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宁做我
毋宁做我

I read about the good, the beautiful, the self and love. *The better part of my heart is open.

质疑 catharsis


作为纽约 80 年代 AIDS crisis 的见证者和记录者,Andrew Holleran 在文集 Ground Zero 中表达了对以疫病为主题的艺术的不信任。在他看来,盛行的 AIDS narrative 本质上都是 heroism narrative:要么反映人们的英勇应对在汹涌的疫情面前不堪一击,要么突出人们顽强不渝的意志超越了疾病和死亡。无论轰然倒下还是巍然屹立,围绕英雄的叙事总能够调动起观众内心最纤细的那根神经。

这根神经和一个人的恐惧和自我怜悯息息相关。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绝大多数的同志对于疫病有着过度的恐惧,对于自己有着过度的怜悯,这意味着他们脆弱的神经无一宁日。面对新闻里骇人听闻的病情和死亡数字,以及身边的好友和恋人的相继离世,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哭泣,还是应该愤怒。对于自己岌岌可危的人生,他们不知道该郑重对待,还是该敷衍了事。

围绕 AIDS 的英雄叙事给这些人提供一个了宣泄的处所和契机。对个人而言,宣泄本身涤荡和梳理了人们失衡的情感,以及紊乱的价值观。对群体而言,个体之间自发的情感分享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被疾病破坏殆尽的人际纽带。这就是 catharsis,这就是英雄叙事所能达到的净化和升华灵魂的作用。对于置身 AIDS crisis 的同志而言,catharsis 不但让自己获得了完整,还重建了社群的凝聚力。

面对助推 catharsis 并把它当作疗愈手段的风潮,冷静的 Holleran 发现自己无法加入其中。对 Holleran 而言,提倡从疾病艺术及其英雄叙事中获得自我升华的能量,意味着期待一个人从他的朋友或者恋人的离世中获得一些益处: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人道?我们不能从中获得启迪或者升华,因为我们不愿也不应该成为从朋友或者恋人的离世中获得启迪或者升华的人,因为这和我们对他们的爱抵触。相反,我们只会被伤感占满,不断反刍着内心的不舍与困惑,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回忆。与其说 catharsis 修复和梳理了我们的情感,还不如说它对我们的情感进行了不人道的剪裁和操控。那些不解的被掩盖,那些不舍的被放弃,我们在 catharsis 中获得了虚假而又残酷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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