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bastian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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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理解毛泽东就无法理解中国当今的政治生态,也就无法判断中国未来的命运走向。绝大多数人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个伟人,从而肯定毛在道德上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也不在本文的叙述之列。本文不志在议论毛在道德上是否成功,而旨在议论毛在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毛的人格和哲学观念如何为他在中年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又如何使他晚年跌下神坛。

言及毛的人格,他自己有两个非常恰当的自评。一个是,他说他自己使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他认为自己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猴气,体现毛身上狡黠的一面。虎气,体现毛身上残暴的一面。毛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包装过的道家学说来实现政治上的狡诈,又用传统的法家思想来贯彻残暴的人格,于是出现虎气与猴气并存,传统与反传统并存的双面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毫无哲学内涵可言,究其本质就是一套帝王术和教导人如何成功攫取权力的理论,所以北宋权臣赵普有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里面的很多格言常被人视为道德训诫,这是对儒家学说的全盘误会。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多数人觉得这是孔夫子教导人要看重道义而轻视利益。其实不然,真正内涵应该理解为:善于统治的君主会用理论和洗脑的方式(即所谓义)来实现政治目的,不善于统治的君主才会用利益去驱使自己的臣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讲的是一个人要善于选择政治靠山,当政治靠山快要失势的时候,要及时改换门庭。中国士人对儒家学说的误解,不一而足。但是,儒家学说最讲究“中庸”这是公认的。中庸的内涵是,在各种政治派系之间要保持平衡和均势,他们才会尊你为共主,这样你的权力才会有保障。另一方面,道家学说则强调: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不是从形而上学角度讲存在的问题,而是教导统治者任何时候都要在自己的大臣中间制造对立面。要有对立面才有政治斗争,有政治斗争才有获得权力的机会。将道家学说理解为一套论证形而上学的理论,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误解。因此,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互为表里,道家学说告诉人怎样发展政治势力,儒家学说告诉人怎样维持政治实力。两者互相补充,形成一套“内圣外王”的理论,内圣,则内在保持中庸,外王,则在实际行动中制造权力斗争,把握夺权时机。善于运用这套理论而在权力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君主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贤君,不善于使用这套理论却误将其当作自己道德格言的皇帝则成为历史上的昏君,甚至暴君。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贤与不贤,善与恶,君子与小人,永远是跟常识相反的。采用常识跟普通中国人讲理也注定是缘木求鱼的一件事。

然而,正是基于儒家与道家文化互为表里,中国的传统政治才维系千年之久。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深谙道家学说的高手,这为他带来巨大的权力果实。但是,毛泽东却无比反对儒家而去推崇法家,这也为他后期的政治失败埋下伏笔。

何以说毛泽东是一个深谙道家学说的高手?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特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他的政治治理模式则是抓纲治国。阶级斗争是道家学问的反映,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遥相呼应。所谓辩证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寻找对立面,制造对立面。马克思主义在形而上学里面是否定本体的存在的,即事物不可能因为其本身而存在。事物的存在是相对的,必须依靠和对立面进行比较才可以存在。发挥到政治层面,则权力的存在必须依靠政治斗争。没有永远的忠臣,也没有永远的奸臣。只有在所谓忠臣和奸臣之间不断地制造矛盾,挑拨是非,让他们不断地斗法才能衬托出皇帝的伟大。毛泽东借鉴历史经验,把这套帝王术玩得炉火纯青,从井冈山时期一直玩到文化大革命,正呼应了孔夫子那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借鉴历史上的宫廷斗争经验,你就可以成为操纵群众心灵的灵魂工程师。作为无知的群众,今天你可以作为爱国商人成为毛的拉拢对象。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你就被打成资本家剥削阶级。今天你可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旦你成为毛泽东通向最高权力的绊脚石,你就要被打成教条主义份子。今天你可以是中苏友谊的桥梁,明天你就可以被打倒为苏修特务。老庄的道家学说,马克思的辩证法赋予毛泽东无穷的政治斗争灵感。这套理论告诉毛泽东,不存在永恒的是非善恶,不存在永恒的朋友和敌人,不存在永恒的正义和邪恶。是非善恶,朋友敌人,正义和邪恶,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只要他们存在矛盾便有攫取权力的突破口,于是就可以给有利于自己的一派贴上正面的标签,不利于自己的一派贴上反面的标签。而无知的群众,需要通过整风和洗脑,让他们相信这些标签正如它们字面上的含义那样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从而唤起他们情绪上的反应,以之为“群众的呼声”。其实不过是被毛利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可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个从草根崛起的政治爆发户,他内心深处铭刻着底层人挥之不去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让毛泽东无法真正认同儒家的中庸理论。中庸理论告诉儒家的追随者们做事不能太绝。这倒不是让它的追随者们产生某种对敌人的同情或者恻隐之心,而是你一旦把事情做绝了,铲除了你政敌的那个派系,那么原有的政治平衡也会随之被破坏,反而让那些你自以为是可靠的追随者们在政治上坐大。这对于保护统治者的权力是非常不利的。毛泽东与生俱来的那种自卑心理让他更加倾向一种能够让他快意恩仇的法家理论。这种理论鼓励用严刑峻法对待政敌,利用人们对权力的畏惧来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表面看上去比儒家理论更加符合一个独裁统治者的需要,实际上却没有儒家理论那么高明。因为只有远离权力核心的人才会对权力产生畏惧,而那些处在权力核心圈子里面的人,他们可能有表面上的畏惧,而内心却只有觊觎,法家理论并不能针对这些人提供一套有效的治理方案。

所以,纵观毛泽东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鼎中原之后的政治生涯,他一直都在贯彻法家理论。对于那些曾经跟他作对,伤害过他脆弱而敏感的自尊心的政敌们,无不一撸到底,斩草除根。这样一来,权力系统里面的平衡就屡屡被他所破坏。为了恢复这套系统的平衡,毛又必须在自己的忠诚者当中扶植新进势力来抗衡老派的忠诚者,前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然后王,张,江,姚,最后是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之流。因此,毛泽东晚年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这些新进的忠诚者们根本不是老派忠诚者的斗争对手,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和政治声望上对无法跟那些从红军时代就一直摸爬滚打过来的老手们相抗衡。所以,毛要么不断地换新人上来,而那些被他认为是潜力股的青壮派往往是扶不起的阿斗。要么在老派的忠诚者当中不断地淘汰旧人,比如打倒林彪邓小平,而对于老派忠诚者的打击往往又在他们中间催生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让这些老派的忠诚者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反而间接地壮大了他们的势力。于是,当毛撒手西去,尸骨未寒的时候,这些老派的毛粉们便对新左派产生压倒性的胜利,使毛最为得意的政治遗产被完全否定。

反观毛时代的另一个人物,周恩来,走的却是跟毛几乎截然相反的道路。周是儒家传统中庸之道的集大成者,但是对于斗争艺术却玩得不甚了了。所以,在整人斗人上面,周只能紧随毛泽东之后,这也注定周无法攫取最高权力。相反,周在平衡政治势力上面却很有一套,明明在背后捅人刀子,却以保护者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落魄户面前,赢得“大树参天蔽英华”的美誉。所以,周的这套善于中庸的学问,使他在政治生涯中总是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把所有老派的毛粉通通拉拢到自己周围。直到他撒手西归的时候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一幕。

所以,我不由得感概,中国传统帝王术的集大成者却分别出现在两个人格截然不同的人身上。善于权力斗争的毛泽东,却因为不认同儒家学问而丢掉自己的政治遗产。善于维护权力的周恩来,却因为不暗辩证法而没能登上最高权力核心。要是儒家和道家两种帝王术的集大成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封建专制将在中国不断延续,也不会在毛去世之后出现短暂的文明曙光。相同的道理也可以呼应当今政局,如果最高统治者以毛主义者自居,那么他只会加速王朝命运的结束。如果他以专制制度的保护者自居,他就只能在毛主义之外融合儒家的中庸之术才能在适应中国这片政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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