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bastian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民主、独立与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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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民主先驱刘晓波先生

这篇文章,我主要想讨论:民主,独立和大一统之间的关系。独派人士会主张:独立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民族的人,只要他们一日以中国人自居,他们便一日不可实现民主。由此可见,独派人士不仅仅主张政治上将某个地区从中国独立出去,更加主张那个地区的人民从精神上,灵魂深处抛弃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他们的理由是:有太多的糟粕附着在中国人这个概念上面了,因为中国人长期地,习惯性地接受这样的命题,比如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应该做忠臣孝子;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应该爱国爱党…如果不抛弃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人就无法将自己和这些精神糟粕割席,从而阻碍民主转型的进程。另一派人士统派觉得:如果中国不维持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中国就会陷入割据和混战之中。如此这般,就算某些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必须过着一种朝不保夕,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也有部分来自他们对“中国人”这个概念的洞见,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心眼小,没气量,好争胜,所以,只有使充满劣根性的中国人服从于威权,他们才能过着表面和气的日子,否则一日都不得安生。统派人士的第二条理由不是基于避恶,而是基于扬善考虑,他们认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处理争端,可以避免将珍贵的资源投放到处理芝麻蒜皮的小事上,从而提高政府的效率。高效的政府又有利于经济发展。他们最喜欢拿中国和印度做比对,说明中央集权的体制是如何比民主制度下的松散政府更加高效,从而影响它们的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文明程度。下文我将说明,为什么独派和统派的观点都不是建立在有效的论证上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这个观念确实和很多思想糟粕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通过长年累月的政治宣传和历史叙事建立起来的因果联系。这样的思想糟粕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共建政之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通过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思想糟粕。另一方面是中共建政之后,共产党通过其宣传机器和文教体系对其人民种下的“精神鸦片”。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思想糟粕,像忠臣孝子的思想,齐家治国的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让人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父母和君主,完全否定人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将人的权利和他的身份地位挂钩来论证等级社会的合法性,使得平权意识始终无法深入人心。这些思想糟粕无疑都会给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造成威力强大的阻力。然而,更强大的思想阻力和精神糟粕来自中共建政之后的宣传教育。比如党国一体的观念,中共刻意将自己这个从来没有从人民那里得到过一张选票,视普选为洪水猛兽的政党宣传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样,人民的代表权没有经过任何合法形式的转让就被中共纂夺了,从而形成了党就是国,国就是党的话语体系。在中共历史上的至暗时期,甚至在党权之上还构建出领袖至尊的神权,从而形成出这样一种格局:毛泽东就是党,党就是国家,以至于林彪说“毛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和他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和群众搞好关系了,这就是最大的选票”。因此,在党国不分,中共非法纂夺人民的代表权的局面下,无论中共对人民犯下何等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始终代表人民,冒犯中共就是冒犯全体中国人民。此外,中共给人民灌输的精神鸦片还包括刻意贬低人的尊严,将人物化为工具。在中共的宣传教育中,任何人都没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只有与利益相生相伴的工具性作用。为了国家大局的利益,侵犯或者牺牲个体小我的利益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个体之于国家犹如钉子之于机器,当个体这枚“钉子”老化折旧以后,工人完全可以为了机器正常运转的缘故换下这枚钉子而不用考虑“钉子”本身的感受。人格的工具化又进一步强化中共的集体主义甚至国家主义,以至于任何有独立人格的异见者都不见容于社会。所以,平心而论,无论独派还是统派,他们对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洞见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这样的劣根性会对中国的民主转型造成严重的阻碍。

然而,即便思想糟粕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存在紧密的联系,给民主转型带来阻力的不是身份认同本身,而是思想糟粕。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要否定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思想糟粕,就连身份认同也一并否定掉。第一,身份认同可以完全不用依赖思想和意识形态就可以被构建,这种身份认同我们可以称之为“薄”的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比如,我们说一样的语言,使用一样的文字,具有一样的肤色,传承一样的民俗就可以产生身份认同,而不用再去深究这一样的语言文字背后是不是具有某种精神共性和思想共通之处。我和小明即便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完全对立,仅仅由于我们说一样的语言和文字也可以产生身份认同。第二,即使身份认同必须要建立在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重构来实现民主转型,而并不一定要否定身份认同本身,这种身份认同我们可以称之为“厚”的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性思考来否定其愚忠愚孝,等级差序的糟粕一面,继承其比如诚信,重义轻利,尊崇知识文化的积极的一面。中共的党国文化虽然乏善可陈,但其鼻祖马克思的正统理论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比如对资本剥削的揭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命运的关注,对于人类反抗精神的褒扬,以至于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带来的巨大破坏力而轻易全盘否定这套理论或者轻轻一笔带过。所以,即便附着在中国人身份认同上面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充满了矛盾和非理性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要么不要这些思想而选择“薄”的身份认同,或者采取理性批判的态度重构这些思想而选择“厚”的身份认同,并不一定非要连身份认同也一同摒弃。

其次,我们也需要严肃地正视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和目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没有关联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否就完全没有糟粕?或者那些和目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严重对立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否就完全没有糟粕?目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传统文化方面,主要由儒、释、道提供理论基础。那在儒、释、道之外的传统文化呢?比如,法家和墨家的传统思想难道就没有糟粕吗?这些理论中一样有许多相互矛盾,经不起理性推敲的地方。同样的道理,和中共党国文化严重对立的西方自由价值里面难道就完全没有糟粕?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想证明:因为西方的自由价值和中共党国文化一样都有糟粕和非理性的存在,所以我们不用反思党国文化,所以我们只能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勉强接受这样一种不完美的党国文化。完全不是,即便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里面有着深刻的弊端,这些弊端很多仅仅只是理论层面的弊端而非道德层面的弊端,哪怕是道德层面的弊端也并非政治家们刻意去制造这样的弊端出来以便利自己的统治。然而,中共的党国文化是全然不考虑理论上的正当性支持,直接简单粗暴地动用宣传机器将不道德的观念,仇恨情绪播植在人们心灵中以便利其统治。我之所以强调,在儒释道之外的传统思想也存在弊端,与党国文化对立的西方自由主义也存在弊端,我是想说明:一旦人们以割裂身份认同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全盘否定这身份认同背后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而非通过理性反思来扬弃这身份认同背后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他们也同样难以采用理性的态度来接纳新的传统和新的思想。如此这般,抛弃了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人又将何去何从呢?他们可能陷入到全盘的复古主义当中,只要儒、释、道以外的传统文化,我们就全盘接受。他们也可能陷入到全盘的西方主义当中,只要是美国精神的东西我们就全盘接受,并且视美国为“民主的灯塔”,谁反对美国精神,谁就是民主的敌人。无论是全盘复古还是全盘西化,我相信,对于民主转型而言都是危险的。

再者,民主价值之所以在直觉上给人的精神带来强烈的冲击力是因为民主价值作为普世价值的存在。假如民主从普世价值层面坠落,沦为一种相对价值,即不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道德价值,任何道德价值的真确性都会相对于人们生活其中的文化、传统或者社会实践的改变而改变,那么这样的民主不仅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危险的,正如中共成天挂在嘴边的“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因为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它的适用对象是普遍的,无条件。民主作为相对价值,它的适用对象是有限的,有条件的。那么谁来制订民主的适用条件呢,谁来划分民主的适用对象呢?这种制订适用条件,划分适用对象的权力又会回归到当权者手上。所以,只要当权者操控着制订民主适用条件的权力,当权者想对谁民主就对谁民主,最后极可能演变为当权者一个人的民主。这样的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它反而沦为独裁统治的遮羞布。有的相对主义者可能会辩护说:制订民主适用条件的权力不必然会落到独裁者手上,只要这样的标准由集体讨论给出,而且这样的集体具有一定的广泛代表性。我会这样回应:第一,相对主义的辩护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我还可以追问:对于这样一个制订标准的集体,谁有资格被吸收进集体,谁没有资格被吸收进集体,这样的资格审查权又将落入谁的手上?如果这样的资格审查权最终还是被统治者抓在手上,那么民主最终还是会沦为独裁统治的工具。如果这样的资格审查取决于更加广泛的集体,那么这个集体的资格审查又会取决于更更加广泛的集体,最终存在着一种资格审查权利属于最广泛的全人类所有,这个方向的论证无疑会进一步肯定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存在。第二,受相对主义支配的集体民主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权力结构。在这个集体里面,多数人完全可能以民主为名义将少数异见者的民主权利剥夺,因为只要有个别煽动家靠着自己的口才、雄辩和权力斗争艺术就足以说服多数人相信这些少数异见者乃是集体里面的异类,从而使得民主权利不适用于他们。如此一层一层,犹如剥竹笋一般,任何异己分子都被打成集体里面的异类而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最终这个集体只剩下善于权力斗争的独裁者一人以及对他噤若寒蝉,惟命是从的僚属。所谓集体民主最后演化为独裁者一个人的民主。那么,为什么独派的观点极易演变为一种相对主义的民主呢?因为独派的观点是: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民主只对中国人以外的人类适用,对中国人不适用。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否定民主的普世价值,视民主为相对主义的产物。所以,独派的民主观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民主观,而这样的民主观是危险的。比较温和的独派可能会支持一种政治上的分离主义而非身份上的分离主义,即某个地区的人不必放弃其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只需要在政治上摆脱中共的中央集权制即可实现民主转型。这种观点既存在原则上的问题,也存在操作上的问题。原则上的问题是:你刻意强调政治上的独立,而你又无视中共的党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统治,那么你谋求政治独立的依据和合法性在哪里?你如何让一群深刻信奉党国文化的中国人接受你政治独立的主张?操作上的问题是: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转型的前提下,你跟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索取政治独立无疑是与虎谋皮。究竟是在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更难,还是跟中共与虎谋皮更难?

以下我将针对统派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只有维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民主转型才有意义和价值,提出我的反对意见:

第一,统派认为中国人最适合中央集权统治的理由之一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里面喜欢窝里斗,小心眼,好争胜,所以只有利用中央集权政府的强大震慑力量才能使中国人克制内心邪恶的冲动而维持人与人之间表面的和气。这个论点无疑是建立在颠倒因果的基础上。是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我们才需要中央集权大一统社会?还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社会导致了中国人产生劣根性?支持前者观点的人,无疑在头脑里面信奉一种政治上的种族主义。他们认为,某些族群的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具备更多的性格缺陷,而非他们在后天所生活的经验世界里造就了他们的性格缺陷,所以针对这些天生就有性格缺陷的人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治制度统治他们,而这些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对于种族主义者,我这里就不详加批判了,因为他们的论据基本不是基于理性思考得出而是基于头脑里骄傲的信念和心灵中仇恨的情绪。我相信,多数道德信念基本正常的人都会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中国人普遍的性格缺陷是由于后天所生活的社会带给他们的。那么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会给中国人带来普遍性格缺陷的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变它?反而以中国人的劣根性作为理由来强化它的合法性?既承认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后天社会造成的,又以这些劣根性的存在作为理由来强调这个社会的合理性,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逻辑上丐题,仿佛就是说:某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就是它的合理性来源。如果这样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历史上根本没有必要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因为过去君主专制的存在就已经证明了它的合理性。这无疑是荒谬的。所以,既然我们承认中国人普遍的性格缺陷是由后天造成的,我们就得承认中国人有理由,有权利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而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就是中央集权制度。

第二,为什么中央集权制度造就了中国人普遍的劣根性呢?首先,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央要对地方采取有效的管理,它往往采用一种垂直的,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这样的官僚体制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地将中央的政策,法规和命令落实到地方执行,使得皇帝的威严和恩泽能够广布于四海。因此,在这样的官僚体制内,地方官员从来不是民意的代表,而是中央的代表,是皇帝的代表,他们代表皇帝在地方上面广布他的雨露恩泽。所以,在这个官僚体制内连最次的芝麻官都可以自称是“朝廷命官”,朝廷命官的实质就是朝廷的代表,中央的代表,皇帝的代表。其次,由于官员就是皇帝的代表,而皇帝又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具有无上的权威,所以,一旦你当官之后,你的权威也会因为你成了皇帝的代表而变得无可置疑,除非中央朝廷夺去你给皇帝的代表权。这样的格局造成了官僚与民众之间无与伦比的鸿沟:一方是统治者的代表,他们的权威无可置疑。另一方是被统治者,他们毫无权威。再者,这样的官民鸿沟在中共建政之后变得更加深刻和剧烈。因为封建社会的时候,在官与民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叫做乡绅阶层。这个乡绅阶层,既有民众对他们的认可,也有朝廷对他们有限职权的默许。当然,朝廷的默许不等同于他们成为了皇帝的代表,而是指他们在处理和仲裁乡里纠纷的时候,朝廷对他们采取不干涉的手段,并不等于朝廷用白纸黑字任命他们为官员并且明确列出他们的职权范围所在。当朝廷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的时候,乡绅阶层也就在官和民之间的灰色地带获得有限的权威。因此,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乡绅阶层在官民之间起到一种调节和缓冲的作用。然而,这个阶层在中共建政之后被完全消灭了。所以,中国现今官民之间的鸿沟比封建社会的时候更加严重,要么你就是官,代表中央而获得无可置疑的权威,要么你就是民,你的命运只能听凭当官的摆布。结果是,这样的格局造成了中国人对当官充满痴迷,对于权力充满膜拜。要么当官,成为中央的代表,这样不仅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还可以掌握别人的命运。要么甘为平民,自己的命运任由别人摆布。任何事情,任何工作,任何职位只要稍微和权力沾上边,马上就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在中国,你可以只有一丁点权力(表示你在中共官僚的等级差序中排得很末),但是你对于平民百姓马上就具有不容置喙的权威(表示你作为中央代表的权威),连芝麻绿豆大的小官都可以凌驾于高级知识分子之上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这种对权力无可复加的崇拜,完全是由于中国人长期浸淫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造成的,它使中国人成为一群猜忌,好斗,痴迷于权力斗争艺术的动物。任何人只要没有权力,他就丧失了在中国社会做人的基本尊严(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就不能良心上自由地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这个社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必须资料。这是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历史给中国人带来的悲哀和不幸。

第三,为什么中央集权制度是民主进程的绊脚石呢?有些人觉得中央集权制度和民主国家施可以相容的,也就是可以存在一个民主的中央集权政府,只要这个政府最顶层的官僚(比如总统或者总理)是基于广泛的普选产生。这种认为普选权可以充分必然地支持和维系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观点是非常浅薄地理解民主制度。民主制,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掌握这个国家的主权,而非某个特定的人或者群体掌握国家主权。怎样判断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掌握主权,主要取决于任何关涉人民命运的政治决定是不是由人民自己决定。假如某个人凭借自己的主张就轻易改变了人民的命运,像毛泽东拍一下脑门觉得吃大锅饭好,结果就动员全国几亿人口一起吃大锅饭,一起遭受大饥荒,以至于成千上万人家破人亡,这种情况就是人民完全不掌握自己的命运。既然任何重大的政治决定都要取决于人民的意愿,但是现实操作上很难每次做政治决定的时候都把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开“公民大会”来决定重大事项,所以就要有一群真正代表民意的议会议员,政府官员等长期驻守在权力核心并且在重大事件发生后迅速应对。如此一来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代表权的问题。如何使得人民的代表真正地代表民意?普选当然是必须的,没有选举便没有代表权。第二是权力的制衡。官员经由普选获得他们法定的权力,仅仅意味着他们对某个职位的占据,他们对于某项权力的获得具有民意基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个职位上怎样运用权力也具有民意的基础。比如某个人经过普选之后登上总统宝座,他就开始乱来,胡乱行使自己的总统权力,我们只能说对于这个人成为总统这件事具有民意基础,而不能将他的胡作非为也理解为蕴含民意基础。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某人通过普选的方式获得权力,假如他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不代表民意,人民也可以采用普选的方式将其罢免。通过普选的方式中断一个人的代表权,只能在这个人做出严重违背民意,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但是,发生在权力中枢的决策,绝大多数你是看不出它有没有严重违背民意,可能部分民众通过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不能说明沉默的大多数跟他们一样的不满,而且有些决策涉及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作为外行人的绝大多数民众连理解这份议案或者政府报告都成问题,如何判断这些决策有没有符合他们的意向?同理,发生在权力中枢的决策,绝大多数你是不能立时看到效果的,可能在这届总统离任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让其人民饱尝苦果,这又如何能在这届总统在任的时候就对他的决策提出质疑,甚至阻止这样的决策呢?所以,每每执政者在运用权力的时候背离民意就诉诸于普选来质疑或阻挠其决策,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低效的。因此,在执政掌权者中间制造权力的相互制衡也就成了民主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旦总统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出现背离民意的嫌疑,马上就有国会议员出来质疑,甚至阻挠这样的政策通过。权力互相制衡的好处是:它通过在民意代表中间制造一种相互制衡的格局,使得他们每一个民意代表都不能够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保障他们对权力的运用也合乎民意。所以,一个制度健全的民主国家,执政掌权者不仅得位合乎民意,而且行使权力也合乎民意,这样才真正保障主权在民。中央集权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中央集权制会使得任何形式的权力制衡都名存实亡,以至于一旦有人掌权,他对权力的运用就变得不受制约,恣意妄为。正如我在前文所述,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必然诉诸于一种垂直的管理结构,使得中央的决策能够层层落实到地方。在这样一个垂直的管理结构中,权力中枢和普通平民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布满神秘面纱的。任何在这个权力中枢里面制造权力制衡的尝试都难以真正被人民监督。这些身处权力中枢的要员,虽然名义上他们的权力互相制衡,可是一旦他们私下里通过桌底交易的方式暗中勾结在一起,普通的老百姓又如何能够得知?这样所谓的权力制衡最终又名存实亡了,而身居高位的要员们又可以在民主的幌子下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

第四,中央集权制是不是一定比权力分布较为松散的政体,如联邦制或者邦联制,更加高效呢?首先,中央集权政府比联邦的中央政府权力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越大的政府,它就可以对重要资源的分配就越占据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重要的资源就已经得到科学的分配。其次,很多时候,以经济繁荣来衡量某种政体的合法性是纯粹功利主义的,而不考虑这经济繁荣背后的道义基础,比如在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就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来增加多数人的福利,这是缺乏道义支持的。即便采用功利主义的标准,这样的做法也不见得有利于长远的考虑,比如当不征得当事人同意就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增加多数人的福利的这种做法成为惯常手段之后,人民的“同意”在政府看来就变得十分次要。政府的专断作风会愈演愈烈,只要会产生好的结果,不管有没有事先征得人民的“同意”,政府就可以一意孤行。问题是,对于好结果,坏结果的理解,政府的看法和人民的看法会越来越偏离,因为政府已经不再理会人民同意什么东西对于他们而言是好的,什么东西对于他们而言是恶的。政府只会将自己对功利的理解强加于人民的看法之上。比如政府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视为衡量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的指标。有时候政府的某些措施确实使GDP增长了,那又怎么样?因为人民根本不认为GDP和他们自身的快乐、幸福存在任何的联系。那么,GDP高速增长下的经济繁荣真的符合功利主义的需要吗?所以,即便是功利主义者也未必会认同以牺牲少数人利益来增加多数人利益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

综上所述,无论独派还是统派的观点都存在致命的缺陷。独派屈从于相对主义的诱惑,没有看到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可贵。统派沉迷于大一统国家的幻想,而失去对于被中央集权制度戕害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民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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