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一辑

Q 1: 什么样的书才能让我感到 glad to be alive again？

Vivian Gornick 形容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接触到 Grace Paley 的小说的时候，无所适从的心不知觉感到安定，她感到  glad to be alive again。欣羨之余，我也在心底清点让我有类似感受的书是什么，有多少，以及它们各自为什么让我感到生的希望。无论面对的是世界性灾难，还是个体的危机，我想我们都需要这种文字。

Q 2: 恶人是否总是自我对立？

亚里士多德大概说过类似的话，作恶的人总是和自己对立。这话意在说明作恶对于恶人本身的危害。亚里士多德自然是尊崇人的内在和谐，可是自己和自己对立真的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作恶的人是否总是自我对立？如果一个恶人说，自我对立即便是种伤害，我也无所谓，我们该怎么办？

Q 3: What if the sensation of love evaporates？

关于终极答案，一开始是自然，后来是上帝，再后来是爱。但真爱叙事能够说服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爱的幻觉消失以后，我们凭什么来穿越逃不掉的人性的劫难？

Q 4: 我们能否任意处置自己的回忆？

不喜欢杜拉斯《情人》的人，一部分受不了她以自恋的笔触任意处置自己的回忆。一个人的回忆是一个人的身份的重要组成，而且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权主宰自己是谁，所以一个人应该有权主宰自己的回忆。从这个角度看，杜拉斯如何处理自己的回忆，如何在作品中剪裁自己的回忆都是她的特权。如果杜拉斯的回忆只有自己，而没有别人，那么我们倒可以说这是她的回忆；可如果她的回忆涉及了他人，它的内容就决定了她的回忆不是她主观处置的对象，她务必尊重关于他人的事实，即她关于他人的回忆应该合乎客观的标准。这是我们回忆的道德。这似乎没有争议。

问题在于，假设杜拉斯的回忆只关于自己，她就真的不需要符合事实标准了吗？如果她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有意识地篡改自己的过去，我们是否有理由反对她？当她和自己的回忆独处的时候，诚实还是否还有意义？

Q 5: 变心即自由？

Clarice Lispector 的短篇《吉米和我》：吉米在恋爱中是一个具有毁灭倾向的人，他几次三番摧毁故事中的我的自尊，试图结束两人的关系，而我都默默忍受下来。一天，我突然爱上了考试遇见的陌生人，而那人身上没有一点吉米的影子。我很快和吉米摊牌，他震惊于我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心，认为我背叛了他，还诅咒我下地狱。我的祖母告诉我，这是因为男人们都是动物，他们想的和他们做的并没有关系。虽然不懂祖母的话，但是我久久不能忘却吉米过激的反应，同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对生的渴望。

小说中令吉米愤怒的，不是我的变心本身，而是我的变心居然发生得如此突然。大概经历了前几次的折腾，吉米认为我只所以能够忍受他是因为我还爱他。我是这层挂关系的维持者，而他享受着变心的自由。出乎意料的是，我却是最先变心的那一个，没有丝毫留恋。初尝变心的禁果的我，也终于体会到了成为爱情主动一方的自由。

Lispector 试图把自然而然的变心塑造成女性完成自我解放的力量。因此虽然小说中的我是事实上最先变心的一方，但是我的变化却是读者所乐见的结局。吉米关于背叛的道德谴责并不奏效，仿佛我的变心具有某种超越道德的正当性。在 Lispector 笔下，变心后的我并没有对吉米心生愧疚，而是享受着自己遵循某种动物本能的自由。可见，变心超越道德的正当性来自于自然本身。变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我在变心后复得返自然。当道德的正当成为束缚的时候，自然的正当便成为个体解放的动力来源。

问题是，如果变心是自然的进程，没有一点主观干预，在什么意义上它是我的变心？所谓复得返自然，究竟带来的是个体的自由还是个体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