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殖民的可能性（一）

对比西方大航海之后的殖民，中原王朝扩张的步伐趋于停滞。这种停滞有思想层面的，也有制度文化层面的引导。有人谈西方殖民，控制资源，以先进政体对落后部族碾压。中国历朝历代文明都能做到，只是类似西伯利亚苦寒之地，不能耕种，恰似鸡肋。而西方偶然性的地理大发现，其后结果变量，都是偶然。这种言论的谬误在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政权以及政治环境的不同。外部输入势力和本土的斗争，典型的就是明清鼎革之际。满州在中国的殖民，花费相当巨大的时间。而面对从无交流的美洲等地，根本不能控制当地秩序。

我以流民问题和明清海外贸易的特点来浅谈。

流民在亚洲王朝中的伦理因素

流民产生的内因，有战争因素、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官府压榨、破产失业等。流民在社会上作为不稳定因素，是历朝历代整治的对象，《商君书》（此书有争议是否为卫鞅本人所作）｛说民第五："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外内第二十二：“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弱民第二十：”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

从上面看到，在卫鞅的建言中，壹民理论占据主导思想。且重农抑商，号称国家照顾商人是舍本求末。所以制定法律来对付老百姓，｛定分第二十六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鼓励耕战。在这种情况下，流民产生，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国家即收不到相应的税收，也无法施行有效的统治。商鞅的时期还是以国用的角度看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社会约束还没有儒家伦理。而后的儒家伦理之下，流民问题就明显带有严重的伦理问题。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有丈量土地，清查人口的手段，流民还是不断产生。而流民对儒家有哪些破坏呢。独尊儒术后，汉之黄巾，大量的流民参与起事。而后的青州兵军屯，铸币等措施，虽然控制了流民的发展，但对于当时社会风气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儒家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仁爱孝悌。因此这些不仕，不农，不工，不商的流民。无疑是对当时伦理的冲击。再加上晋室南渡后，氏族的衰落，使得流民社会对于血统的淡化有一定正面作用，但长期的结果还是极大破坏当时的社会。在中原帝国没有受到外力打击之下，产生的流民尚且问题重重。历朝历代产生流民，跟经济失调与系统崩坏是离不开的。百代都行秦政治，对于郡县制而言。追求大一统，控制地方权力。追求思想统一。会道门的起事无一不是占据了社会底层。流民严重之后，经常发生父子不和，婚嫁随性。流民社会缺乏资源与教育，往往发生与当时纲常相悖的情况。这点再对比西方历史，西方的圈地运动和教会神权统治，十一税与封建制度。农民起义与流亡也时有发生。从大宪章等历史看，契约制度和小的封建体系。产生的问题严重程度明显弱于大一统王朝。元末的流民问题，以及军户制度。在明初也没有很好的缓解。相反，由于士农工商的阶级定位，一等人才做官读书，没有系统性的经济研究和改良。追求大政府，但又严防地方权力。使得天灾发展成人祸。像开闽圣王王审知，开台圣王郑成功，南越王赵佗。虽在开疆拓土方面有造诣和贡献，也解决流民问题。但对于原住民的屠杀，和与中央政府对抗，以及形成土司，藩镇，乃至国中国都让中原王朝统治者忌惮，往往成为中原政权尾大不掉之势。流民在历朝历代都形成政治隐患，然天灾与战祸不休，为了稳定而制定的各项政策都趋于保守。仍不能解决流民问题。中央的财政始终有限，试想亚洲王朝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包括现而今的中国(当代流民问题，《流民三部曲》），都不能很好解决。对于游牧也只能羁縻。何况是组织生力军进行移民活动，且面对各方势力的争夺。而流民引导不能完全输入海外。一方面是大规模的人口输入，一方面是解决技术难题。即使是西方大航海殖民，也是几百年的长期输入人口结果。亚洲人在各大陆跟随西方殖民者，本质上已经脱离了亚洲王朝的掌握，像亚洲劳工和水手，士兵等等。不仅仅活跃在日本，马尼拉，台湾，巴达维亚等地。而且脱离了儒家伦理社会的掌握。并不能效力于明清朝廷。故此，流民问题带来的冲突，即使在清末，也有土客械斗，回汉之乱。这股力量的产生根源脱离不了生产力与环境。始终制约着中原王朝的治安管理与财政。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纵然西方殖民者也要面对本土势力的崛起。何况明清。

明清社会对应西方大航海

上面提到的流民问题，由于破坏了儒家伦理，且造成经济损失，地区治安的恶化。在人口压力，土地过度开发，财政混乱，战乱等情况下。流民有破坏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向海外扩张的积极性一面。只是这种力量与西方大航海之后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反馈与驱动力。

大约自北宋开始，特别在明清两代，不断游离出来的流民，又以惊人的毅力发动了“上山下海”的经济运动。他们或向海滩沙地、盐碱沼泽进军，更多的是深入山区，攀坡开田。而东南沿海山区的贫困流民则飘洋过海到了南洋一带，从事域外的垦辟。据此而言，历代地面上不断冒出新的州县，西北、西南乃至东北的开发，到处都留下了无数流民披荆斩棘的足迹。（摘自王家范流民研究）

这种情况对应的中原王朝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小农经济，简陋农业生产条件。一锄一镰，一夫一妻就能开垦种植。按今天的话，就是提桶跑路。这为流民的物质因素提供了条件。西方殖民者，并非一味地劫掠。实际上也有开垦与农业的生产。将秘鲁的鸟粪作为肥力物资出口贸易到澳大利亚，美洲等地。在今天的自然学科角度看，这种开垦生产对应亚洲王朝的农业生产与运输。无一体现出科学态度。而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大槐树移民，只是内部生产力不足时，不得已的迁徙与填补人力缺口。西方的贸易，使得高产作物传播到中原。间接造成人丁滋生。如同上世纪的绿色革命，农业技术输出。乌克兰种猪对于中国人猪肉消费的贡献。这种技术手段背后，往往是当地科学和制度的演进。小冰河时期是全球性的气候活动。并非只存在于大明或者大清。明末的大瘟疫流行，满洲亦有波及。何况西方的大航海殖民，死亡是家常便饭。《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作者宋怡明在中国福建等地进行历史考古调查数载。深入浅出地解释军户制对于社会的意义。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谈起了社会问题。明清对于外部世界的探险与西方本质的区别在于，西方探险或殖民是自上而下，发展出相应的各种技术与思潮。而明清的探险是民间行为，且往往脱离主流官场与政府控制。有化外之民的观念，亚洲王朝朝贡体系与中央之国的世界观。对海外的兴趣甚少。以欧洲天文学为例，开普勒的时代处于大明朝。汤若望的历法在满清颁布成为了使用至今的农历。天文在中国是不能轻易研究的，钦天监虽无实权，但也是皇帝受命于天的表征。而航海离不开天文，观星等等而郑和的航行于欧洲环球航海不是一个概念，相关的学术研究这里碍于篇幅不表。

试想一下郑和下西洋的动力。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与追求财富形成不同的驱动原因。阿拉伯人控制了欧亚大陆与地中海航线，亚洲贸易。为了打破这种垄断，西班牙，葡萄牙率先进行航海活动。这一点与之前的蒙古帝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都有。Barbary pirates在十六到十九世纪俘虏了80到150万的欧洲沿海居民，用于打击基督徒和贩卖奴隶至奥斯曼帝国。因此，单纯研究西方，并不能看清中亚与蒙古因素的先决条件。东亚的水师（海军，海盗）贸易一直存在。1987年由英国，日本等建议打捞的南宋一号，对于此货船的解读。一是出口到哪里，或曰南洋。二是谁在主导这些贸易活动。亚洲王朝由于大一统和儒家思想。对于海外贸易的刚需（白银，贵金属和武器等等）却很大程度不由中央政府主导。元末方国珍，明的李旦，郑芝龙，汪直徐海等等。一是私自募兵，不服朝廷敕令。对富人和商贾的不信任，典章制度于地方权力的管制（都指挥，按察使，布政使三司分权），诸如死刑合议权（钩朱，秋决），检察权，人事权。西方的封建制与中国的郡县制，行省制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较大的区别。西方的银行家与中国的富商大贾不同。银行家可以辗转各国（美第奇家族），而中国皇帝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商人地位低。泉州漳州，乃至广东的贸易，先是继承蒙古时期的色目商人（阿拉伯，穆斯林等），又与西方殖民者进行贸易。政局的变化和禁海政策随着战争与政治斗争不断影响着通商口岸。明代堪合贸易将海外胡椒和乳香、白蜡等货列为重要进口商品，但对于走私者则斩立决。把香料划归“禁榷”物资之列，由国家统制。利最博，故以官为市。但仅仅止于达官显贵的奢侈消费，并未打算控制海外市场。同时糟糕的货币政策，明朝发生过苏木折俸事件。荷兰人将日本的银，台湾的硫磺，中国的茶叶，瓷器，印度与孟加拉的丝绸，棉花，香料等在东亚进行货物大交换。明清自身的白银等物资尚且需要进口，何况复杂的海外贸易，与度量衡，文字通译换算。虽在马六甲云集大量中国商人与物资。但始终不能形成全国行政的产业活动。更不能与西方诸国进行惨烈的航路竞争。即使中央政府把海外贸易列为官市，然没有完善的水师。禁海，倭患与满清迁沿海居民防备郑成功集团。使得贸易一度起起落落。不能长久。也无法发展出具有专业眼光的人才与通事（翻译),而沿海从事通商与贸易的人士，也难以入仕为官，保全家产。

假设明清对海外用兵，一点是财政压力，一点是对于将领的不信任。明廷始终防范武将，极尽节制。崇祯朝尚且对关外辽东经略传首九边。不要提明廷历代皇帝处死的大将军与督军了。大明会典规定各卫所等级极其森严，无诏不得擅入。这与满洲将军非诏不得入京一样。大量兵力牵制交错。仅从人事和军事上看，问题就很多。京畿各地备操军，备倭军与卫所军（明）三大营与十二团练。满洲八旗与绿营，九门提督，八旗都统。仅京师诸部都不得擅入，且轮换布防。假设海外用兵，经年累月，如果殖民，那么对于中央将是心腹大患。这种思想与体制制约，使得海外用兵困难重重。这点从万历壬辰战争，清缅之战看出。一方面即使是面对亚州小国。军队战斗力远不能碾压，另一方面，各省粮草军饷器械调度，靡费之巨，不能长持。明清的水师，地方豪强海上走私。并无意愿也无能力长期殖民海外，经营海外。更是朝廷法度所不容。西方人征服美洲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长达数百年。从西班牙，沙俄，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等等。即使在火器优势情况下，仍然与原住民之间战争百年。况且是明清，诸多原因影响，包括政局，包括财政，包括远征军事，包括航海技术，包括填补移民。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即使是马六甲的穆斯林王朝，摩尔人。对于明清都是不可征服的存在。

由于亚洲大一统王朝的特点，使得对内的政治稳态都成了及其困难且耗费精力的事情。假设明清能够殖民，也要面对西方的竞争与战争。显然不能长期负担远洋作战与补给。西方国家在长期的竞争中，也有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海权衰落。更何况明清不擅长远洋作战。正是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不管是文化习俗还是政治机构特点。简单的以制度而言，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管理制度，教育制度都存在偏差失调。这一切的参照对象，正是西方诸国。由于有太多的不确定和偶然，反衬出西方小国在大航海之后的必然崛起。

中原王朝殖民的可能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