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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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民族问题

關於武漢肺炎疫情結束之後,中國政治空間發展的一點看法

立春已過數日,山河依舊冰封。一具死亡,猶如夜空中一道劃過的流星,照亮了這愈加凜冽的寒冬大地,萬物騷動。可是,春暖,花就會開嗎?

我相信,卻也不迷信

因為一次次的倒春寒,足以將春的努力付之一炬。


沒人可以預料到,21世紀的20年代,竟會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開啟。

武漢肺炎疫情的急轉直下,將每一個個體深深地卷入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旋渦之中。對於中共而言,或許這是自89學運以來中共所面對的最嚴重,且最全面的一次危機。盡管這期間中共猶如唐僧西天取經一般,歷經種種磨難,自以為取得了“真經”,可這次事件卻也讓越來越多的個體認識到中共所取的“經”並非“真經”,近乎是無效無能的,不能渡己,更不能渡人。

89以來,中共開啟了經濟改革之路,但同時也關閉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三十年來,一路狂奔的經濟增長生拉硬拽著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種跛腳式的發展,愈加發達的經濟這條大腿始終拖著社會這條股骨頭逐漸壞死的大腿飛奔向前。經濟領域上的成就也成就了中共的“合法性”,這是單純地建立在經濟績效基礎之上的,由此消解了政治社會領域中的某些問題,猶如良性腫瘤一般,不會對自身的生命構成困擾。

由於這期間社會並未出現整體性的危機,即使九十年代中後的城鎮職工下崗浪潮、“三農”危機、03年代的“非典”、08年的汶川地震和經濟危機、以及11年的溫州動車事故,都對中共產生了危機,但所有這些事件往往是局限在某個單一領域、某一區域或某一特定人群,且這一切危機又都在中共的“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在發展中解決”的話語中給全然消弭掉。而這次事件則將所有個體至於“病毒”的危險之中,對本已逐漸降速的中國經濟而言,其影響也是顯著的,並由此傳導到社會領域,而是否會蔓延到政治領域,並由此接續89開啟政治體制改革之路。應該說答案還是不甚明朗的,但多數人或許仍是持悲觀態度。

有人拋出了該事件,尤其是李文亮醫生之死是否會喚醒中國人的問題,這當然是萬萬不可能的,畢竟啟蒙的基礎是如此的薄弱。李醫生去世的次日,國家監委派出調查組前赴武漢調查涉及李文亮的相關問題,民眾開始齊聲高呼,看,“政府有高人”,中央看到了民意,這是在動真格了,於是乎,“民憤”被泄了一大半。高,確實高,“國家”,妳又贏了,而其手段僅僅是去關註一個“普通人”而已,一頭是普羅大眾,一頭是手持尚方寶劍的青天大老爺。不但如此,中央的權威也是經此反復的運作而不斷地得到強化的,可嗅覺敏感的人貌似也可以嗅到,“哦,妳是不是怕了啊!”、

對於知識界和輿論界而言,要說完全影響也是不可能的。相信,從這場“戰役”打響之時,越多越多的自由派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漸進改良主義的大門是無法行得通的,於是紛紛導向了“激進派”“變革派”。而如若中共取得了“重大勝利”,勢必又會收割大把粉絲,其結果便是自由派的空間會急劇縮小,“國家主義者”與“反國家主義者”之間的裂痕則愈加明顯,但撕裂程度卻也會因此降低,二者之間的對話更是無法開展,雙方都會表現出“自我文革化”的傾向。因此,自由派或許更期望此次事件能夠成為一個開啟憲政民主架構的轉折點,否則,此生怕真是無戲了!從這個角度看,該事件無論如何都可能會成為一個轉折點,一個是自由派所期望的,一個則是朝向更加專制和集權,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甚囂塵上,聲音蓋過一切的公共空間,然而結果註定是後者,如果中共能夠最終擺脫此次困局的話。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命題,然而起目標卻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然而後續的發展中,我們卻看到的只是管控能力的技術“現代化”,在中共的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的位置始終是無足輕重的,是服務於國家的,而非是國家服務於社會。

在這種政治體制下,中共的政治更像是一個盛世下的“泡沫政治”(維舟語),此次事件更暴露了中共多年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經營在疫情面前的一敗塗地,如若沒有民間社會在網絡空間的自助、對政府種種惡劣行為的聲討以及中國人的任勞任怨和奉獻精神,這套政治體系無疑會講更多的個體拖向崩潰乃至地獄。我也相信疫情會得到“成功”控制的,但這“成功”的背後又有著多少慘痛的人間悲劇,執政者以及那些口口聲聲“相信當”的人們而言,他們是不在乎的;這成功的背後,這套政治體系到底是造的悲劇更多,還是給人民造的福利更多,歷史會告訴我們。我也相信疫情過後,中共會對此展開追責,可這追責無非是找幾個替罪羊而已,他們的追責始終是不會觸碰這套這套政治體制本身的,執政黨似乎又可以迎來萬民齊呼的局面了。所謂的“多難興邦”,究竟興的是誰的邦?答案是鮮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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