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艺术的悖论

按照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追逐快乐，逃避痛苦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动机享乐主义；它在大多数时候能够解释我们的动机，感受和行为。当然也有例外。一个著名的难题就是所谓的“悲剧的悖论“：既然悲剧会给观众带来悲伤乃至痛苦的体验，我们为什么还会喜爱悲剧？其实，这种悖论并不仅限于悲剧，当我们入迷地阅读惊悚小说，看恐怖电影，听伤心情歌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同样让人困惑：为什么我们会欣赏，乃至着迷于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艺术呢？如此一来，原有的悖论可以扩充成“痛苦艺术的悖论”，说明这种困惑广泛存在。

痛苦艺术的悖论是朴素的动机享乐主义和人们追求带来痛苦的艺术之间的悖论。由于追求并享受痛苦的艺术不仅是基本的人类经验，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合理的选择，任何不能解释这一人类现象的理论都是有不完整的，有局限的。

为了捍卫享乐主义的合理性，人们采取了两种路径。一种是囊括，即通过分析人们关于痛苦艺术的体验来把它整体转化成快乐来消解悖论；另一种是排除，即质疑人们从痛苦的艺术中获得的痛苦体验的真实性，从而让悖论消失。

囊括路径是主流的选择，人们一般会声称“从整体”来重新估量人们与痛苦艺术相遇的经验。他们会说，虽然我们“偶尔”会感受到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局部的”，“暂时的”，“等待转化的”。从整体来看，我们从痛苦艺术中获得的更多的是同类共情，是压力释放，是灵魂升华，而这些都可以归纳为正向的快乐的范畴。所以人们对痛苦艺术的着迷可以在享乐主义的限度内得到解释。

不可否认，我们从痛苦艺术中获得的一部分痛苦对我们确实有如上所述的正向效果，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痛苦就是痛苦，并没有转化为快乐的可能。即便痛苦艺术能够独立引发快乐，我们也能找出很多例子证明，它带给我们多半还是痛苦。比如在观看伯格曼的大多数电影的时候，我的情绪是低落的，郁结的，没有一丝释放和升华的迹象。由于类似的体验并不鲜见，所以囊括路径对人们的痛苦体验的重塑是片面的，选择性的，因而是失败的。

排除路径虽然采信的人不多，但是极具迷惑性。这部分的人敏锐地觉察到艺术的本质是虚构，由此质疑人们从痛苦艺术中获得的痛苦并不是真正的痛苦。在他们看来，当我们面对真正的苦难场景，比如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与我们面对毕加索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名作《格尔尼卡》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即便一些人在仔细观看毕加索的画后流下了眼泪，在支持排除路径的人看来，这种泪水也不真实，因为诱发的痛苦就是虚构的。

这种对艺术给予人的影响的质疑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这种质疑的前提值得玩味：虚构的事物不能诱发真实的感受。但是，我们所有真实的感受都来自真实存在的对象吗？似乎并非如此。比如，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本身就带有虚构的成分。高中生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大学生对经济独立的憧憬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自我想象上。既然是“未来的自我“，显然就不是”真实存在”。但是正因为它”尚不存在“，所以才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力，引人向往；如果未来的自我既成事实，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必定锐减。然而，虚构的未来的自我并不会让我们质疑希冀的真实性，这是因为虚构是构成希冀的重要组成，没有虚构，希冀也就无从谈起。

这说明，我们可以从虚构的事物获得真实的感受。仅仅因为痛苦艺术的虚构性，就宣称人们从中获得的痛苦体验是虚假的显然过于草率。这也同时宣告了排除路径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