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nus

Somnus 2020: Myth and Truth

相遇在别处


我在这异乎寻常的一年里的夏天于中心街靠近州政府的一端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咖啡厅。以著名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命名,这家咖啡馆在店门口便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店内的装潢以暖色调为主。墨绿色与白色相间的天花板,酒色泛紫与浅棕色漆的墙和巧克力色的柜台。工整漂亮的花体字在柜台后的黑板上一一清楚地写明白每一种饮料的名字与成分。因为疫情撤掉了一半桌椅而显得空旷的室内空间由十多幅大小不同的画作和柔黄色的炽光灯点亮。不同于星巴克宽敞明亮的空间,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处在某种意义上的间隙之中,能够停下来而不是被催促着去做什么。这种感觉给我一种自己仍然在欧洲的错觉。至于为什么这种感觉与欧洲相联系,思考这个问题如同从远方传来的轻轻一响,有人在十里之外失手掉落了什么一般。我这才发现年初欧洲的旅行与友人一道已经变成了十分遥远的回忆。时至夏末,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最终使得我感到有必要写些什么。我不知道的是一切将会从笔尖开始一泻而出,仿佛是写作本身触发了连锁反应一般。于是我提起笔。


“历史藏匿在景观之中。” 一位波兰教授如是说。

他童年时光在纳粹阴影刚刚散去的波兰度过。而他回忆道,在孩童们玩耍于野外之时,常常会发现埋藏在浅土之中的白骨,一开始他以为只有在波兰,历史与景观在表面之下集合为一体,但美国也不例外。从几个月之前的报刊上他了解到我们春季上课教学楼下便是印第安人的坟墓。

脚下是印第安人的坟墓对我来说有何不同?同样是整洁的街道,高耸的教学楼,繁盛的灌木丛,和疫情隔离之后寂静的人行道,一切照常如旧。我无法看见身着奇装异服的土著,无法看到神秘晦涩的宗教符号,更听不到抑扬顿挫的陌生吟唱,在日复一日的人来人往里,它是孤立的轶闻,在不可视的地表之下,在不可及的时间之中。一如我们第一次学习到犹太人大屠杀时,七十年前的灾难不过是历史课本上的两行文字。


去年圣诞节时我与友人在柏林湿冷的街头漫步时偶遇了一座似乎是被战火损害的红砖教堂。天使倚在教堂顶端的尖塔上忧郁地注视着面前公园的池塘里游弋的天鹅。当我们绕到教堂侧面时,才发现建筑中间是一片废墟,实际上整座教堂仅存有两座塔楼,而中间的结构已经塌毁殆尽,仿佛变成了塔楼之间隐藏的空隙。废墟突兀地被包围在居民楼之间,如同是公开的秘密,隐匿的展示。我与友人讨论起废墟的来历,猜测这是否是在苏联军队围攻柏林时炮火留下的痕迹。

“希望当时没有人被击中。” 看着完全塌毁的主体建筑我下意识地说道。

话音刚落,教堂中响起了低沉的钟鸣,我的心也随之震荡,如同一只手攫取住了其中的怪怖[1]与惊惧。

钟声为何而鸣?时针刚过十点,钟声也早已响过十下,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像是一场没有尽头且整齐划一的行进,来自无从发觉的遥远历史,延伸至昏暗的城市天际线深处。我刚刚暗示的可怕可能性仿佛在空气的持续震动中成形,压在我的心头。随着缓慢而坚决的节奏,钟声愈发震耳欲聋。怪怖于未知钟声的原因,惊惧于我内心搅动的不安,我们几乎是逃离了那片其貌不扬的街区。余音依旧撼耳,直到我意识到钟声终于安静下来,却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柏林的另一端。在内心的怪怖惊惧之余,仿佛有一道无可弥补的裂痕横亘,其中只有麻木的虚无。


旅行结束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陷入沉思。想要写出什么却又发现自己只是呆滞地面对着白纸,仿佛所想表达的已经失去不可挽回。翻阅以前的笔记,发现自己在数年前的旅行之后发表过悲观的看法:

旅行令人匮乏,却不是因为签证,机票,以及行程当中种种风波所带来的疲倦,那只不过是生活里的种种不便。而是因为它被寄予了希望,能够给予千篇一律的日常以探索外界的希望,但紧接其后的便是无尽的失落。因为往往被忽视的是,旅行不仅是向外的直线,更是向内的重新发现。到最后,决定旅行的仍是我们自己。内心以异域的景观展开,却在其后空无一物,因为千篇一律的日常规训下,即便是全新的外在世界也无法拯救自我沉沦的它,在名为希冀的光下投出长长的阴影。


瘟疫随着春天的脚步轻轻到来。嫩叶重新跃上树枝,绿脖鸭成群结队地在湖畔游弋。三月的大雨里,城内的公共建筑纷纷大门紧闭,街道冷清下来。愈发多的行人在戴着口罩紧皱着眉头走路,仿佛在和脸上的纺织品进行旁人不可见的争吵。隔离与夏天灿烂的阳光一道弥散在每一个人之间的空气里。不知从何时起,在公共休息椅上,雕塑基座与花坛的凹状间隙里,紧闭的新教教堂拱门前睡着无家可归者。在晴朗的清晨,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斑痕累累的垫子上,身边摊着装满瓶子和脏衣的布袋,就好像是久未清洗的大理石上纹理的一部分。在悦耳的鸟鸣声中,太阳会升起,行人会络绎不绝,阳光会洒满这些被阴影笼罩的缝隙,而无家可归者也会像他们静悄悄地出现一般静悄悄地消失。原本因为口罩令和隔离令被撕裂的日常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与我们似乎达成了无声的默契。手机上滚动着新高的失业人数,电视上实时播送着病例数字。这一切好像都会在默许里永远继续下去,就好像电视上播送着明尼阿波利斯一个陌生的黑人双手被牢牢铐住,在街边被警察跪在脖子上七分钟之后气绝身亡之后,会有下一个节目取代它一样。直到火光扑满我的眼睛——与在火光下只剩轮廓的人影和漫天的滚滚浓烟。火光在手机上,火光在电视里,火光在遥远的明尼阿波利斯,在空调的冷气下显得不真切起来,一如高企的失业和死亡人数。

第二天,当我百无聊赖地走出公寓来到我居住小城的中心街上时,我才发现日常和沿街商店的橱窗在前一夜席卷而过的暴力里四分五裂。清晨的阳光下在清扫中四溢的灰尘与蝇虻共舞。自发集结的人们戴着口罩,手执工具,络绎不绝。收集在撮箕中的玻璃碎渣在被倾倒到垃圾桶里时哐啷作响,墙上带脏字的涂鸦在散发着异味的清洁剂中融化成褪色的污水流下墙壁。戴着护目镜的工人开着卡车抵达损毁的店面前,拉起卷尺测量橱窗的尺寸,支起临时工作台把木板切割成形以便钉在铺面上。不少店铺的玻璃碎裂一地,货架倾倒,商品失窃。人们会在狼藉前驻足观看,带有一丝愧疚般地四处张望一会儿,迅速举起手机拍下场景,然后低头快步离开。随着越来越多的店面被整齐划一的木板取代,整条街在躲藏中散发着恐惧的气息,恐惧接下来可能恶化的暴力。景观在移动变幻,仿佛有着灵魂。拂过的清风中似乎携带着它的低语,低语着在沉睡之时,于梦幻与现实之中世界将被震撼。


在与红砖教堂相遇的两天之后,我们于寒风中抵达了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从远处望去数十上百座混凝土棺一如棋盘一般摆开在整个广场上。棺与棺之间微妙的高低起伏使得棺群错落有致,颇为壮观。我们沿着棺群空隙间的小径走下,却发现道路陡然跌入远处无法观察到的深渊。地面沉陷在了混凝土棺群之中,它们随之戏剧性地变高了,耸立在我的周围。但是沉默却又剥夺了个中的戏剧性,它们只是沉默地包围着我,注视着我,跟踪着我,萦绕着我。在厚重昏暗的云层间偶尔透出的阳光也无法照亮棺群之间的间隙,只有投下长长的阴影,在我的脚边和我的心里。


“生命里留着许多罅隙,从中送来了死之忧郁的音乐。” 郑振铎译道泰戈尔。[2]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怪怖与惊惧同淹没我的混凝土棺一道令我窒息。红砖教堂的钟声在模糊的远方响起。与建筑共存的废墟,从生命隙入的死亡,于肌肤外凝聚的恐惧。仿佛有人在我耳边低语,他在空气中,他在棺群里,他在地表下,他同我在这深渊之中,看着我一同在无形的汪洋里沈溺。直到我们进入了位于地下的纪念馆中,我才终于从窒溺中解脱出来,在一间勉强被照亮的偌大白色房间里,有三个播报员的声音不紧不慢地朗读着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字。在层层叠叠的陌生名字我听见了低语,他们是在景观中藏匿的灵魂,位于在世之人的恐惧与崇拜之间,他们沉默地低语。


梦境中,悄无声息的变得震耳欲聋,禁忌缄默破碎在梦呓呐喊之中。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的另一端,灵魂开始低语,景观开始异变。凄黄的路灯哀悼着勉强遮创的店面,尚未被洗净的涂鸦用残缺不全的面孔扭曲地怒目圆睁,防暴警察打下的惨白强光灯令街道的一切惊惶失色。寂静如被遗弃的中心街在一瞬间被路口涌来的人群占领,他们被防暴警察缓慢而坚定的推进从街道尽头的州政府广场上被赶来,愤怒而沮丧。第一声清脆的敲击宣判了暴力的许可,我身旁戴着兜帽的年轻黑人拾起地上的石子向尚未被遮盖的橱窗砸去,爆发出巨大的响声。霎时间整条街道充满了此起彼伏的的撞击声和破碎声,就连路过的汽车后窗也遭了殃。狂欢在突然打开的强光灯下戛然而止,一声尖啸划破了夜空下短暂的寂静,催泪弹在半空中拖拽着淡淡的白色尾烟落在我的脚旁。围观低语的灵魂同人群一并四下奔逃。几个年轻人刚刚从被砸开的便利店里翻出来,抢在怀里的廉价饮料也在慌乱中散落一地。霓虹灯影从碎裂的橱窗里流出,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投下笼罩面孔的阴影。逃窜的人群不时回过头去确认自己与催泪烟雾的距离,一个女人在人流中声嘶力竭地大喊着某个陌生的名字。白色的催泪烟匍匐着前进,模糊了之前被破坏的街道。我的手机滚动着地方警察局的安全警报,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安全事件” ,以及我五分钟前所在的位置,而那里早已空无一人。

黑夜带有着它特有的魔力。描述上个世纪海地黑人的时候,勒内·德佩思特[3]把夜晚描绘成了白昼下白人殖民者统治秩序的彼端——来自非洲的巫术,精灵,和神话。在夜晚的世界里,文明表层的欺骗消失殆尽,一切回归到了肉体与肉体所能感知的本身。奴隶制与反抗奴隶制所带来的肉体痛苦,以及肉体所能给世界带来的痛苦。

在这一刻,明尼阿波利斯使夜晚耀如白昼的熊熊大火吞噬了每一个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与那里的人群一起成为了整齐划一的复制品,就好像木板遮挡的店铺一般。灵魂在浓烟和废墟之中齐声高唱着死欲之歌,透过大街小巷里转播的屏幕如同赛壬[4]一般在我们恐惧的目光中施下古老的魔法。因此当皎洁的月亮在无尽的黑暗中升起时,我们都将化身为暴力。景观包围着我们,景观凝视着我们,景观浸淫着我们。带有魔力的歌声呼唤着一个个人在睡梦里走出家门,突破白昼阳光庇佑下的文明封印。尖叫声中,身处于人群之中的我意识到现在无人清醒。身体在游动,灵魂在沉睡。而我仿佛也在梦境之中,因为我看到了自己:没有五官,像是一副未完成的画作一般空留着轮廓矗立在愤怒的人群中。我伸出颤抖的手,指尖轻触被阴影遮盖的下颚,揭下了自己的面具。其下是无数精巧的齿轮与线缆,层层盘绕在我以为是大脑的容器之上。远处响起了模糊的钟声,怪怖感死死攥住了我的舌头,我开始呕吐起来,身体里的一切不再属于我熟悉的庇护,而是在肌肤之下无限延展的陌生———机器。

“Robot” 机器人一词起源于捷克语 “Robota”, 意为强制劳动。“Robota”第一次被使用是在一百年前的黑白电影里,目光呆滞的人形机器以怪异的姿态围绕着活人。现在在街头无数灵魂沉睡的身体是机器吗?在他们身上汉斯·贝尔默[5]的人偶重回世间——由每一个我们所熟悉的部件所组成的身体,却在奇异的姿势和空洞的五官下丧失了所有的个体乃至为人的特征,仿佛她的灵魂永久陷入了沉睡。毫无生气的人偶却有着令人屏息的魅力。她不是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却又是我们之间的每一个人。笛卡尔[6]在第一次以机械角度描绘人体的时候,他是否想到了人的存在本身即是组成他的部分?在街上所有孤立个别的人在自己的身体中彼此找到了共同点——他们都是机器,一个如笛卡尔描述由无数个强制劳动的零件组成的复合体。一如愤怒的人群,他们在统一的暴力中执行着强制劳动——逃避与破坏。我闭上眼睛,嘈杂声以及逃离催泪弹导致的心跳加速都迅速离我远去。在一瞬间所有人坍缩了,失去了各自形态的同时,暴力的共相[7]以人偶的形式展开,以令人着迷的魔力打量着世间,沉睡的灵魂也在梦呓里为她吟唱。

等到我睁开眼睛时,太阳已然升起,梦境已经结束,愤怒的人群也消失不见。更多的卡车运来遮挡店面的木板,沮丧的店主在门前摆出暂停营业的告示,整理碎片枕藉的店铺。我驻足看着一家服装店橱窗上泛白的伤痕,前夜的撞击声似乎永久地停留其上,倒影的另一端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投掷石块的年轻人。街道远端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也遭了殃。三个月前的展览海报上工整的肖像与几何图形被玻璃的裂痕切割得支离破碎。旁边的纪念品商店已经遮得严严实实,但我清晰地记得第一夜暴力之后里面遍地的残渣。随着工人们逐渐把木板拼装完毕,原本琳琅满目的店铺们也坍缩了,变成了统一的受害者共相——横遭抢劫的店铺。

暴力共相的彼端缺乏受害者,受害者共相的彼端缺乏暴力。一个在白昼中战战兢兢,一个在黑夜里怒不可遏。在错置的时间里两者凝视着缺失的彼端。他们在凝视着什么?在梦境中,成为机器的身体透过沉睡的灵魂在强制劳动中看到的是自己吗,正如同我所经历的那样?当中心街彻底沦为二元对立的时候,我们该去往何方?梦境将会蔓延至日光下,而深陷其中的我们将会永远地坍缩成那唯一的人偶。闭上眼睛,阳光下的炽热和明亮迅速离我远去。我看到被揭下面具的自己向我徐步走来,揭下了我的面容。看着他手中耷拉着的脸皮,没有感受到丝毫痛楚的我下意识地伸出手触摸我的脸庞。柏林的钟声在远处敲响,怪怖感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的脸庞是冰冷的,金属特有的光滑似一滴冰水从指间沿着手臂滑向我的心脏,凝固了它的跳动。刹那间,极寒伴随着皱缩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席卷出我身体的轮廓,并在那一刻夺走了它。我在感受到每一个器官存在的同时丢失了身体。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没有器官,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强制劳动的机械零件。但是我睁开眼睛,木板上一副新完成的画将我从沉沦中猛地拉起。两颗骷髅头在两簇树叶丛中凝视着彼此——一个在如夜空般墨黑的叶丛中,另一个则在火红如燃烧的叶丛中。它们无血无肉,却莫名焕发着初诞般的新生。我下意识地触碰自己的脸颊,肌肤微弱的温暖在一瞬间融化了全身的凝固,一缕清泉悄无声息地在满溢的一刹那重新描绘出我身体的模样,旋即又轻轻流走,只剩下温柔的知觉,一如爱人的拥抱。梦境褪去,化为画作上笔触的黑边。在街道另一边,几个黑人女孩在人行道边铺下洁白的塑料布,摆上颜料桶,在一家文具店橱窗上的木板作画。她们已经把整个木板涂上浅棕色作为画布,全身心地扑在上面创作。在她们身下便是一个戴着口罩的黑人小男孩,两侧分别是一个扎着紫色头巾的,和一个头发蓬松耳朵上坠着金色星星的黑人女孩。他们踮起脚作画的样子像是在尝试触碰星空,又像是在拥抱这些暂时还没有面孔的孩子们。

街道上逐渐活跃起来。街头艺术家成群结队地扛着工具在街边搭建起临时工作站。先是用滚筒给整个木板上色打底,然后用铅笔仔细地勾勒出作品的草稿,最后用颜料赋予其生命。在短短几天内,工作的艺术家愈来愈多,而夜晚愤怒的人群仿佛消失在了空气中一般,也没有一副画作遭到破坏。咖啡店前是一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来往的行人,两旁是哭泣的侧脸。曲奇店长长的店铺上是变形的线条,在层层叠叠的组合之中绘出数十个互相张望的面孔,巧妙地组合成五大陆的轮廓。博物馆落地窗下的木板上有一尊静坐的佛像,旁边是一个双目圆睁的黑人额头上有一只如图腾般的第三只眼。披萨店店面是一双穿着浅红色高帮运动鞋的脚站在一辆警车顶上。一幢写字楼下则是一只白色的手在绿叶环绕的爱心上与一只黑色的手紧紧相握。旁边便是一个扎着两个金色发箍的黑人小女孩脸庞。穿过一座被改造成悼念花圈的花坛和一座女性游行的纪念铜像,树荫下有一个小学生合作设计的纪念墙。在父母的围观下,孩子们在墙上用各种浅色画笔画下一个又一个爱心。景观在他们挥舞的笔触下被重塑,灵魂也为之沉默。蜿蜒的线条使得混沌的梦境有了形状,景观之中生死去来的灵魂在流淌的色彩中落落磊磊[8]

这些作品在诞生之后见证了成百上千人的和平游行。歌舞声中上千人的队伍在各异的脸庞与图腾的目送下缓慢但坚决地向前行进。但是他们不是孤立个别复合体。母亲抱着孩子指着墙上栩栩如生的面孔轻声解释着它们的来历;年迈的老夫老妇佝偻着从包里掏出相机尝试对准角度拍摄画作;年轻的情侣牵着手共同举着标语高喊口号;医生们身着白大褂,锃亮的工作牌在胸前摇摆。暴力的共相在万相的个体前破灭,而组成它的机械与四散的灵魂一起消解了,化为了画作空隙间潦草的诅咒,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自动取款器,与纪念碑上血红的涂鸦。

                                                                                                         

柏林墙已经所剩无几,我对自己说道。那天天色阴沉,飘着小雨,打湿了我与友人所来到的这一片毫不起眼的街区。若不是有一个架起来的大棚,里面展览着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柏林墙地基,恐怕没有人会感受到丝毫的历史感。不远处保留下来的一小截柏林墙则更加无趣。墙上白底黑字地漆着一行与墙一般高的大号字母。爬满墙顶的藤蔓与其上茂盛的绿叶带有黑人女性的秀发特有的蓬松倾泻而下。字母有些过于大了,即便我似乎认识它们的形体,却无法辨认出其中任何一个究竟是什么,于是我也无从得知这一行字的含义。就好像呼之欲出的什么如鲠在喉,只下一刻发现空无一物。就好像我有一次听到餐馆里的男男女女在说越南语,每一个音节都莫名熟悉但是无法理解一般。我与友人在街区周围转了一圈,终究没有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对于我们游人来说有趣的东西。临走前我最后一次向柏林墙瞥去,墙甚至显得矮小笨拙起来。难以想象无数东德人尝试翻越它而被机枪射杀。彼时与此时仿佛被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隔开。

我准备扭头离开,便先迈开步子向后退了一步。分不清是回忆还是梦境的洪流将我裹挟。

                                                       

 就好像是我对她失望一样。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舟车劳顿,疲惫不堪的我终于抵达了马德里机场,却发现我所在的航班丢失了三四十个游客的行李,而我的行李也在里斯本机场中转时也被落下了。于是我与其他旅客一起排队登记居住地址和个人信息,面前的一对沮丧的年轻情侣流利地混杂着英语和德语拌嘴。转眼间一个多小时过去,终于轮到我填完表格后,算是正式踏上了欧洲的旅行。我匆忙进入洗手间打湿双手,整理凌乱的头发,照着镜子把衬衣角塞进裤子里,弄平整西装的领子,然后走出了机场到达口。我应当在这里与等候多时的友人会面。人来人往的大厅里充斥着西班牙语特有的忙碌。当我转过身来时,我透过人群看到了一年多未谋面的她。我穿过人群向她走去,当我大约离她仅有一两米远的时候,她仍然在四处张望。我向她挥手,她愣了一下,也向我招了招手。来到她的面前,我忽然感到心里一阵不安,好像有人在我内心深处掉落了什么。我们打过招呼之后,乘坐手扶电梯离开机场。她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在短暂的沉默里我看着她。她胖了不少,也没有像之前我们数次见面时那样戴眼镜。圆润的脸颊使她的眼睛显得格外狭小,大约是我依旧习惯她还戴着眼镜的时候吧。她化了妆,淡粉色的眼影和描黑的眉毛让我意识到她脸上的雀斑已经彻底消失不见。她穿着宽松的白色高领毛衣和黑色长裤,她的胸部有着明显的隆起,她自从大学以来想要留下的长发已经披肩。我意识到了自己不安的来源:我八年前第一次见到她时给我留下印象的特征已经全部消失不见。


“向上的道路和向下的道路都是同一条道路。” 两千五百年前赫拉克利托说道。[9]


具体的世间与场合早已经在我的记忆之中模糊不清。我与父亲回访老家,其中一项传统便是拜访祖坟。两个小时的颠簸,路旁的绿水青山中不时有砍伐殆尽的土黄色山坡裸露在阴沉的天空下,也不时有玻璃积满灰尘的废弃高速公路服务站。繁茂的树林间,我们按照例行程序在祖坟前磕头,点燃鞭炮。单调的鞭炮声在群山间空洞地回响,如同我们怀缅素未谋面的祖先。正准备动身回家的我被姑姑叫住,说起父亲这一回要去拜访“桥妈妈”。路程并不容易,我们在田野间狭窄的水泥路上驱车,似乎随时都有一头栽进水稻丛中的危险。终于车子停了下来,我们在群山环绕的开阔田野中下车,四下里不见人烟。我们踏下水泥路,沿着泥泞的田埂走去,汽车也消失在了视野里。田埂的泥浆里若隐若现着烟盒,槟榔袋,和巴掌大的肥料塑料包装。放眼望去它们也如同雪花般散落在杂草和田地当中。在前方一条小径流上赫然出现了一座小石拱桥,静谧的风轻轻吹过,四周齐腰高的野草也在摇摆。

“你爸爸当年小时候病得很重,怎么也治不好。奶奶就带着他来到这里,拜这个石桥当妈妈,保佑他身体健康,在那之后你爸爸的病一下子就好啦。” 姑姑的突然升调似乎在凸显故事的戏剧性,“以后你爸爸就要来拜‘桥妈妈’。”

父亲在这座突兀的石桥前目光温顺地垂下,双手摊放在大腿上,然后跪了下来。突然狂风大作,怪怖感随之裹挟住我。我皮肤上的汗水变得冰冷,冰冷如金属一般。我的喉咙抽动了一下,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父亲仍旧像一个孩子一样跪在野草,垃圾,泥泞,和石桥之间,半闭着双眼盯着地面。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祖母抱着病恹恹的父亲站立在这座石桥前。但是母子眨眼间消失在了空气中,我尝试大喊让他们留下来,却发现自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右脚脚尖轻触在湿滑的泥土上。天色黯淡下来,远处闪烁着微弱的火光,我的心皱缩如田间蜷曲的废弃塑料袋。

我向后退了一步。

尽管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但是我的右脚脚尖激起千层浪,无声地向远方扩散,整个世界的形状在波动中失焦。远处的火光已经变成了包围着我的熊熊烈焰。塑料袋,野草,石桥,父亲在巨大的漩涡中纠缠不清。但是我清楚这不是梦魇。我的后颈清晰地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是我的影子,他将我带到这里,他就是暴力的共相。

“他者。” 他俯身在我耳边轻声道。

“他者。” 我的嘴唇轻轻吐出这个词。

“他者。” 在我周围从火光中走出成群的人偶齐声高唱。

如同咒语一般,世界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但是厌恶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厌恶这座斑驳的石桥,我厌恶跪在石桥前的父亲,我厌恶完全陌生的祖先,我厌恶这片被白色垃圾覆盖的田野。愚昧,迷信,落后,过时,封建。我下意识地抬起右脚向后退了一步。我的脚跟触碰到地面的一瞬间,我发现自己离石桥更近了。桥墩上的水渍和裂痕清晰可见。火焰在风中扑腾,而我看到自己站在石桥的另一端,打量着的身体。

老师把不听话的女孩拉到讲台中间,要求全班六十来个同学发言说我们讨厌她的地方。在坐得笔直的无数个小身板里,我举起了右手。然后在老师的许可下我站起来,用右手指着那个女孩用洋洋得意的语气发泄我对她的不满,即便女孩已经在讲台上缩成一团,泣不成声。

桥对面的我手臂上的血肉像废弃建筑的墙纸一般剥落。暴露在外的是光滑如塑胶表面的外壳,而每一个根手指上的关节都是精巧的轴承。桥对面的我好奇地端详着这全新的造物。

某个夏天我和朋友去市中心的快餐店吃午餐。我们端着丰盛的食物寻找座位。那时是正午,正是快餐店最繁忙的时候,每一张桌子都已经被高声谈笑的顾客坐满。直到我们来到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满脸皱纹,身穿灰尘仆仆的黑色夹克的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墙角的空桌子旁。他似乎十分疲惫,靠在墙上两眼呆滞地盯着前方。意识到我们在看着他之后,他躲闪着我们的目光离开了座位。我们好像理所应当地占据了那个空桌子。正准备大快朵颐的我却忽然皱起眉头闻到了一股垃圾腐烂的味道,几乎快让我呕吐出来,食欲荡然无存。我暗想道以后再也不来这家餐厅了。

桥对面的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向我咧开嘴大笑,用塑胶手臂撕开了胸膛上的肌肉,好似在脱下一件不甚方便的雨衣。将撕毁的皮囊扔进熊熊烈火中,他满是鲜血的躯干在火光中闪烁着无机的光泽。血液无法粘附其上,它们迅速流走,不见踪影。剩下傲人的机械躯壳,他伸展着,一同与崭新的手臂显示着无上的优越。

我没想到数年以后我与大学结识的朋友一同观看电影《寄生虫》[10]时,会回想起那遥远的用餐经历。剧中冷漠无情的有钱人在家境贫穷的男主角面前抽了抽鼻子,皱起了眉头,因为男主角身上有着他所厌恶的贫穷的味道。仿佛那是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一般。我看着剧中人如小丑一般在无数观众面前表达着自己的不快,感到放映厅里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赤身裸体的丑陋的我,而我无处躲藏。我的确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餐厅,仿佛那是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一般。就好像在街上几次被在路边乞讨的黑人拦下,便会每次与黑人擦肩而过时下意识地打量一下对方,确认他不是要向我乞讨,仿佛那是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一般。

桥对面的他抬起双手,从脖颈揭下了脸皮。没有痛楚,没有犹豫,也没有惊喜——脸皮耷拉在他的手里,五官变成了空洞的凹凸,外表如同石膏雕塑一般雪白。他是我心目中的完美,进步与永恒。他是人偶的理型[11],柏拉图[12]的文字也无法描绘他超然世外的存在。他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走去。[13]

我赞美他,我歌颂他,我崇拜他。即便他的光芒使我失明,即便在上一秒他还鲜血淋漓。那尔喀索斯[14]会抬起头来瞻仰他,我无法将视线从他完美的身形上移开。我想要成为他。

我向前迈了一步。

小手扯住了我的衣角。我不耐烦地推开。但是小手再次抓住了我的衣角。我回头看去,一个小男孩拼命地向我摇头。他又黑又瘦,满身伤痕,额头淤青,小腿浮肿。

“他可以拯救我们。” 我指着说,“未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必须要被牺牲,但那都是为了更大的进步。”

小男孩的头摇得更厉害了,泪水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

“我什么也做不了。我需要他来拯救我,我必须要牺牲才能长大。我才能摆脱那个弱小,愚蠢,和丑陋的自己。” 我手搭在自己的胸膛上,示意着我的诚恳。

小男孩指向远处某个地方。我顺着小手看过去,除了漆黑的天空以外什么也没有。我疑惑地回过头,发现小男孩摊开手,看着我苦笑。

我狐疑地继续向四周张望,目光所及之处空无一人,只有火光,和他。我刚想再次询问,却发现小男孩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而我的双手沾满了血。

“你的成长就是他们的牺牲。” 他的嘴唇没有动弹,因为完美的面孔不容许嘴唇的运动来破坏, “相信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好像有一滴眼泪从我脸颊上划过。深呼吸一口气,我转过身来直视着他。

“看不见的在哪里? “我问道。

“看不见即不存在。” 他回答。

“我爱我看见的。当我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我依旧爱他们。因此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我看见我所看不见的。”

“你不能看见你看不见的。” 他复述道。

“你没有和我一样的眼睛,你看不见我所看见的。但是你在看见我的那一刹那在我面前展示自己的存在。因此你看见了我所看见的——你自己,也就是我自己。你看见了你看不见的。你是他者,你是存在的不存在,所以你的不存在消失在存在中。”

人偶无瑕的身体裂开了,下一刻他迸发在了自我矛盾之中,只剩下一地映着火光的残片。从无尽深渊中涌动的怪怖感不是陌生的语言,不是黑肤色的人种,不是祈祷的父亲,更不是一个受到惊吓的女孩。它在我的眼睛之后,肌肤之下,延伸至景观之中。我发现自己站在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在瘟疫隔离的寂静之中注视着无人的景象,仿佛在和我从未记起的遗忘和解。我意识到三个月之前,我站在这里想起了印第安人的坟墓正坐落在我的脚下。我不知道他们的外貌,他们的打扮,也不知道他们受过的苦难和他们后裔的下落。我只能闭上眼睛倾听行道树在风中枝叶摇摆的声音。


在维也纳古色古香的城镇里,一幢幢浅色建筑像甜点拼盘一般展开,马车于其间穿行,蹄下发出清脆的声音,让我想起了东京皇宫外在覆满石子的广场上踩出的声音。但不是这些令我难忘在这里的时光——却是我们在阿尔博蒂娜博物馆所偶遇的丢勒展。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在常设展厅的一个拐角注意到格外多的人向一个展厅鱼贯而入。年轻夫妇携着几岁大的孩子,由监护人推着轮椅的老年人,还有怀揣着各式摄像机的专业观画人士。出于好奇,我们踏入了展厅,甚至不知道这里所有的作品属于一个名作丢勒[15]的艺术家。我们更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会像着了魔一样不断地回到这个展厅。深蓝色的墙上按时间顺序一幅一幅摆开他的作品。油画,金属雕刻,铜板雕刻,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盛宴刹那间让我应接不暇。每一幅作品旁边都用德语和英语写下来了充足的注释。更重要的是,在每一幅大型杰作前,都有整整一排的小尺寸作品。它们是丢勒用来具体考察细节物件处理的预先练习。一只祈祷的手,一丛嫩绿的野草,或是一株娇小的鸢尾花活灵活现地以尽可能多的细节被还原出来。它们随后出现在大幅画作里,与周围种种令人惊叹的细节融为一体,默默地围簇着某个重大的宗教事件。一路观看下来,我仿佛亲眼目睹丢勒的创作历程。某幅被众人围堵得水泄不通而似乎传达着某种如雷贯耳的神圣气场的作品,也因此多了些画幅后的什么。同样地,丢勒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来正一只手扶着头在桌旁打盹的妻子,圆润丰满的脸庞上似睁非睁的眼睛好像在温柔地垂视着什么,而尔后在一系列重要的宗教画中,女性形象无不具备那副妻子肖像画的神韵。这些女性散落在巨大的展厅各处,看似互不相关的平行存在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达成了共鸣。我心中油然而生一股鲁莽的冲动,想要把丢勒所有绘出的女人叠加起来,似乎能够从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幅没有被展出,也没有被观看过的画。

但最摄人魂魄的恐怕是展厅的第一幅作品。丢勒的处女作,十三岁时的银笔画自画像。作品旁的文字描述尽全力解释银笔技法的难度,与丢勒在十三岁时便锋芒毕露的才华,但作品本身便已胜千言。画里的少年侧着右脸极其冷静地看着什么——考虑到这是自画像,应当是映着自己形象的镜子。他身着工作装——头上套着如布口袋般的帽子,与宽松肥大的便衣。漂亮的及肩长发如瀑布般从帽子里一泻而下,却也不是直直的头发,每一株发梢都以不同的角度和长度蜷曲,一如大海变化莫测又自然和谐波浪。整整齐齐的刘海下是入杏仁一般的双眼,眼睑的轮廓恰好如一弯浅浅的新月,而其下含着炯炯有神的瞳孔。圆润的脸颊微微隆起,除了淡淡的阴影外没有多余的一笔。略略高耸而曲线优美的鼻梁宛如装清酒的小德利瓶的侧影,引导着目光向下看到微微撅起的双唇。五官错落有致,却又因为是侧面视角的缘故显得几分淘气般的小小失衡。便衣肥大的袖口在抬起的手臂上折出无数褶皱,他的右手大拇指微抬,修长的食指伸展着指向他所看的方向,而左手深藏于袖口里。据介绍,左手不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作画手,而这被作为了推断该幅作品是自画像的依据。黑白两色,线条蜿蜒,阴影细腻中相貌俊美的十三岁少年却在冷静的表情和坚定的眼神里涌起一种像是要拔地而起的专注。他伸出的右手食指便是箭头,整个人像是要化为一股浪,一阵风,一束光一般排除艰难险阻前往他所凝视的彼端。

彼端是什么?

彼端是自己。

是他自己还是我自己?

我从小厌恶自己。我厌恶镜子,里面所映照出自己的样子仿佛会射出滚烫的光弄瞎我的眼睛一般。又好像镜子里的那个人能如幽灵一般钻进我的眼睛,蔓延到我肌肤之下的每一个角落。年幼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冲进了一个自助卡啦OK机前,摄像头捕捉到了我的模样,旋即一个与我一模一样的男孩在电子屏幕鲜艳的背景里冉冉升起,而我黑瘦驼背的样子因此显得愈发突兀。屏幕上陌生而不知所措的面孔令我跌下悬崖一般全身汗毛直竖。在全身器官之战栗中,我夺命而逃。


米兰·昆德拉[16]把相遇比作了画家在尝试捕捉一个人肖像时粗暴的手势。画家试图占有那个人的脸,和脸背后的全部。这不切实际的欲望在人鲜活的外表面前显得愈发荒唐困窘,但是它首先是我们与他人相遇时的真实。我能看见我所看不见的不是视线却是一种姿态,一个手势。因为在看见中我看见了自己的自相矛盾:我在尝试去看见的行为本身承认了我看不见的事实。

因为我即是他者。当数千人如洪流般在中心街上高喊着口号向州政府行进,抑或是上百人陷入破坏的狂欢时,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不在人流,却在人流的罅隙之中,其中渗出的是难以名状的悲伤。在罅隙中我看到了自己,正如同那位戴着兜帽的年轻黑人拾起石头砸向橱窗的那一刹那,他看到的不是玻璃,而是倒影因冲击波剧烈震动的自己。向后退的我在石桥边看到的也不是我所谓厌恶的落后,而是自己。他者在景观之中,也在肌肤之下。世界从内心最深处展开,他者成为了人偶,我们则是傀儡师,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唯一道德光源下投射出它们的倒影,庄严地在彼端寻找自己。在无知中寻找智慧,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恐惧中寻找勇气,在奴役中寻找自由。我们害怕匮乏,但是在对匮乏的确信中我们遗忘了匮乏的模样,以至于在弥补匮乏的绝对命令中将匮乏作为了匮乏的对象。依托于继起的恐惧,景观中无处不在的匮乏深植在了肌肤之下,血肉也成为机器。寄生在人偶之中,其求无餍的匮乏在孤立个别的存在里蔓延,景观也藏匿了灵魂。


苏尔·索拉尔[17]在上个世纪结合拉丁美洲土著传统与欧洲先锋艺术手法时借用面具为载体来寻找阿兹特克文明及其背后的灵性与神圣。他以面具将远古的魔法与神灵与现代的超现实主义连结。阿兹特克人戴上特拉洛克面具来隐藏自己生而为人的脸,但索拉尔的特拉洛克面具将人带入神的面孔。三角形尖如锥刺的胡子,圆睁的绿色眼睛,和夸张上扬如撬棍的髭须使人与神浑然一体。但也许面具有更深的含义: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成为阿兹特克人,在尝试探索的过程中图腾与我们自身界限会变得模糊不清。在面具与面孔的罅隙中投下阴影的正是我们自己。


我无法看到绝大多数的苦难。无论是在隔离中孤独死去的老人,被无情驱逐的印第安人,抑或是被警察扼颈枪击的黑人。苦难在我视野中的缺失如同诅咒般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每一桩悲剧和平庸的日常交叠出不可调和的暴烈突兀。对于看见的渴望和对于自我之恶的恐惧充斥着我的内心,似乎我的每一个行为都背负着潜在的恶本身。

与此同时在每一次短暂的相遇中我看见他人,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给予我的灵魂以甘霖。他们在笑,在哭,在叹息,在点头,在遇见小动物的时候欢喜地小踏步去打量,在电影里某个角色即将遭到不可逆转的灾厄时不禁尖叫。所有的这一切如同于灵魂中的深吻,不留痕迹也不曾离去。柏林的钟声敲响的正是我与他人所匮乏的共振。但是在相遇中我看见了在自我彼端的不再是人偶,而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即使相遇时我戴着与我面孔无法区分的面具。即使灵魂在景观之下低语,机器在肌肤之下作响。


一切似乎都平静了下来。中心街上的商店陆续取下了木板,街道在傍晚逐渐热闹起来。我在理发时和理发师闲聊。

“这几天大家又不安起来了。” 她说。

“发生了什么?” 我问。

“一个黑人女孩被一群人边喊种族脏话边泼燃油烧伤了。” 她的声音愈发沮丧起来,开始阵阵颤抖,“我的一个同事和一群人在广场上和别人起了争执,打起架来。然后警察又没给理由逮捕了一个黑人。示威者后来把州政府门口的雕像给推平了。”

“都发生在附近吗?” 我感觉自己的心停跳了一下。

” 都发生在附近。” 她关掉了理发器,摊开手环视四周,” 就都在我们周围。“

戴着口罩的我感受到了愈发沉重的空气,几乎要让我窒息。理发师干笑了两下,聊起来她最近喝酒越来越多了。和理发师告别之后,我步行来到了州政府门口,离米开朗琪罗咖啡馆仅有咫尺之遥,而那一座纪念女性游行的雕像已经消失不见。雕像基座的标牌上被喷漆血淋淋地写着“殖民者”。我走上前去,注意到标牌上写着”女性游行纪念”的正下方写着“哥伦布大发现“。


钟声在远方响起。


我与友人来到了机场出发口。一个又一个的旅客有条不紊地排着队消失在了安检口的另一端。我转过身看到她就在我身后,嘴唇紧闭,于是便意识到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但是在我犹豫的嘴唇下空无一词。我似乎逃避着这一分别时刻,在我心底里隐约希望我们永远在微微颠簸的车厢里前往下一个地方。正如同在内心不安之时,我会一人于深夜披星戴月地在树林小径里快步行走,直到双腿疲惫不堪为止。因为在从上一刻到下一刻的不断移动中,我似乎可以确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摆脱束缚,延伸出与我面孔无法区分的面具。我抬起眼睛看向她,发现自己在过去十多天里一心扑在景观上,仿佛刻意地躲避她,就好像我年幼时躲避镜子一样。我又似乎在等待着这一刻,似乎有什么美妙的剧中人行为能够一举救赎所有的存在。我们在来到机场的列车上的沉默与车窗外蜿蜒交叠的铁轨一道在这里汇合,而在安检口之后是没有回头路的谢幕,日常的无垠荒漠在等待着我。在彼此陪伴的最后时刻,我悔恨自己的失望。

八年前,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与她在同一个教室里,同一张桌子前。她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垂在耳边的短发,紫色框的方形眼镜,浅浅的雀斑点缀在小小的鼻子旁,丑陋的校服下是平平的胸部与瘦削的身子。某个面孔模糊如戴着面具的老师在讲台上。

“假如你会在五分钟以后死去,你会做什么。”我问她。

她把一只手指搭在下巴上,微微仰起头略作思考。

“我应该会跑到老师办公室去,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爱她吧。”

之后的对话与老师的讲课声一道消失在时间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给出过自己的答案。

我想起她之前说在我离开之后,会与她的母亲一起继续旅行。

她因为早起而略显疲惫的脸突然明亮了起来,我不知道我在看着八年前的她还是我所感到失望的她,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我厌恶着的自己还是现在的自己。横跨八年的罅隙,我们在这一刻相遇,而下一刻即是相遇的死亡。我意识到我将要完成这段对话,因为五分钟之后我会消失于安检口之后再也不见。于是我终于下定决心。


“你们听说过对位法吗?” 来自波兰的教授问道,然后自顾自地解释下去,“几个完全不同的旋律,会在一起形成一种极为独特的和谐,互不冲突。”


我难道在无数次路过这个雕像的时候没有看见”哥伦布大发现“吗?还是我又一次简单地忽略了这个不便的事实?就好像我在写作的这几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雕像已经消失不见了?我的心脏似乎要钻出我的嘴巴,我急促地喘起气来,环顾四周。

无家可归者在纸板上目光呆滞地注视着行人,乞丐不停地晃动塑料杯里的几个硬币哐啷作响。马路的另一端,人们在草坪上慷慨地就种族正义发表演说。

                                                         

两个月之后,将会有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再一次被警察连开七枪。大火会再一次在一百公里外熊熊燃烧。中心街的店铺会再一次于一夜之间全部重新装上木板。

          

而我呢?

我仍旧在两千五百年前的罅隙之中。


8月28日

完稿于麦迪逊

Albrecht Dürer, Portrait at the Age of Thirteen



Xul Solar, Tlaloc


[1] 怪怖感,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论文The Uncanny (1919)(德语 Das Unheimliche)提出。一篇由名为Acephale的作者所写的相关分析里介绍道“我将此词翻译为 ‘怪怖者’,含义为‘令人惊异恐惧的人,物,时等’”。我选择采用了这个翻译。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13263

[2] 引自《飞鸟集》(1916),作者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著名印度诗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于1920年由著名中国文学家郑振铎(1898-1958)翻译。

[3] 勒内·德佩思特(René Depestre 1926- ), 海地著名诗人。现居法国,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地特别公使。

[4] 塞壬 (Siren),古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妖,用音乐和歌声引诱水手来使船只触礁沉没。

[5] 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 1902-1975),德国艺术家,超现实主义摄影师,以他所制作的人偶闻名。

[6] 勒内·笛卡尔(Réne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西方现代哲学奠基人之一。他在The Treatise on Man 中尝试以机械角度解释人体运作机理。

[7] 共相(Universals),哲学界形而上学的重要议题,讨论是否在万物中存在着普遍共享的性质本身。

[8] “生死去来,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间接引用自著名科幻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无罪》(Ghost in the Shell: Innocence).原文出自日本能剧大师世阿弥(1363-1443)。

[9] 赫拉克利托(Heraclitus c.535-c.475 BC),古希腊哲学家,著名主张之一即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性。该句引用原文为”the way up and the way down is one and the same”。缺乏直接翻译来源的情况下我选择间接引用了荣格《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 by Carls Jung),魏宪明的翻译。

[10] 《寄生虫》(2019),韩国导演奉俊昊所执导的知名电影,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奖及其他诸多殊荣。同时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非英语电影。

[11] 理型(form),由柏拉图提出,是最早的共相问题讨论,指万物的性质以理型的形式独立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

[12] 柏拉图(Plato c.428-c.347 BC),著名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奠基人之一。

[13] 引用自《春》,由著名中国文学家朱自清(1898-1948)所作。

[14] 那尔喀索斯(Narcissus),古希腊神话人物,与英文中的水仙花同名,因相貌俊美沉迷于自己的湖中倒影无法自拔,为自恋情结(Narcissism)的原型。

[15]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1471-1528 ), 德国文艺复兴早期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擅长油画,水彩画,版画,和雕塑。二十岁时便已经在欧洲极富盛名。

[16]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著名捷克作家,流亡至并现居法国,著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笑忘录》等作品。

[17] 苏尔·索拉尔(Xul Solar 1887-1963),著名阿根廷印象派,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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