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二辑

Q 1 读 Jean Rhys 的 Wild Sargasso Sea 前的问题：

1. 男性角色如何看待自己性情中的 sensibility 与 self-image，尤其是男子气概的关系？对此，他们针对自己做了些什么？针对女性角色又做了些什么？

2. 男性角色和女主人公的互动如何影响后者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对未来的憧憬？

3. 男性角色是否应该为女主沦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负全部责任？女主是否在整个过程中没有 agential autonomy？如果有，她利用自己的自主性做了些什么？

4. 是否有证据证明，女主在沦陷的过程中偶尔有意识地依赖于男主的身心操控？她从中获得了什么？这是否说明她有自毁倾向？

5. 通过向内挖掘的方式来刻画男女之间的原始且残酷的情感纠葛，作者要么难以自持，沉迷于细节与恶心，要么被超越的立场挟持，无法刻画真相和动人。Jean Rhys 在这部小说里是否避免了这两种极端？

Q 2 三毛作为方言作家？

三毛九十年代在成都接受采访，最后出人意料地收起台湾腔，说起四川话来，满口 “我们四川同胞”。三毛孩童时期在重庆待过几年，后来就随父母移居宝岛，但她说四川话的口气和音韵像极了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充满了市井气，以至于我再听她的台湾国语都隐约有川普的痕迹。我读中学的时候，连语文老师都说方言，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课本语言，作文语言，和名著语言，和日常口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但那时第一次读三毛，我却觉得莫名亲切，现在想来，是否是因为其中潜藏了三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乡音？

Q 3 幸福是否是一种责任？

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还是当今的积极心理学都预设幸福是所有人的目标。不但如此，社会舆论已经把幸福从个体的意愿变成群体的愿景，因此，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幸福的人生，还有幸福的社群和国度。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社会愿景会反过来对个体的活法提出期待和要求。如此一来，当个体思考自身和幸福的关系的时候，出发点不再是单纯的 “我要幸福”，而是更苛刻的 “我应该幸福”。

支撑这个 “应该” 的理由不仅是个体的繁荣，还是他人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通过将个体的幸福编织进更大的社会愿景中，社会舆论和规范已经改变了幸福的社会角色，它不再是个体的选择，而成为个体的责任，并且是社会责任。

任何事情一旦变成责任，即意味着相应的失败将会遭受更严酷的惩罚，无论是人际间的责难还是来自体制的审判。如果幸福是一种责任，这意味着 “不幸福” 既意味着个体主观的感受，还意味着来自外界的惩罚。双重不幸的境地足以让我们感到不妥，并迫使我们反思：当我们把幸福看成责任并加诸个体的时候，我们是否忽略了它所带来的挑战。

伍尔夫和 Grace Paley 笔下的 unhappy housewivies，或是 E.M. Forster 和 James Baldwin 笔下的 melancholic queers，都因为不幸福而成为社会愿景的叛徒，违背社会规范的罪人，追求公共福祉道路上的失败者。这公平吗？

Q 4 How to practice delight？

读 Ross Gay 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喜悦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一种肌肉记忆。原本我的直觉：一件事情值得喜悦，我发现了这件事值得喜悦的地方，我变得喜悦。这种喜悦模式虽然并不完全被动，但是明显仰赖巧合：如果我碰不到值得喜悦的事情，或者即便碰到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感受到它哪里值得喜悦，那么我就不会变得喜悦。

Ross Gay 并不接受我的喜悦模式，因为它将喜悦的可能归结为运气，而不是我的努力。他的直觉：他爱一件事，他变得喜悦，这件事变的值得喜悦。如此一来，他的喜悦模式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模式的颠倒。喜悦作为结果，不再依赖巧合般地遇见，而肇始于我主动的赋予。我很欣赏他把赋予喜悦的能力归于我们爱的能力，一种关切和看见的能力。

问题：Ross Gay 的喜悦模式成立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爱。但是，我们以什么方式爱上什么对象真的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吗？一种质疑是，爱与其说是选择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某种必然。此外，他还认为 “我们爱” 必然导致 “我们感到喜悦”，这是否符合我们的情感生活的现实？一个反例，你暗恋一个人，他的行为有时让你感到五味杂陈，而不是单纯的喜悦。

Q 5 ungay？

尽管有着许多质疑，但是 Ross Gay 的喜悦练习，以及 Sara Ahmed 的 melancholic queers 让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把 being queer 和 being happy 作为对子来看。众所周知，gay 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 cheerful 的含义。所以，being gay/queer 和 being gay/happy 之间是否存在语义之外的隐密联系？此外，ungay (melancholic) gay 除了字面上的矛盾以外，似乎可以作为个人记录和社会观察的某种指标，值得更多的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