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慰藉与去道德化

Murdoch 在 The Bell 中写 Dora 去 National Gallery 看 Gainsborough 的肖像画。Dora 从艺术之美中意外地发现，在自我之外存在着某种善好，而这给予了她存在的慰藉。

我曾经对这种“类宗教体验”很是排斥，本能地觉得它所呈现的和谐和美好具有欺骗性，因此服膺于任何自我之外的理念都让我警惕。这说明我倾向于某种萨特式的绝对自由观，即在自我的 choice 之外不存在任何的规范。若非如此，我们就是被妥协，被奴役，被戕害。所以，一种典型的萨特式人生是斗士一样的人生，因为在我之外不存在任何确定和规范，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被一种沉浸的 uncertainty 包裹，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必须每时每刻去决断，这是一个斗士存在的立场。

站在斗士的立场，我们很容易对让渡自己的决断的人产生不良的观感。他们服膺的对象各有不同，比如某种理念，某种宗教，或者是某种世俗权威，但在斗士的眼里，他们都是愚昧的，怯懦的，沉沦的。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性几乎为斗士的任何选择提供了辩护，而把其他的存在方式贬损成道德上占据劣势。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偏见，Murdoch 的例子便是明证。与斗士的判断相悖，我们并不认为 Dora 与美的遭遇是一场人性的沉沦。相反，我们在她敏锐的 attentiveness to goodness 中看到了普通人所没有的关注力和想象力。我们觉得在与美的周旋中，她逐渐被启蒙而非被遮蔽。最后她确证自我之外稳定存在着某种善好，与其说是被外在的规范所奴役，还不如说是一种解放，因为她卸下了某种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把自我存在的支点放在自我之外，并不必然都是愚昧的宗教徒，也可以是开明的欣赏者的姿态。

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选择都需要道德的权衡。是选择像斗士一样和不确定性鏖战还是做一个对外在的秩序和规范的开明的欣赏者？这个问题更关乎生活的艺术而非道德的尊卑。由此可见，规避泛道德化倾向也是一种“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