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宁做我

I read about the good, the beautiful, the self and love. *The better part of my heart is open.

“普罗米修斯”之死

Don Curry 是美国一位已故地理学家。他生前的学术生涯非常成功,但他为大众所熟知的事迹是他于1964年砍伐了当时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体,一棵名为普罗米修斯的大盆地刺果松。当 Curry 开始数松树的年轮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因为这棵树至少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 4862 年。

然而,这一切纯属意外。出于研究目的,Curry 当时砍了一批松树。他所有的砍伐都符合当时的林业部门的规定,而且在砍伐之初,他只知道这些树龄很老,可以作为自己研究当地气候变迁的重要样本,并不知道它们具体的树龄。也就是说,Curry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终结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的生命。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责任的角度,Curry 的行为都无可指摘。要怪就只能怪运气差,对于 Curry 和那棵叫做普罗米修斯的树都一样。

但是,Curry 依然在事后陷入了深深自责,尤其是后来经过新闻报道舆论发酵以后。虽然他的砍伐行为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背任何道德律令,但是他分明感到自己“做了错事”。毕竟因为他的直接行为,世界上最老的树的生命戛然而止,即便这只是他的无心之失。

Williams 把类似的现象叫做 agent-regret。一般来说,人们只为自己的过错而感到悔恨。但有时候,即使不是自己的过错,人们依然感到后悔不已。Williams 举的例子是,一个货车司机在没有觉察的情形下撞上了违规横穿马路的小孩。虽然法院判定货车司机没有法律责任,人们也倾向于认为司机也没有明显的道德过错,但是司机依然会为“客观的伤害”而感到懊丧不已,即使对此他不需要负担任何道德责任。

Curry 事后的自责也是为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悔恨。一些人着眼在主观过错,认为 Curry 的悔恨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一些人着眼在客观伤害,从而认为 Curry 多多少少应该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的死去而内心有所触动。

我倾向于认为 Curry 的悔恨是理性的,有根据的。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我相信他对于自然有着深于常人的 attachment,即他更有可能把自己的生活和自然(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具体的动植物)连接起来。不仅如此,他很有可能从与自然的互动中获得 enjoyment。二者相叠加,我们可以说与自然维持联系是 Curry 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Curry 后来投身保护原始森林的运动,推动了好几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体,普罗米修斯不仅有内在价值,还有更为珍贵的关联价值(它与周围生态的关系,它对于当地气候变迁历史的记录,它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的象征意义等)。鉴于自然在 Curry 人生意义中的重要位置,保护普罗米修斯本应是 Curry 的责任。这不是道德责任,更不是法律义务,而是 Curry 为了创造自己的人生意义而不得不负担的“精神责任”。

普罗米修斯的意外死去客观上会给 Curry 的人生蒙上阴影,在他的人生意义的图景里留下一处无法弥补的空洞。Curry 因此感到悔恨不已,是对自己的精神责任负责,因而是理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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