是教会学校,叫作懿訓女中,她上高一時就参加了地下党。抗戦爆發後,媽媽被党組織秘密送到延安,又直接派往敵後。抗戦八年她主要在二戦区(西北)做地下工作,曾經被捕入獄一年多,經受了厳峻的生死考驗。抗戦勝利後,作為当時稀缺的党内知識分子,她曾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工作,然而当老師是爸爸媽媽從戦争年代起就一直嚮往的職業。這一願望後来終於實現,媽媽和爸爸一起成為人民教師,在晋冀魯豫解放区的行知学校、育才学校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和平解放,我父母隨中央機関進城,作為共産党的干部接管了師大女附中。

媽媽從十七歲参加革命,在除舊革新的社会大潮中,她始終未曾放棄対於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並把這種追求与婦女的解放事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媽媽選擇教師作為自己的職業,其中就包含着通過教育提高女性覚悟和素質的初衷。在女附中工作的十幾年,媽媽幾乎把她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学生們身上。她関心学生們的思想成長和学業進步,鼓励她們自立自強、艱苦奮闘。媽媽歷来強調德智体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她一直反対智育第一的提法,曾鮮明地在党内会議上対上級領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提出批評,為此她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而她却泰然地把這当成堅持真理的代價。我小時候学習成績好,小学六年都是全五分,但是印像中從来没有因為成績好被媽媽表揚過,反而是要經常檢討自己的驕傲思想。当我欣喜地把金質奨章拿給媽媽看時,她却輕描淡写地説:「不一定要全五分嘛,四分也很好呀。」又説:「你看哥哥就会自己做砿石收音機,你也可以動手試試。」「你以後多幫助弟弟妹妹学習,媽媽就更高興了。」媽媽尤其反対女孩子的虚榮心,我們的穿衣打扮都是簡簡単単,我因為身材小,時常要揀哥哥弟弟的舊衣服穿。記得為了要不要留小辮子的事情,還和媽媽争論過一陣,很長一段時間媽媽都要求我梳短髮:「你看短頭髮多精神,每天還能節約好多時間呢。」在我們的家庭会議上,対於学習進步是有表揚的,対得了幾分並不很在意;而家務勞動做得好,幫助同学幫助隣里,就会得到大大的称讚。媽媽対於女同学的身体健康非常関心,她当教導主任和副校長以後,仍然会每週到住校生的宿舍楼去巡視。五六十年代的女同学受社会風気的影響,有一些人不夠開放,尤其在集体生活中總有些事感到羞澁,媽媽就不厭其煩地告誡学生們:内衣内褲和衛生帶一定要拿到陽光下晒晒,千万不要偷偷藏在床底下、桌子底下晾;生理現象是正常的、天經地義的,没有什麼不好意思。至今有些老同学提起来仍感到親切,感嘆地説,没想到那麼厳肅的胡校長還管這事,她是多麼深愛着我們啊!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女附中来了一位語文老師叫周学敏,教我們實驗班的語文課。周老師剛来的時候,有人説她是個家庭婦女,没有水平,言外之意是她不配在女附中当老師。但是媽媽対周老師没有絲毫歧視,反而因為周老師是從家庭中走出来的,対她格外関心。後来周老師的作文課進行教改實驗,我們的作文習作多了,很多人都開始写日記和小作文。周老師的作文講評課非常生動,全班同学的写作積極性都被調動起来,上作文課的興致十分高漲。我記得那時特別愛看周老師写的作文評語,她總是以欣賞的口気品鑑你的優点,及時表揚点点滴滴的進步,対於不足之處的点評也很風趣。班裏的墻上常常是作文掛的琳瑯滿目,大家興趣盎然地互相觀摩、熱烈討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老師的語文課教改受到了厳厉批判,甚至被説成是陰謀。周老師的丈夫是二十三中的校長,也同時受到批闘,這対她的打擊非常大。周老師身体不好,每天拎着一個藥罐子来学校,頭也不敢抬。媽媽為此事特別擔心,多次跟我説:周老師有什麼錯?這樣折磨她!真想跟她説幾句話,但又怕連累了她,只能通過関注的眼神給她一点力量,希望她一定要挺住啊!但是不幸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周老師由於不堪忍受而在自己的家裏含冤自盡。媽媽得知消息那天難過極了,她十分痛苦地同我説,周老師是受不了別人対她丈夫的摧殘迫害,感到絶望;如果只是她自己受批判,我想她還不至於走上絶路啊!那時媽媽每天挨打,渾身是傷,她却置之度外;但是対於周老師的死,媽媽是如此悲痛,她的心在流血,我被深深震撼而感同身受。

媽媽就是這樣一個関心別人勝過自己的人。她沉穏、樂觀、堅定、自信,是因為她的精神世界充實。她有一顆自由、寛広的心,她尤其崇尚那些獨立自強的、有個性的、有事業心的女性。媽媽時常同我討論她所敬佩的人,像林巧稚、武則天、緑川英子、張海迪等等,她対這些古今中外的傑出女性懷抱着一種特殊的敬意。林巧稚醫生是媽媽經常掛在嘴邊的,媽媽佩服她這種事業型的女人,為了從事自己熱愛的醫療工作,她放棄了婚姻、家庭和做母親的機会。但是她親手接生了五万多個嬰兒,她是千千万万孩子的偉大母親!媽媽説她既是專業領域中的精英,也是做人的楷模。

我還清楚地記得,媽媽退休後收集了很多有関武則天的材料,她説要好好研究研究這個人的歷史功過,要写文章、写書,還讓我跟她合作。媽媽認為,以前対武則天的評價不公平,説她殘暴、玩弄權術,哪個封建皇帝不是這樣?為什麼男皇帝就不説了?其實武則天知人善任,敢作敢為,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尤其在男權制的封建社会,能做到她這樣真是了不起!緑川英子是着名的國際主義戦士和世界語学者、作家,她積極投身中國人民的抗日戦争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媽媽在抗戦期間曾經見過緑川英子,出於対這位女性國際主義者的欽佩,她在敵後和解放区工作時,曾投入極大的熱情学習世界語,成為世界語之友。直到我們長大以後,還時常聽到她講幾句世界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着名殘疾人作家張海迪的事蹟感動了花甲之年的媽媽,她讚嘆地説,這個女孩子真不簡単!自学大中小学課程対於健康人来説都是不容易的,她還学習針灸為人治病,学了好幾門外語,出版了翻譯作品,她的思想超越了許多人啊!記得那個時候媽媽的眼睛已經不怎麼好了,青光眼和白内障困擾着她,看書写字都很費勁。她買了一本張海迪的《輪椅上的夢》(一九九〇),讓我上初中的女兒讀給她聽。女兒回憶説:「那時我一做完作業,姥姥就叫我帶上這本厚厚的書,和她一起到湖邊或者小樹林去,祖孫倆讀一段、討論一段,共同的感動讓我們忘記了年齡的差距和輩分。書没讀完,姥姥就要去安徽了,她跟我約定,等她回来後讓我継續給她讀這本書。没想到姥姥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這本書是我自己一個人讀完的。」説到這兒,女兒的眼圈紅了,「姥姥対我的教育是潤物細無聲的,是真正的言傳身教。」

在我看来,媽媽身上,有着林巧稚的博愛、武則天的膽識、緑川英子的忠誠、張海迪的堅強;同時,她也是這樣要求、培養自己的孩子和学生的。有人讓我帰納一下,媽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她的一生經歷了那麼多傳奇的事情,却又那麼簡単;她受到那麼多人的尊敬懷念,却又那麼平凡。我想了好久,為我敬愛的媽媽写下三句話:

一身正気,忠於信仰的老共産党員;

呕心瀝血,樂育英才的教育工作者;

人品高潔,平凡偉大的新知識女性。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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