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bastian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文革会在中国再次上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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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一直存在一个忧虑,就是文革是否会在中国再次上演?他们指出,中国的现状跟历史上的文革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个人崇拜,思想钳制,舆论操控,党同伐异,民族主义等。但我认为,光是比较现象上的重合是不足以回答文革是否会在中国再次上演。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历史条件和动机是什。其次,需要比较当下中国和文革前的中国是否具有相同的历史条件。最后还要说明现任中国领导人和当年毛泽东是否出于同样的动机去制订相似的政策。

首先,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作过最精湛的总结:发动文革靠两个东西,一个靠毛主席的伟大威望,一个靠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林彪讲的第二点主要是突出自己的作用,因为他作为当时中国解放军的“军头”多次为毛泽东保驾护航,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替毛泽东充当政治打手,比如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七千人大会上为毛泽东辩护。林彪所述的两点当中,尤为重要的又是第一点。文革主要是围绕着毛泽东的威望而发生的,最后又是因着毛泽东的威望跌下神坛而破产的。

在我们常识当中,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很有威望,比如毛泽东诗词里面讲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可是,为什么这些“伟大”的帝王却没有本事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偏偏要由一个草根出身的农民领袖毛泽东来发动文革呢?这里,我们要区别两个概念:权威和威望。我们可以说这些“伟大”的帝王很有权威,但是他们的威望却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发动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帝王的权威是寄生在制度金字塔里面的。制度金字塔里面级别越高,则权威越大。到了金字塔顶端就变成帝王的权威。所以,在这样的结构当中,一个皇帝,他可以指挥手下的宰相,军机大臣,和将军,却无法指挥将军以下的士兵。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将军来间接指挥帝国的军队。因此,帝王的权威必须要依靠权力结构才能发挥作用。其次,帝王的权威也必须通过权力结构来获得。一个黄口小儿,身居帝王高位,却能够得到一众臣工的拥戴,并不是这个小孩子有多大的本事让自己的手下臣服。而是因为这些大臣认可这套制度,从而认可皇帝的最高权威。而这些大臣之所以认可这套制度,也并非因为身处高位的皇帝有多大的本事让这些大臣认可自己祖先设计的制度。而是因为这套权力结构经过周密的设计和长期的演化,在大臣所付出的忠诚和大臣所得到的利益之间演化出一种类似“纳什平衡”的节点,而每个大臣的权力正是体现这种“纳什平衡”。由于有这样一种平衡机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的所有参与者,只要经过理性的计算,总会得到忠诚的利益高于反叛的代价这样的结论,于是他们选择了忠诚和顺服。当然,要想在这权力结构中保持最高权威,也需要帝王具备一定政治手腕。因为,在理想状态下,一套完备的权力结构,固然可以让一个皇帝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最高权威,比如汉初文景之治一方面行黄老之术另一方面又得以维护皇帝的集权。但是,现实毕竟不同理想。在权力过渡,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未知数。这些的未知数往往容易打破原来的权力平衡,这就需要最高统治者采取政治手腕来恢复权力格局了。比如,遇到外族入侵,国家内乱,诸侯坐大时就需要给将军很大的权力去领兵打仗,从而打破了原来文官和武将相互制衡的格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么一个君主就需要采取政治手腕,一方面支持军事统帅的权威,使他能够从容应战,另一方面,又要打消其萌生反叛之心,最生动的例证就是雍正在处理和年羹尧的关系中所施展的政治手腕。所以,帝王获得最高权威并不是直接来自下属的认可,而是通过自己的下属认可这套权力制度来间接得到对自己权力的认可。一个帝王可以很有政治手腕和政治才能,但是政治才能并不是最高权威的终极来源。因为政治手腕的本质就是一种诈术。只有在别人不知道你有骗人的本事的前提下,你去行骗欺诈才有效力。假如别人认可了你骗人的本事,那就意味着你这本事被别人知道,被别人知道自己骗人的本事就相当于这本事被别人揭穿,这也恰恰说明你的政治手腕并不高明。

相反,领袖的威望却作为凌驾在权力结构之外的超然脱俗的存在物。威望直接来自下属对领袖个人能力的认可,而非通过权力结构实现。领袖威望可以通过其发挥高超的军事能力来赢得大型的对外战争来实现,比如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斯大林的军事指挥水平备受质疑,但是苏联在斯大林的名义下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领袖的威望也可以通过其对国内施展高明的治理能力来取得繁荣的经济发展来实现,比如在金日成的治理下北韩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南韩(虽然金日成时代的北韩高速发展也并非拜共产体制所赐,但是金日成所施展的外交策略使其周旋在中苏之间并同时获得两个大国的经济援助也说明其确有过人之处)。领袖的威望也可以通过创造某种意识形态并依靠这种意识形态迅速赢得大批信徒来实现,比如希特勒和洪秀全。所以,领袖的威望直接来自对领袖个人能力的迷信,正对应柯庆施那句名言“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服从毛主席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反,统治者的权威却需要统治者施展政治手腕从官僚体制当中获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可以很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就政治手腕而言,周恩来一点都不逊色于毛泽东,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毛泽东更加突出。当周恩来非常接近最高权力的时候,特别是在林彪倒台之后,周恩来成为第二号人物,以至于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尼克松访华前夕),一度代理毛泽东行使最高权力。周恩来却丝毫没有不臣之心,反而以保持晚节者自居。这并非周恩来的权威不如毛泽东,而是毛泽东本人的威望巨大,以至于让周恩来这些多年来跟随毛泽东的人相信:一旦离弃这个具有超凡能力的人物,自己将无以安身立命。在毛泽东晚年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甚至话都说不清,字也写不清,眼睛也看不清,身体状况糟糕到极点,却仍然令出必行,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轻易把邓小平这样积累多年政治资本的革命元勋打倒,这不是普通帝王靠着权威能够做到的,而是拥有着巨大个人魅力的领袖在施展威望的时候才可以实现。我们再比较一些政治手段用到炉火纯青的帝王们,他们到了晚年施展政治影响力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嘉靖皇帝到了晚年,他再痛恨海瑞,也无奈舆情和官僚系统的压力而不敢痛下杀手。慈禧太后到了晚年,明知袁世凯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却不敢行杀伐果断,因为她的政治资本在这个时候已经捉襟见肘。因此,领袖的威望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让人产生一种宗教崇拜者的情结。这是通过制度来攫取最高权威的统治者所无法企及的。中国的皇帝可以让底下的臣民很忠诚于他,却无法让自己的臣民崇拜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愚忠愚孝不是来自臣民对皇帝的崇拜,而是因为臣民信服这套权力制度从而信服证明这套制度正当性的儒家理论。一旦这套权力制度土崩瓦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立刻成为一句空话,于是进入一种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然而,领袖威望却可以独立于权力制度存在,哪怕一个社会不存在权力制度或者只有设计相当粗糙的权力制度,一个威望崇高的领袖却可以凭借其个人魅力来统御整个社会。这也说明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文革得以施展其“大乱以实现大治”的乌托邦理想。

因此,文革得以发动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历史条件:第一,毛泽东在当时中国具有高度的个人威望。第二,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一套组织严密的权力结构和官僚体制。一旦出现官僚体制,就会有人通过体制来攫取权威。这套官僚体制的最高代理人之一就是刘少奇。第三,毛泽东的威望因为发生大跃进和大饥荒在党内官僚集团中受到损害,以至于官僚集团中的最高权威跟他产生分庭抗礼之势。第四,毛泽东的威望下滑并没有蔓延到底层官僚和普罗大众,这主要归功于林彪在党内权力斗争中为毛泽东保驾护航,以及采用政治宣传攻势在基层民众和军队中巩固和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因党内最高层的权力斗争而产生对毛泽东威望的质疑并没有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底层。于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底层心目中依然享有无以伦比的个人魅力和领袖威望。第五,中共官僚队伍在治理过程跟民众产生矛盾,而中央集权和民众向往自由平等的愿望从来就是一对历史冤家。越是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特权现象就会越严重。而越是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就越需要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去实现治理。这种特权与平等的张力,可以被毛泽东轻易从共产党理论中找到理论支持,比如官僚主义,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第六,通过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抗拒从领袖的神坛退下而成为官僚系统里面的最高权威。斯大林处理政敌对他的威胁的手段是,在固有的官僚体制中不断地扶植一派来打压另外一派。这样处理的后果是,这套体制培养出来的官僚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互相倾轧,最后谁都捞不到好处。所以,到了斯大林政治生涯的后期,他所有下属都徒有一张表面忠顺的脸,内心无不希望他早点归天,甚至有人怀疑斯大林之死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贝利亚设计的。结果,一到斯大林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他的名誉和威望马上遭到全盘否定。所以,毛泽东无法再沿袭古典宫廷政治那一套,必须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完成对他政敌的清算。而且要在官僚制度之外,凭借自己的领袖威望,以崇拜领袖作为指标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而确保自己的英名在百年之后不至于像斯大林那样受到清算。

综上所言,文革得以发动的根本原因就是:领袖凭借个人威望来完成对官僚系统的彻底颠覆和再造。那么,我们再比较当今圣上是否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第一,当今圣上的领袖威望完全无法企及毛泽东当年的威望。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国共内战中得到充分的验证,他把一支只有几万人的泥腿子部队发展到一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政权,以至于能够跟国民党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最后逐鹿中原。这种煊赫军功和军事指挥才能,对于一个在皇宫大院的特权环境下长大的红二代是根本无法企及的。其次,毛泽东通过朝鲜战争逼退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所赚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威望,以及东方有色人种战胜白人头号强国所赢得的那种民族自信,也是一个只会在国际舞台上用大撒币的方式来收买人心的领导人所无法企及的。再者,毛泽东文韬武略,在诗词歌赋上造诣颇深,他对古典文学和古典历史的掌握程度连当时的知名学者都惊叹不已。一个连念演讲稿都白字连篇的小学博士又如何望其相背?再者,很多接触过毛泽东的中外名人都深为其个人魅力折服,这说明毛泽东对于无论知识分子,草根民众还是权贵显要的心理都有非常深刻的把握。所以,他能够针对这些人的心理特征投其所好,玩弄于股掌。这种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对于特权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今圣上也是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无论从文治武功来看,当今圣上的个人威望完全无法企及毛泽东。有人可能会觉得通过无所不能的党媒宣传系统可以把当今圣上宣传得跟毛一样伟大。问题是,党媒可以愚弄下层百姓却无法愚弄权力核心周围的人物,他们对于当今圣上的文治武功能力完全知根知底,那怎样说服他们对当今圣上产生如同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陈永贵,许世友对毛泽东的那种领袖崇拜情结?毛泽东颠覆刘少奇精心设计的官僚系统不仅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更关键的是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也有一大批拥护者,甚至连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都无不对毛泽东心悦诚服。这种对于领袖决策的迷信又如何能够在今天实现?有人或许会说,可以通过政治勾兑,利益收买的方式让一个能力平平的领袖赢得广大高级干部的支持。问题是,假如要用利益勾兑的方式来收买高级干部并取得他们的支持,那么这些高级干部就更不会同意他们的领袖发动一场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文化大革命了,因为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无疑跟政治交易的动机背道而驰。所以,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广大干部和人民对领袖具备一种宗教崇拜式的迷信条件下才得以发动,一旦他们用一种利己主义者的理性思维去计较和衡量得失,他们就会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而这种宗教崇拜式的个人迷信仅仅只有对一个拥有真正威望的领袖才能实现,而其它任何形式的洗脑宣传却只能产生一种虚假的,山寨的领袖崇拜。这种虚假的领袖崇拜根本不足以唤起人们非理性的冲动,崇拜的表象下面仍然是理性的算计,这也足以解释当今中国社会何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四处横行。第二,当今圣上既然没有领袖式无以伦比的威望,那么他的一切政治资本就主要是官僚制度赋予他的权威。试问一个高度依赖官僚制度给予他权威的领导人,怎么会亲手推翻和颠覆这套体制?相反,他这只能是这套体制最积极的拥护者。当然,权力结构里面的领导人也会不断地对这套官僚体制进行肃反和清洗。但是,官僚体系里面的人事变动和文化大革命式地那种颠覆官僚体系还差十万八千里。在威权领导人执政的时候,虽然官僚体现里面的人事会不断发生变动来巩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但是这套体制本身是有权威的。只要某人得到红头文件,马上就获得具有效力的令状。而在文化大革命,官样文章成为一纸空文,中央机构陷入瘫痪,政令不是出自政府机关,而是出自钓鱼台国宾馆。所以,当今圣上,一无毛泽东当年的威望来唤起干部和人民的无理性拥戴,二无颠覆官僚制度的必要,因为他自己的权威完全维系于这套制度。发动文革,对他而言,完全是天方夜谭。

那么,当今中国种种类似文革的现象又何以解释呢?我认为这些现象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延续,而非毛主义的复苏。对权威人物的个人崇拜,中国古来有之。这种个人崇拜是依托官僚制度而生的,中国古代士人不是崇拜嘉靖,万历皇帝本人,而是崇拜皇帝这个头衔和位子。同样的道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不是崇拜习本人而是崇拜总书记这个头衔和位子。舆论控制和良心犯罪也古来有之,古代皇帝有文字狱和杀忠臣的传统,那么当今圣上就继承这一传统大搞政治洗脑和抓捕异见人士。党同伐异和政治清算也中国皇帝制度的一大传统,那么当今圣上便借反腐之名扶植亲信,打击政敌。古代皇帝用儒家学说来宣传中央集权的好处,那么现代皇帝便借用民族主义和文化自信来反对分裂。当然,毛泽东也有封建帝王的一面,但是毛也有反传统的一面,而发动文革恰恰就是毛反传统一面的体现。对于当今圣上,他无法继承毛反传统的那一面,所以他发动不起文革。但是,他要将封建帝王的一面发扬光大,所以他无比强调制度自信。

既然习要沿袭封建帝王的那套做法,那么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和中国当今的政治现实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第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非常讲究一个王朝的道统和法统,而共产党执政的道统和法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这也就为皇帝制度的回归带来张力和阻碍作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强调的道统和法统跟西方政治哲学里面讲的political legitimacy完全是两码事。Political legitimacy论证的是一个政权有没有契约基础,而在这契约基础上面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面讲的道统和法统,主要论证一个王朝有没有万世一系,比如秦汉政权的统治者要说明自己的权力万世一系,他们就借用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来说明秦汉属于水德从而继承周朝火德的法统。泥腿子出身的乞丐皇帝朱元璋要论证自己创建王朝的法统,就以驱除鞑虏为名,强调自己恢复的是唐宋的汉人天下。作为异族统治中原的清朝皇帝为了论证自己的法统,就以帮助明朝平定李自成叛乱为名入主中原。所以,中国每一次朝代的更迭,新朝的统治者都要下大力来论证自己和前朝的承继性,从而保证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在万世一系这条线上。中共的统治,毋庸置疑,是完全不具备西方政治理论里面讲的political legitimacy,这从中国社会一直缺乏宪政基础就足以说明问题。然而,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统和法统角度讲,中共的统治也是存在天然的缺陷。首先,中共无法承认自己的法统是从封建王朝那里继承的,那么它就要从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追溯自己的法统。一旦从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追溯自己的法统,这又和中共长期宣传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所以,无论中共和北朝鲜,这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东方封建国家,都在发展自己国家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他们和苏联的政治联系,转而突出开国领袖的神权地位,也就是将自己法统的渊源定位在开国领袖(毛泽东,金日成)身上。然而,不同于北朝鲜,中共将自己法统的根源定位在毛泽东身上又出现新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是中共政权的开创者,另一方面又是中共官僚制度的颠覆者。中共强调毛泽东开国领袖的法统地位,那么真正拥护毛主义的左派就会从反官僚主义的角度挑战中共统治的权威。因此,中共未来统治危机的根源可能恰恰在于此。随着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多,中共就越需要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断用党史给人民群众洗脑。强调党史就必须突出毛泽东的开国领袖地位,而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不均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官僚习气和特权现象日益严重,那么毛泽东形象里面的另外一面就越有吸引力。最后,可能就会由一群真正拥护毛主义的左派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束中共统治,开启专制王朝的新一次轮回。

其次,任何一个善于操弄政治手腕的封建统治者往往都会在其统治后期造成权臣政治的权力格局,比如汉武帝晚年的霍光,乾隆晚年的和珅,慈禧晚年的袁世凯,斯大林晚年的贝利亚。权臣政治是最高统治者不断进行政治清算和肃反的必然产物。政治斗争的基本原理就是不断地拉拢一派来打击另外一派势力。一个最高统治者,他越想集权,他就越需要在自己下属的政治势力中玩弄均势之术,在他们中间搬弄是非,挑起争端,从而使自己占据仲裁者的地位。但是,大臣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也会进化出越来越高的政治智慧,因为政治斗争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越有政治智慧的大臣,他就越擅长隐藏自己的野心,在暗中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等到他们的政治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被最高统治者发现时,为时已晚,均势的格局已经被打破。那么,最高统治者就要从自己的皇权中分割出一部分给新生的势力,使这些新生势力能够迅速压制传统的当权派。如此一来,既削弱了自己的皇权,又在新生势力中培植出权力膨胀的权臣。而这些权臣,往往就会在集权统治者的晚年给他自己带来统治危机,甚至颠覆一个王朝。

第三,高明的统治者不仅在意自己在官僚制度里面的权威,也不断通过其统治为自己积累威望。最高统治者一旦有自己的威望,就可以通过人格魅力直接感染僚属,从而在制度之外得到他们的效忠,比如毛泽东在自己的晚年用一根小指头就把邓小平打倒,靠的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而是开国领袖的威望。一个深孚众望的最高统治者,哪怕他的大臣中出现佼佼者,只要他们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力,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直接扳倒这些权臣,而无需借助其他大臣的势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可是,领袖的威望需要开疆拓土,创造经济奇迹,用文治武功的方式来实现。对于一个暮气沉沉,缺乏活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光是应付天灾人祸都已经捉襟见肘,更何谈文治武功。当然,也会有一些不自量力的最高统治者想去赌一把,在王朝失去活力的时候还想通过战争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比如慈禧太后,这样做的结局是进一步加剧统治危机。

因此,中共的统治危机可能由三方面因素造成:法统问题,权臣政治和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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