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叙事

1. 当代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真爱叙事。在所有价值中，我们给爱预留的位置举足轻重。我们相信，爱不但能给我们不安的生活带来厚重的幸福承诺，还能让不完美的我们趋于完美。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爱能改变我们的存在本身。因此，爱成为每一个在局促的樊篱里挣扎的普通人关于不平凡的想象。

2. 这种真爱叙事诉诸 pathos（以情动人）而非 logos（以理服人）。当我们被它感召，我们会感到我们的孤独得到共鸣，我们的情感得到承认，我们的欲望得到解放。我们会格外同情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因为她们各自的不幸似乎共同指向爱的不幸；我们会格外认同她们为爱而做的牺牲，并把它们一时的冲动看作赢得真爱所必须的勇气。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类似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地援引这些爱的勇士的伟绩来让自己觉醒，下定决心。

3. 对我而言，这种叙事显得陈旧，局部，不够深刻。陈旧，是因为它总让我想起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构想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总有一个被平庸的生活 “困住” 的主人公，人们对她的期待是因袭父辈的生活方式。而当她由于某些机缘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困境的时候，人生的主题突然改变，便开始寻找真实而完整的自己。而这一类追寻的答案通常是真爱，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是浪漫的婚姻还是禁忌的婚外情。真爱叙事对于这些小说家和他们的读者来说或许有效，但如果有人试图在当代生活中复辟这一理念，他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早已不再是困在十九世纪的缺乏生活历练和人生经验的单纯的主人公；我们有太多的当代问题，真爱本身也捉襟见肘，风马牛不相及。

4. 真爱叙事还可能显得局部，容易让我们忽略更大的语境，更深的细节。在酷儿文化中，当酷儿族群总是以 “爱最大”，“爱就是爱” 等口号作为招徕社会关注的商标的时候，他们便落入了真爱叙事的窠臼。一方面，真爱叙事的逻辑会把参差多样酷儿生态简化为围绕爱的生态；另一方面，真爱叙事感伤主义的审美内核会将酷儿诉求中锐利的部分温情化。前者使得酷儿族群的公共形象变得扁平和单调，真爱以外的问题和诉求得不到重视，而后者则有美化现实，扭曲真相的嫌疑。

5. 我们或许应该问自己，得到真爱以后又会如何，是否所有的难题都会因此有了答案。真爱叙事并不解决 “然后” 的问题，它反而让我们一再跌入陈旧的语境和习俗，让我们在爱中满足于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爱叙事是保守的。当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存在的时候，真爱叙事更像是阻碍我们的墙围，而不是我们突破束缚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