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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们的初入工作之痛

在这一年里,我们可能是在公司里最不认真工作的人,但同时,也是最认真地思考到底什么是“工作”的人。

这是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记下了我和我的朋友小杨、阿拉登在这一年里的工作之痛。我们都会被称作文艺青年,爱读书、写作、绘画……却迫于生活压力,无法全然投入自由创作的世界。原文首发于单读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人类在现代工作理论(最早诞生于 18 世纪)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我们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不断工作的教条看起来这么自然、正常和正义。更具体的是,在关于工作伦理的讨论中,为什么公众和个人都保持沉默?

——摘自《后工作宣言》 阿罗诺维茨等 


2021 年 5 月,我从英国一所学校的文化产业研究生毕业,回到北京。回想从大一到研究生毕业的历程,我几乎是在不间断的实习和兼职中度过。但正是这些经历中所缺少的成就感让我意识到,我好像真的无法把自己完全嵌入到现有的职场体系中。

于是我选择了自由创作,靠不稳定的写作、摄影收入为生。与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我的朋友小杨和阿拉登。我和小杨相识于在伦敦一起看艺术电影的聚会,和阿拉登相识于总被称为“乌托邦”的 706 青年空间。她们都出于对收入的考虑,不得不投身于互联网大厂。

现在,阿拉登参与工作一年半,小杨参与工作一年,我放弃职场而为自己工作一年,也许正处于精神层面的痛觉神经最敏感的时候。在这一年里,我们可能是在公司里最不认真工作的人,但同时,也是最认真地思考到底什么是“工作”的人。


01

新工作


“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曾感受过创作的高潮和思想的快乐,这一切仿佛顺理成章。”

——摘自小杨给我的一封回信


2021 年 5 月,小杨在北京转机,我们约在什刹海附近的胡同深处我的住处小聚,她宣布了她马上要入职一家大厂的消息。后来她把自己当时的心态描述为“抱着狡辩和愧疚”。因为在她心里,“做记者,做学术,做艺术,我们应该是这样一群人”。

一个小时后,她要去机场了,目的地是新公司所在的城市。我想送送她,她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知道出去的路吗?”她笑了,“你这是一句双关吗?”

半年后,十一月的一天,我又收到了小杨的消息,“不知道你最近状态是否想要聊天?如果可以则十分感谢,如果暂时不是很在状态就祝你一切都好!”

那段时间的我正和另一朋友一起办一个十分地下的摄影展,因为我的自由撰稿之路走得真的不怎么顺利。我曾联系过实习时的前司,在我一篇稿子都还没发过的时候,他们炸号了。给不同媒体投稿,被拒就已经是很好的结果,毕竟编辑们大多习惯于不回复。为了弥补经验的不足,我自费买最早的航班飞去另一个城市,只为了知道什么叫“现场”,收获的唯一经验是知道了在现场你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本来以为,靠展览宣传一下自己,就可以以拍照的收入弥补写作的亏损。作为资深 INFP(MBTI 十六型人格测试的结果之一,I、N、F、P 分别代表内向、直觉、情感和感知这四个偏向),那次展览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卖力推销自己的两周,但过了一个月后,如果不是因为把办展过程写出来后拿到了稿费,我还赔了不少钱。

展览现场照片

收到了小杨的消息后,我们打了个长长的电话。我了解到,与我的极端不稳定有所不同的,是小杨工作环境的高度秩序化。

小杨入职大厂后的第一件事是军训。一让喊口号,她就开始流泪。她把报数声喊得很大,“就好像有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喊出那个数字之后,我就直接把脖子往刀上一抹”。

军训还不是全部,战争的话语早已侵入到公司文化的各个角落。知识竞赛会被冠以“XX 战”,培训叫成“训战”,训战的不同阶段叫“营”。如果一个人被淘汰了、离职了,在这里用的词叫“阵亡”。

男人们到了酒局上也像是在干架。他们聊起阿里高管性侵女员工的事件,会说“这个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小杨试图给他们解释,这样的事不能责备女方。但看着对方迷茫又无辜的大眼睛,她就知道,“不好意思,我在饭局上说了一些没有必要的话”。

小杨的同事们同样觉得很累,压力大,但好像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小杨工作时间经常是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下班以后,没什么时间再交朋友。即使有时间也不能交,丰富的业余生活不是在大厂中会受欢迎的品质。仅仅一个月后,每当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区,对着电脑,内心就会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有时去洗手间,也会突然僵在里面两三个小时,直到下班。

到了晚上,她就靠疯狂画画来找回被钝化掉的感知。有次她大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真想当个疯子”。她在情绪不受控的时候骑自行车飙车,结果出了个小车祸,不得不拄两个月的拐。她本来抱着一种浪漫化的心态去了大厂,以为低迷的情绪和强烈的刺激可以让她画出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最后再以一种游戏的、观察者的心态全身而退。但是当她没有办法和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产生一星半点的能量交换,她才意识到,她把自己想得太强大了。

小杨在刚入职期间的一幅作品,名为 Sin(罪恶)


02 

辞职,辞职


去年年底,我的自由职业之路阴差阳错地被打断了。我的新老板是一位比我年龄大不少、也比我有钱得多的男性,他给我和其他朋友非盈利性质的艺术项目提供过一些赞助,我在很长时间里心存感激。我曾跟他提到过我回国后的惨状,让他有活儿的话记得介绍给我,几个月后他跟我说,他从互联网金融领域跨界到了音乐行业,让我给他的一个新的独立音乐媒体写些文章。

我说,“可以,主编是谁,让主编来跟我对接吧”。他才说,“没有主编,你当主编吧”。我惊讶于他这个决定过于草率,又觉得试一试也无妨。这是个完完全全的商业项目,没有什么自我价值的实现可言,不过我以为,我也可以像小杨一样,把大脑分成谋生和创作两个独立运作的部分。

可是艺术家和资本家谈论起文化产业,让我怀疑是不是应该请一位翻译。当我抱怨,“有一个非虚构媒体的月 KPI 是三篇,每篇都要六七千字,能把人累死”。他不以为然,“三篇还多?”我吐槽,“一家头部音乐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低得侮辱人”,他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合理之处,“供需关系决定的”。我不屑于某些公司打着文化的旗号做电商,内容上从来都透露着猎奇和低俗,他说,“你要是有一百万粉丝,我就不信你放着不带货”。

我有点不明白,他看待文化时如此不屑,为何还要进入这个行业。

我曾被朋友付费支持过的一幅作品

这时候的小杨因腿伤申请了病假,她用这段时间找选题、写文章、给艺术媒体投简历,争取换一份工作。一个多月后,一位主编终于以一种“小朋友,你现在很菜,但是我愿意带你”的态度,为她提供了一份 offer,但也提醒了她,如果无法通过试用期就要走人。与此同时,大厂也开始对她予以重用,要把几千万成交额的核心项目交给她负责。

让小杨犹豫的第一个因素是“稳定”。尽管媒体上频繁出现大厂大规模裁员的新闻,但对小杨所在的岗位来说,至少需要经过直属领导、领导的领导、人力资源部门等多个环节的确认才能裁掉一个人。而在媒体中,小杨发现,并没有明确的绩效标准,仅凭主编一个人的喜爱与否就能决定她的去留。

第二是薪资。我在一些公开的网站上搜索了这家大厂的薪资水平,第一个网站根据用户主动提供的数据统计,经验为 1—2 年员工的平均月薪为 19,925 元;第二个网站根据该企业近一年在各网站发布的公开薪酬统计得出,应届生的平均月薪为 22,400 元。相比之下,这一年中,小杨先后得到过跳槽机会的三家媒体,都是业界十分有名的平台,却只有一家的月薪达到了一万元。

第一个网站的截图
第二个网站的截图

我问过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去大厂,会怎么样?”

她说:“我一定会去的。我太穷了,最大的愿望就是有很多钱,我一定会挣一下试试的。”我知道这里的“很多钱”绝不是为了虚荣,而是小杨曾告诉过我的,“如果我想在北京或上海做自由职业,我父母要不吃不喝才能养得起我”。

但她最终还是决定要辞职。那段时间,她每天花 10 个小时面对 18 张 Excel 表,每张都有 800 行,她根据这些表格来计算和核实不同业务收上来的钱。这一流程听来十分熟悉,因为正是被很多人说有前途、但我好不容易才逃离的本科专业经济学所涉及的。如果每天用两个小时去做这件事,小杨是可以接受的,但十个小时就变成了一种刑罚。她质疑这份工作的意义:“到底是谁发明出了这么一套流程,能让几百个人每天忙到失去意识?有人给公司钱,公司就给他们干活,听起来很简单。但在一个大公司里……是因为公司太大了,才需要这么多人来处理吗?还是说我们人实在太多了,不能让这群人闲着,就要尽可能地把流程复杂化?”

她所疑惑的正是大卫·格雷伯《论狗屁工作现象》开篇中谈到的现象:“凯恩斯早在 1930 年就预测说,到 20 世纪末技术将足够发达,英美等国将实现一周 15 小时工作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预测。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们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却没能实现。相反,技术被引导的方向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工作得更多。为此,许多相当没用的岗位被创造了出来。有很多人,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一生都在从事他们私下认为毫无必要的工作;这种状况深深损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痕,却几乎无人谈起。”

在《40% 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Bullshit Jobs)一书中,小杨这样的工作被称为“打勾人”——用复杂的数据来证明某一行为已经发生。而打勾人的职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型组织里的文书作业佐证下述事实:已经完成某些行动,经常被认为比行动本身更重要”。

小杨 2021 年底画的一幅油画作品

此时的我也到了犹豫是否辞职的临界点。

老板想要在他交代给我任务的一个月内,就看到一个“牛逼”的媒体横空出世。第二个月,所谓的独立音乐媒体草率地上线了,他的要求也从“牛逼”到了另一项——涨粉。我无法一个人完成内容、运营、拉赞助等多方面的工作,就跟他要其他作者的稿费预算,或者再多招至少一个人的工资。他说,“就不能不给钱,让他们为了想发而发吗?”以及,“这是一个投资和创业的逻辑,我把这个项目外包给你了,就不再给另外的钱了。你想组建团队,就先用这个项目赚钱”。

卖身给资本家也不是不行,只要给钱够多。但一共只拿两万块钱“投资”我,不给我任何股份,还想让我在两三月内、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让一个垂直领域媒体达到平均阅读量 3000,他甚至以为我能一个人做到日更——如此天马行空的投资方案,明明应拿出两百万以示诚意,而不是两万。是不是在资本家眼里,我们这些穷苦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些很有潜力但持续走低的股票,让他们想要抓住时机抄个底价?

又两个月过去了,所谓的“媒体”阅读量不高,我也丝毫不认为是我的问题。“我能力不行。”“谁行就换谁吧。”“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这么说。然后我想起了他在点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们就是懒”。


03

 “流水线女工,对吧。”


恢复了自由撰稿身份后的我,重拾了见证与记录的热情。为了更了解什么是“工作”,二月里的一天,我去见了我的另一个朋友阿拉登。阿拉登在另一家大厂里做抖音带货主播,每周工作六天,每天直播 4—8 个小时。下播后,她还要再看其他人的直播,整理口播的素材。

阿拉登从一所 211 学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毕业,正式工作之前在《单读》做过实习生,在 706 青年空间办过女性主义相关的活动。她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在小学做戏剧教育的助教,很有创造性,但社保都是按最低标准交,也没有加班费。后来她换到了线下的教培行业,又在“双减”政策下,8 月份被内部调到了主播岗。现在,她在有一份全职工资的同时,还会有直播时长和卖货的提成。

我跟着阿拉登第一次走进了大厂。那层楼里有 70 多个直播间,每间 8 平米左右。直播间和楼道都没有窗户,用嗡嗡作响的排风扇充当大楼的肺。楼道里堆满纸箱子,纸箱之间的缝隙摆上几张桌子和沙发,就成了办公区。每个直播间里都有一个人对着屏幕滔滔不绝,很少有房间会超过 3 秒钟不出声音。为了激励竞争,她所在的楼道里一共有三个直播组,每个组推销的都是完全一样的产品。

直播间所在楼层平面图
直播间的楼道
直播间的楼道

阿拉登卖的是给幼儿或小学生看的教辅,这些教辅和奶粉、尿不湿一起被归类为“母婴用品”,而不是书籍,也不是“父婴用品”。她毕竟是个女权主义者,不想像其他主播一样把照顾小孩默认为母亲的专职,所以她不说“各位妈妈们”,而是说“家长朋友们”或“宝贝儿们”。上播了,她开始重复一些“别看我长得显小,其实我在学英语上很有经验”、“5 号链接必拍哈”、“点赞到一万我们上一波福利”之类的台词。下播了,她跟我说:“流水线女工,对吧。”

和小杨一样,阿拉登也在考虑辞职。这份工作让她失去了与人的联结感。每天,她都只是对着一个摄像头说话,能得到的回应不过是些一闪而过的留言,以及每一秒都在变化的成交额、在线人数、人均收看时长等数字。摄像头不仅会控制她的身体——在两到四个小时里都无法去厕所;也会控制她的精神——她不得不变成一个情绪发条机器人,前一秒还在低落,下一秒就要高昂,以至于下播之后也很难入睡。观众多的时候能到一两百,少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人,但她也必须对着空气不停地说下去。

在她两场直播的间隙,我们走出公司大楼,晒着马上就要落山的太阳。没有任何风景可看,我们绕着同一个街区走了一圈又一圈。那天我们都在责备自己不够努力。她觉得之前放弃了做戏剧教育的机会来做主播,现在累了倦了又想回去做戏剧教育,是吃不了苦。我觉得我非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而不去全职,为了能交更多朋友而不搬去偏僻的地方住,才是吃不了苦。

过了一个月,还没等到辞职,阿拉登就被辞退了。或者换一个更“大厂”的词,她被“优化”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她的绩效排在后两位,但在她看来,是因为她被排班成前一天晚上 12 点下班、第二天早上 8 点上班的时候,她不愿意;领导规定要推的书她觉得不好,就不管推。还有,她曾在学习了很多直播相关的内容后,提出过改良建议,“我们不应该太像一个卖货的直播间,而是应发挥之前的教育经验,有知识性一点”。其实这正是自 6 月 10 日以来爆火的另一家教育类大厂新东方的直播间“东方甄选”的风格,目前其粉丝数已超过 1900 万。但当时阿拉登的领导批评她,直播起来太像讲课,没有激情,以及,“我宁愿要听话的,也不要努力的”,“我们不是纯做教育的公司,你要是有情怀你可以去支教”。

促销期间,为了换不同的场景,阿拉登所在的整个组都搬到了仓库直播

刚被“优化”的那几天,阿拉登一会说要去大理,一会又要写做主播的田野笔记。她开始忙于看纪录片放映,在福柯读书会上做演讲,帮朋友拍的毕业电影作品做制片。她每天打卡学英语和读汉娜·阿伦特。偶尔的小聚中,和朋友们讨论一些有关“痛苦”的话题。

有一天我去找阿拉登,参观主播工作留给她的最后一项遗产——隔断间。她为了离公司更近而租了这个隔断间,面积 5 平米左右,有单人床,蓝色的墙纸,没有窗户。有一个皮卡丘的毛绒玩具,一支“木兰花开”女工展上带回来的手工编织玫瑰花,一张埃菲尔铁塔的照片,桌子和地面都堆满了书。这里的房租每月 1750,如果不是因为位于另一个大厂的房补区,还会更便宜些。那段时间她也开始画画,她在日记里写,“无论内心多么悲伤,调色盘总是能在视觉上给情绪减重,就算是用大片大片的蓝色 blue,也不会觉得忧郁 blue”。

阿拉登在无业期间的绘画

一个月过去了,阿拉登最终没有去大理,也没有写田野笔记,她开始去新的公司上班了。还是教培行业,在“鸡娃”聚集的海淀黄庄,这样才能保证工资至少不要降得太多。

但我后来从阿拉登仍在做主播时的一段日记中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稳定都可能只是表象:

“2022 年,战争爆发了。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在直播,在吆喝着让大家买东西,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未来。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未来?没有人给我点赞,我很着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是不是今天的妆化太浓了?衣服穿太亮了?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滑铁卢了?‘滑铁卢’,这个名称来源于一场战役,而我在安全的防空洞里,我算什么滑铁卢。”

阿拉登做主播时期,被切割的生活计划表


04

是谁在兼济天下?


五月份,小杨又发来了消息。这时我才知道,由于犹豫了太久,上海的疫情爆发了,她无法到位于上海的媒体入职,只好继续留在了大厂。我想起了她写过的一首诗:“我根本分不清哪头是我的家 / 火车北上的时候 / 我身体的水分抽干 / 从夏天的草变成冬天的蛹 / 火车南下的时候 / 涂泥里打滚儿的龟 / 成了一尾放归池水的鱼 / 我是两边的儿女 / 我在一头 / 就彻底忘了另一头 / 我人在一头时 / 梦就在另一头。”

这一年里,根据大厂的安排,小杨被先后派往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最后她终于在一座四线城市找到了一种“舒适感”——因为这里的氛围和景观,最接近于她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小城公务员家庭所在的城市。

小杨的爸爸来到这里看她。那几天小杨每天都要加班到 12 点才回家,这正合她意,她想以自己的劳累来激发出爸爸的愧疚感。她和父母吵架:“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就非要守着那点死工资,不去外面多赚点钱。导致我现在想追求点理想,还得先在大厂干一年。就不能让我这种‘小天才’做我该做的事吗?”而爸爸爱她的方式,用小杨的话说,“和对一个高三学生的爱是一样的。你累,我给你端牛奶;你辛苦,我给你买水果。但他完全不会问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辛苦?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辛苦?”

比换不成工作更糟糕的是,艺术也成了幻灭的对象。小杨最近认识了这个城市里可能是唯一一个做当代艺术的老头,被邀请参加了一个群展。小杨发现,如何把一个艺术作品卖出去,和如何在大厂里做好销售,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说:“他妈的,这辈子都不要再搞‘艺术’这个东西了,它就是用来骗人骗自己的。”

小杨的绘画作品集的封面

我也因为工作进入了新一轮的沮丧期。在内容深度与收入水平成反比的文化行业,我即使把自由撰稿、拍照和做活动的收入都加起来,月平均收入也不及大二时给一家中学生杂志做编辑的实习工资。后来我交不起房租了,去跟父母要钱。那种时刻让我感到羞耻,不是因为他们给不起,是我知道他们从不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有朋友给我下达任务:“你必须每周花一个小时把能找到的编辑都问候一遍,就说你来要饭了。我明天就来催你要饭。”她还让我每写完一句就夸夸自己,“真是个‘小天才’”。“千万别觉得自己不够好,是这个时代没有给我们机会。”她说。

第二天,我开始发朋友圈卖惨要饭。能迈出这一步多亏了长期的耳濡目染——差不多每周,我都会看到朋友圈里有不同的写作者、公益人、艺术家宣告破产。像我这样畏畏缩缩讨要工作机会的,顶多算是要饭届的实习生,老手都是直接发张收款码,“请大家给我打钱”。

但饭还没要来,先要来了两个“爹”。一个“爹”劝我找份稳定工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另一个“爹”说,“这或许正是在成长和沉淀,要思考改变方式方法,或许能更快地看到结果”。我很生气,因为我看来,他们不仅跟我不熟,也不是什么有理想的创作者,更不关注社会上的不平等,那他们凭什么就以为自己能喂我喝鸡汤?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小杨的说法:“我们都在‘穷’时抱着兼济天下的想法。当‘达’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想去兼济天下了。”


05 

以“在场”为抵抗


我们为什么无法有尊严地做有尊严的工作?这可能正是我与小杨、阿拉登分享着的同一种工作之痛。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我是一个不被“内卷”所困扰的人。因为我的行动大多出于自发,我面临的压力也从不是为了竞争或者买奢侈品。但实际上,我即使逃脱了雇佣合同,也无法对房价物价的持续上涨、学历的贬值以及远低于全职工作的社会福利视而不见,这些都是间接的压榨。当我尝试想象另一种可能性,却发现自由创作者的退路是大厂中的螺丝钉,大厂螺丝钉的退路是自由创作者。没有哪里是真正的出口,这仍是一场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机制。

也有人在试图创造缝隙。四月份,我报名过一个名为 CBI 的项目,“CBI”即“创作者基本收入”(Creative Basic Income),由 706 青年空间(大理)发起,“通过向‘创作者’提供基本收入的方式,帮助一些人在短期内不用为生计所困扰,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CBI”的理念来自于“UBI”,即“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 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 提倡在没有条件、资格限制的情况下,每个国民或成员皆可定期向政府或团体组织领取一定金额的金钱,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与最低保障收入有所不同的是,UBI 还可以覆盖由机器取代人工而导致的技术性失业,以及某些行业急剧扩张而另一些行业正在衰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对个人而言,UBI 能够体现对“无偿工作”的认可,如养育小孩、照顾长者、从事家务劳动、志愿服务、无偿艺术创作、文学创作、开发免费软件等。

看起来,这是一种允许躺平的机制,但躺平也是内卷的。CBI 有限的资金来自于私人捐助,尽管该项目对入选者的最终产出没有要求,也不参与任何售卖分成,但仍然会在报名阶段有所筛选。在一次透明化工作讨论会上,负责人提到,他们收到了近一百份报名表,但最终真正能够资助的可能不到 5%。

还有另外一些更光明正大的躺平。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和阿拉登参加了一场线上的“躺平朗读会”,形式是参与者们接力朗读一段以“躺平”为主题的文字,可包括拒绝工作、家庭、上学、婚姻、买房、消费、战争等内容。

阿拉登在第八个登场,读了《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中关于“诗歌如何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段落。但在幕后,她还同时在和我们几个朋友策划朗读前的乐器乱弹表演,以及做第二天工作的 ppt。

阿拉登的房间一角

凌晨一点多,她睡不着了,开始回看大家在朗读会上分享的文本。我问她什么感觉,她说,“就是很好”、“很舒服”。还有,“我找到了一些平衡,我承认自己无法完全过一种闲适的生活,也确实想要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那不意味着对金钱和名望的追求,而意味着“朋友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我,不至于饿大街。以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没有能力饱腹的人”。

至于我呢?那天其实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听大家读的内容,我只是想要“在场”。我很清楚,我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朗读会就得到什么醍醐灌顶的启发,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如何工作”之类的宏大问题。但是通过写作、朗读、绘画等任何方式“在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通过仪式的抵抗。

两个星期后,阿拉登所在的小区因出现奥密克戎密接而被封控了,除做核酸以外不能出家门。刚要解封的那天,唐山暴力事件发生了。这一切都再次打破了她的“平衡”。“我们的生命已经不是可以被简单的工作/不工作所定义的,”她写下,“我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拥有诸多好运,我会永远生存在不安全感中,变成彻底的不确定性。”


文中小杨、阿拉登为化名。

图片由受访者及作者提供。

感谢boho、小杨、阿拉登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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