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話語權力：大國敘事下被消解的個人

羅新老師在4月2號的微博中提到，「疫情」一次本指「疫症的情況」，疫是修飾詞，情是被修飾詞。與敵情、國情、病情類似。但兩個多月來，這個詞語被主要用於「抗擊疫情」、「戰勝疫情」、「疫情爆發」等句式，疫從修飾詞變成了中心詞，情這個中心詞和被修飾詞則失去了原有地位。設想一下，如果用類似詞語替換，就出現「抗擊病情」、「國情期間」、「災情擴散」等表述，我們自然會覺得有些不對勁，但事實上又接受了并且持續强化著用「疫情」替代「瘟疫/疫症」的表達。

瘟疫是一個可供研究的田野，就像「疫情」這個詞一樣，我們身在其中而渾然不覺其吊詭，卻又被那些固定了的表達裹挾向前。在這次中國經歷的疫症下，我想特別談一談其中的話語權力，談一談疫症表徵出的大國敘事下被消解的個人。

敘事 (narrative) 在西方敘事學中常被分解爲兩個層面：故事 (story) 與話語 (discourse) ，在既有的語言結構下，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各種描述方式，對於瘟疫也是如此。那麽爲什麽我們通常看到的描述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這牽涉到敘事邏輯背後的故事的刻意摘選及話語的特定表達。我們習以爲常的一些主流敘事背後其實都有一套權力機制與精心營造在作用。

 1.瘟疫的戰爭隱喻與污名 

提到瘟疫，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什麽？至少對於此刻書寫著的我來説，在很努力地剋制自己使用「抗擊肺炎疫情」、「戰勝疫情」之類話語的衝動。

「抗擊」、「阻擊」之類的詞語，原本是用於軍事場域的表達，現在則被我們大量挪用到瘟疫這個公共衛生事件之中。「瘟疫」被外化、他者化為一個「入侵者」，因爲它危害很大，所以我們要「全力以赴」、要「抗擊」它，我們把醫院稱爲「一綫」，以此營造出一種前方與大後方的割據與區分感，在醫院工作的醫生被叫做「戰士」、「逆行者」，有朝一日如果疫症基本消退，我們會説，「疫情阻擊戰」取得了「勝利」。

與這些戰爭隱喻直接相關的，是人類長期以來對疾病的污名。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蘇珊·桑塔格分析了結核病、癌症和艾滋病在社會歷史中的遭遇，疾病被視作外部環境對身體的攻擊，被視爲不應該存在、需要被消滅的東西。由於偏見與歧視的存在，疾病以至於患病的個人無法被正常而理性地對待，取而代之的是激動的控訴與强力的污名，在傳染性疾病中尤其如此。

紐約大學人類學係的醫療人類學家Emily Martin在作品Flexible Bodies指出，儅我們在種種防疫政策與社會宣傳中引入坏細胞、好細胞、作戰的、武裝的身體、抵抗外來破壞者的身體這些「戰爭意向」時，這些疾病的歷史文化隱喻，影響了我們怎樣概念化「傳染」這個現象的態度。

新冠肺炎因其傳染性和對患者的傷害應該被重視和警惕，隱喻也固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理解或儘快建立起對陌生事物的熟悉感。但我們需要區分這些音量極大戰爭隱喻的目的指向何處，是爲了更好地輔助理解，還是只爲了情緒的宣泄與調動？

在象徵思想中，不是一個事物自身具有意義，而是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的聯係表現爲一個事物的意義。

大量使用隱喻會掩蓋我們所要討論對象的本質性内容，而流於或精巧或拙劣的比喻表面，人們容易滿足於以理解已知事物的方式理解新事物，這種「我看懂了所以我理解透徹了」的心態會妨礙理性的好奇與追問。

對疫症的隱喻化表達當然也有它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但很重要的一點是，公共的「敘事空間」是有限的，儅「抗擊」、「全力以赴」的敘事占據主流，必定昭示著與疫情直接相關的、甚至是最核心的那些問題（比如防疫知識、對病毒和疫苗知識的介紹等）被模糊、被擠壓、甚至被完全排斥在視野之外。

 2.利他主義作爲一種社會建構 

在疫症蔓延的社會狀態下，個體的「健康」被提到第一位，變成一種關乎他人、甚至關乎「民族命運」的事情。肺炎會在人際傳染，這是一個已經得到醫學證實的簡單事實，但在社會敘事下，它被以一種更複雜、更激進的方式呈現和不斷强調。

在這種社會敘事中，任何輕視個人健康安全的人變成了需要被批判、被游行、被制裁的罪人，因爲個人的健康被視作不僅關乎個體，更「關乎他人」，作爲一種自覺的對他人的關懷，這固然是珍貴的，但我們需要特別警惕的是，儅「利他主義」作爲一種「社會建構」，這背後又有怎樣的信息。

瘟疫中的每個人被期待也被要求有一種純粹的利他精神，一切事情都可以「讓位」與健康，個人隱私、名譽都被視爲應該「犧牲」的東西，「爲了大家好」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説辭，如羅新老師在與@SurplusValue 的訪談中所説，個人被視作為一個「利益主體」而不是「權利主體」，因爲是利益主體，所以在關鍵時刻就需要「讓位」于公共利益，人之所以爲人而存在的那些基本權利，生命權、隱私權、言論自由權，都被利他性的話語所剝奪。

因爲「爲了大家好」，所以可以隨意公佈密切接觸者的家庭住址、電話號碼和身份證號碼；因爲「爲了大家好」，所以可以公開所謂「毒王」的照片、姓名甚至工作單位，直接宣告他的「社會性死亡」；因爲「爲了大家好」，所以任何挑戰主流話語的敘述都被抹殺，任何對首先維護自己個人利益的表達都被打壓，被報復。

利他主義的話術也常常和對「自由意志」的「定向要求」緊密相關。在瘟疫中，官方與社會主流話語反復强調「你連自己都管不住/管不好嗎？」，忽視或刻意無視個人的處境、背景和選擇空間，只要求人們運用自由意志從而做出「利他」或官方話語中「負責」的行爲，卻不給人以以自由意志表達或行動的自由，以自由意志之名試圖把控個人意志。

利他主義作爲一種社會建構，像正常狀態下的其他社會規範一樣，由基本的三要素組成：行爲規律（必須要遵守利他的、不自私的行爲規律）、心理認同（必須都認可「爲了大家好」的邏輯）以及偏離規範后的制裁（對所謂「毒王」的封殺）。

瘟疫之下利他主義的純粹化期待注定會失望和破碎，人首先是以自我保存的驅動力而生活在世界上的。利他主義將重點放在人的「動機」上，有時甚至進行一種不由分説的揣測，它不關注人們行動的「結果」，只是試圖從動機上為人劃定類型，「你是好人」或「你是壞蛋」。

在《敘事改變人生》一書中，保羅·多蘭認爲，利他主義，尤其是對「純粹利他主義」的期待實際上是一種對做好事的「勸退」。當人們發現任何一個小小的動作都可能引來揣測與批判，便有可能更傾向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3.話語權力與瘟疫符號 

談到話語或敘事，我們需要注意但又常常忽視的問題是話語背後的「權力關係」，當我們聽到一句有關瘟疫的表述時，在接受它之前，應該先想想，「這句話背後的隱含作者」是誰？隱含作者 (implied author) 一詞是韋恩·布斯在《小説修辭學》一書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原用於分析文學文本，我挪用到此處來指操弄話語的權力把持者。

「說話」與「表達」是一件關乎權力的事，不是每個人都有途徑説話，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清楚完整地表達，到了官方話語與個人話語較量的場域，這一點就變得尤爲重要。由於集中控制社會權力，官方在話語場域常常擁有遠遠大過個人的權力，在個人言論需要經過審查的社會更是如此。

考慮到話語背後的權力關係，我們就需要注意官方或主流敘事的「動機」和「目的」。社會敘事的「定義」很可能來自更有權力的人，而成型了的社會敘事又會反過來鞏固社會權力關係。

我們以瘟疫中的「符號化」敘事爲例説明。

儅站在國家或社會的層面統籌疫症，試圖以協調、控制的方式發生作用，就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將活生生的個人「符號化」的後果。

在瘟疫之下，人被抽象爲在地圖上移動著的、隨時被定位與監視的數據點。在官方話語中，人大多數時候以「疑似」、「確診」、「治愈」或「死亡」的數字之一出現，「消化存量」成了我們對待疫症中的人們的方式 。找不到床位的病人、買不到藥做不了手術的非肺炎患者、痛失親人的無助者，都不可能在官方敘事中被看到，公開的表達對這些鮮活的人來説是不可得的。

我們不斷用「疑似」、「確診」等詞語切分邊界，人被歸爲「不幸的」或「幸運」的。

女性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被刻畫成犧牲家庭、放棄個人生活的獻身，官方敘事對女性付出的强調通常是通過對她們母職、妻職、甚至女性刻板的性別特徵（比如長髮）的失效的描述來呈現。

女性形象像是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道具，女性的委屈、痛苦、掙扎甚至是生理方面的正常需要不被看到，符號化的「偉大女性」像長久以來被塑造的偉大母親形象一樣，淪爲社會敘事的注脚。

瘟疫中的官方敘事某種程度上算是一種「公關」，而建構意義、塑造身份、撫慰失落的情感並形成集體意識、創建儀式則是其慣用手法。

話語權力的不對等造成了個體的失語和官方敘事的規訓。在瘟疫中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的一點是，借用matters@張潔平 老師的話來説，官方敘事設定的有関瘟疫的「議事日程」裹挾著我們前進。什麽時候可以哀悼、什麽時候可以悲傷、什麽時候又應該歌頌，這些都不能由我們自己決定，而任何試圖反抗的聲音都會迅速變成404。

福柯指出，我們的文明在對語言的「表面尊敬之下」，隱藏著一種「語言恐懼症」：它所建立的禁律、阻礙、門檻和限制都是爲了控制話語的衍生，爲了從其豐富性中「除去最危險的部分」，也是爲了根據可以規避其最難駕馭的部分而把混亂組織起來。

官方敘事始終只說可以被聽到的，對於不愿說更是不敢説的，他們不僅主動失語，還要運用權力讓試圖提醒他們的人永遠失語。

捷克前总统、著名戏剧家瓦茨拉夫·哈维尔給那些活在極權主義體制下的人們開出了一個最簡單的藥方：「活在真實中」。

然而無論是在瘟疫中還是在日常生活裏，被社會敘事裹挾都可能讓我們活得扭曲，主流灌輸的敘事與自己内心的衝突、應對認知失調的被迫性接受、個體聲音的消解，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從「警惕」開始來一一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