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bastian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反思香港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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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革命或者起事,无论中西方都讲求名正言顺。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不仅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要理念上具有进步性,才能对社会产生日久弥新的影响。理想高尚但技术幼稚的社会运动固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但往往仍然能够鼓励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技术成熟但理念堕落的社会运动虽然能够推翻颠覆旧社会和旧体制,但接踵而来的是更加反动和邪恶的政权。所以,一场社会运动的第一要务是探求理念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次才是探求操作层面的可行性。舍弃理想而迎合现实,那么革命者就会沦为为了革命而革命,造反者就会沦为为了造反而造反。因此,这篇文章既然要写有关香港社运的反思,那么我们就要秉持冷静的心态,撇开现实层面的顾虑,首先探求推动这场社运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并且,这种理念是否在道德上可靠,在政治哲学上是否具有说服力?

香港社会运动肇始于逃犯条例。由于逃犯条例的修订对于香港自成一体的法律体系产生冲击,故而令港人加深对于一国两制前景的忧虑。在反修例的抗议浪潮中,港警的种种暴力行径和港府的一意孤行,令致港人不仅不再信任港府有能力维护市民利益和代表公共意志,甚至怀疑香港政府为了向中共政权献媚讨好出卖港人利益。于是,代表港人心声的五大诉求应运而生,而当中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八字概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即将香港的政治和民生恢复到中共接管香港之前的状态。时代革命,即是要革代表独裁专制的港共之命,开启自由民主的新时代。为什么要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放在一起讨论呢?因为在香港民主派中的主流意见看来:香港之所以陷入今日之独裁暴力的深渊,全拜中共及其犬牙香港政府所赐。所以,为了摆脱这独裁专制的不幸命运,只有脱离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管制并恢复香港在回归之前相对独立自主的状态,才能迎来自由民主的春天。

香港人对于现状的认识,无疑是清醒的。香港今日之不幸,全拜中共所赐。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中共不断以一国两制之名行一国一制之实,武断地破坏干预香港固有的自由包容之传统,在香港人的心灵中植入国家大一统,膜拜独裁者,排斥西方文化的洗脑教育。政治上不仅不履行双普选的承诺,反而变本加厉地剥夺港人的民主权利,大行小圈子选举和暗箱操作,导致香港政治腐败丛生,政府官员跟民众离心离德。对于中共政权的独裁专制,愚弄人民的邪恶本质,无论老派的民主还是现在主流的新派民主人士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香港民主派目前的新思路是:香港实现民主自由的道路取决于香港的自治和独立。换言之,香港的民主运动和香港民族运动是一回事。只有实现香港的独立自治,摆脱邪恶政权管制,才有民主自由的希望,所以香港民族的自决是民主自由的前提。这种新思路也是香港新民主派和旧民主派的分歧所在。在香港旧民主派占主流的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港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状况是高度关心和热衷的。六四时期,港人运作黄雀行动营救出大量内地的民运人士。老派的香港民主人士看来,只有在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前提下,香港才会有民主自由的希望。相反,新派的香港民主人士却一反过去的理念,认为港人不应寄希望于民主中国,而应该寄希望于香港的民族主义。通过民族主义取得香港事实上的独立自治,从而摆脱独裁政权,从而推行民主自由。民主派之所以从旧的思维向新的思维转变,其中有几点原因:第一,大陆人自己不争气。大陆人不仅没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吸收任何西方文化中的优良品德,反而愈发沦为中共的统治工具和丧失独立人格的人肉发声机。既然大陆人自己都不去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香港人何来义务帮助大陆人争取民主自由?第二,实现民主中国是一个艰巨且漫长的任务,香港人尚且自顾不暇,何来时间和精力帮助大陆人建立民主中国。第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党文化具有极其罪恶的劣根性和强大的同化能力。如果香港人和大陆人联手推动民主事业,反而会被独裁专制文化反噬,使香港人原本拥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也一并丧失。因此建立民主中国不仅不能使香港走向民主自由,反而阻碍香港走向民主自由。

我完全赞同香港人有选择独立自治的权利,因为香港人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当香港人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无论在文化习俗和公民气质上都跟另外一个民族格格不入的时候,香港人理所当然可以选择独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者民族有着天然和牢不可破的义务要归属于另外一个群体。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者民族有权不征他人同意而强行将别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父母在儿女成年之后尚且无权阻止子女独立,更何况关系远疏于父子关系的官长和人民?此外,在现代民主代议制度的架构中,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是执行公共意志的工具,人民才是最高的主权者,那么政府何来家长般的权利强行要求某一部人民接受自己的管制?所以,于情于理,中共都无权阻止香港人独立。

然而,我要质疑的不是香港人有没有权独立的问题,而是香港人有没有权将民主理念跟民族主义绑架在一起。香港人有权要求民族自治是一回事,而将民族自治设置为民主自由的前提又是令一回事。所以,香港人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香港今时今日悲惨的命运都是拜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所赐,那么解决之道为什么不是推翻这个邪恶政权,彻底否定这个邪恶政权存在的合理,反而是在这个邪恶政权的眼皮底下寻求独立自治呢?如果否定民主中国的合理性,而将香港民主自由的前途交托在民族自决手上,那么香港人仅仅否定中共政权在香港的正当性,原因是中共政权阻碍了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换言之,香港民主派不否定中共政权在香港之外的大陆具有合法性,所以香港取得民主自由的前提是推翻港共政权而不是中共政权。更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同一个政权对于大陆人就有合法性而对于香港人就没有合法性呢?由此只能回答,因为香港人比大陆人更加高贵,所以香港人配得民主自由而大陆人不配得民主自由。对于不配得民主自由的大陆人,独裁专制政权对于他们而言就具有合法性。在否定民主中国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民主香港理想最后只能推演出一套地域优越和种族优越的结论。香港民主派可能为他们辩护说,他们并不否定民主中国的合理性,他们仅仅否定香港人有义务帮中国人推翻中共独裁政权。这样的辩护其实是在偷换概念,仿佛统治香港人的港共政权和统治中国人的中共政权是两个政权,两个独立的系统。假如港共政权和中共政权是两个政权两个系统,那么何来港共政府向中共出卖香港人利益一说?何以用中共的邪恶论证出港共政府的邪恶本质?如果港共和中共本质上是同一个政权,那么香港人推翻这个邪恶政权又何来帮助大陆人一说?香港人出于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不是也要推翻这个邪恶政权吗?所以,对于独裁政权的理解上体现出港人非常矛盾的一面:一方面坚称香港政府已经和中共同流合污,所以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沦为一国一制。另一方面又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府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香港人只有责任推翻独裁专制的港共政权,而没责任推翻中共政权,假如香港人要去推翻中共政权就是帮了大陆人的忙。

第二,大陆人不自爱,是否能够令香港人摆脱对于建立民主中国的责任?首先,我们要澄清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而不是相对价值。普世价值意味着,民主自由对于任何个体和任何民族都普遍适用,而且值得他们追求。相对价值意味着,民主自由价值取决于地缘和种族,对于不同地方不同种族的人,民主自由有不同的价值,可能对于一些民族有积极意义而对于另外一些民族却产生消极意义,所以民主自由价值不是普遍适用。其次,民主自由为什么不是相对价值而是普世价值?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生而有尊严。人的尊严不是相对的,不是有些人就可以活得比其他人更有尊严而有些人就可以活得比其他人更没尊严。做人就应该要有做人的尊严,而不比狗彘牲畜。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每个人可以在政治事务上掌控自己的命运,所以政治应该由人民做主,于是民主价值和人类尊严密不可分。假如有人在政治事务上不能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而受他人奴役和摆布,我们会说这个人没有活出人的尊严,反而像奴隶和傀儡。所以,活在独裁专制制度下,人是没有尊严的。尽管这个独裁制度可能给它的顺民带来丰厚的物质报酬,使他们活得很有面子,但是面子不等于尊严。因为面子是相对的,在人跟人比较了之后才会显得有些人有面子而有些人没有面子。可是尊严却是绝对的,哪怕我的生活中没有玛莎拉蒂和爱马仕,但是只要我能够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而不被他人摆布,我就是有尊严的人。同理,自由也因为和尊严密不可分,因此自由也是普世价值。我们说一个人的尊严体现在他可以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而不受他人奴役,那么为他命运负责的人就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既然要他为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他就应该被赋予自由。一个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一个没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他的行事为人就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他就不用为自己负责。因此,一个有尊严的人必然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要求一个人为自己人生负责就要赋予他自由使他能够出于自愿地去行事为人。由此,从人类尊严出发可以得到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个体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追求民主自由,有权拥有民主自由。而且当有些人的民主自由受到损害时,其他人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其维护民主自由。这就好比当有些人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我们是不是有道义上的责任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民主自由价值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生命财产,因为它们都是和人活于世的尊严息息相关,所以,任何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守护其他人的民主自由,这也是民主自由之为民主自由的要义所在。何来香港人对于大陆人的民主自由就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我甚至认为,香港人,大陆人对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民主自由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有人可能会辩驳说,香港人可能原本对大陆人的民主自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当大陆人自愿将自己的民主自由出卖给中共政权之后,这样的责任就随之消失。试问,既然民主自由价值对于人类如此重要,一个头脑清醒和理智健全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民主自由假手于人?因此,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否定,大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民主自由出卖给中共政治,是受到长期洗脑和政治宣传影响的结果。这些洗脑教育严重危害中国人的理智,所以他们才将自己如此重要的利益拱手相让。如果中国人向中共政权出卖自己的民主自由是洗脑和丧失理智的结果,这就非但不能使他人摆脱他们对于民主中国道义上的责任,反而使这样的责任变得更加迫切。就像一个人因为长期吸毒而丧失理智,别人帮助他戒毒的责任是不是更加迫切呢?因此,从普世价值角度讲,香港人对于民主中国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

第三,从契约主义角度讲,香港人实现民族自决的合法性也应建立在民主中国的前提上。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基本上都认为,一个国家对于其人民的主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香港对于中国具有主权上的归属是目前国际上普遍公认的事实。从历史上否认香港对于中国的主权归属恐怕也绝非易事。假如历史上香港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向清政府租借香港?所以,无论历史或者现实,香港跟中国都有主权上的契约关系。要实现香港民族自治就要取消这样的契约。只有通过合法程序取消香港跟中国在主权上的契约关系,香港的民族自治才具有正当性。而这样的合法程序又取决于双方的同意,即不仅仅香港人一方同意取消中国和香港的主权契约,而且要中国方面也同意取消中国跟香港的主权契约。而这样的同意又仅仅只能在双方进行理智对话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就像英国脱欧那样。试问,跟一个独裁政权又怎么可以进行理智对话呢?独裁政权之所以为独裁政权,是因为其武断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武断地用统治者的利益偷换成人民的利益。所以,独裁的本质是排斥对话和沟通的。既然独裁的本质是排斥对话和沟通的,那么香港人又怎样可以用对话使双方都同意取消中国和香港的主权契约?如果没有对话,就不会有同意基础。没有双方的同意而单方面中止契约,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也使得港人单方面追求民族自决丧失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又有没可能契约双方的其中一方违反契约而使契约失效呢?比如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而导致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诉求失效?首先,《中英联合声明》及其后签订的条约并非所谓的主权契约,即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并不以这些条约作为先决条件。其原因是,英国对于回归前的香港并不拥有完整意义上的主权,英国只是“租借”香港而非“占领”香港。既然英国对于回归前的香港并不拥有完整意义上的主权,那么英国就无法代表香港签订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契约,因此香港之于中国的主权归属并不以《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先决条件。所以,即管我们可以说中共政权背信弃义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但这种违约行为并不导致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申索也一并丧失,因为《中英联合声明》不是主权契约。其次,香港对中国的主权归属具有历史追朔效应,即历史上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因为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而导致中国暂时出让香港的主权。当租约期满,这些条约失效之后,香港对中国的主权又恢复到历史状态,所以中国又重新拥有对香港的主权。换言之,假如英国将自己本身固有之国土割让给中国,比如将威尔士割让给中国,那么英国和中国签署的条约就有主权契约的功能。当中国违反这契约的时候,就可以推演出中国也一并失去对威尔士的主权。因此,中国对香港历史上存在主权关系。当这样的主权关系需要解除的时候,就需要双方都同意取消主权契约。只要中国仍然受独裁政府管制,这样的同意就不可能达成,因为独裁政府必然拒绝和人民对话和协商。实现香港民族自决的前提是建立民主中国,而非通过民族自决之途来实现民主自由。推动香港社运的理念无疑颠覆了这因果关系,所以无法在道义上站得稳脚。

第四,香港人对于建立民主中国无能为力,是否就可以说明,民主中国这一理想对于香港人不合理?我一再强调,理想本身合不合理是一回事,有没现实条件实现理想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一个理想在实践上面临的技术困难就否定理想本身的合理性。孙中山在清朝提出建立中华民国的理想在时人看来也是天方夜谭,可不可以说孙中山这一理想就不合理呢?林肯提出废除奴隶制度的理想在时人看来也是天方夜谭,难道就可以说林肯的废奴思想不合理?所以,香港人可以说实现民主中国这一理想充满艰难和波折,但不能由此说这一理想就不合理,于是武断地将这一理想斥为过时,落伍,离地。转而寻求在他们看来更加现实可行的理想:即通过民族自决实现民主自由。经过我上面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由民族自决实现民主自由,这一理想本身充满矛盾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所以,香港社会从一开始就已经背叛了过去一直持之以恒的民运传统,走向一条向现实妥协的道路。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样的妥协无疑加速了香港滑向深渊。

第五,香港人带着民主理想去建立民主中国,是否会被独裁专制传统反噬?我承认,中国的独裁专制传统确实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但是,这样的同化能力仅仅局限于那些没有经过民主思想洗礼的人。对于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的乡民,中国的独裁文化和专制理论的确发挥了强大的迷惑能力和洗脑作用。这并不能说明,对于民主自由有坚定信念的人,也会被这套专制理论轻易洗脑。因为,理智健全的人都承认,民主自由优越于独裁专制。一个已经被高级理论武装过大脑的人,怎么可能反而被通过粗制滥造手法拼凑起来的低级理论洗脑?更何况,自由主义的可贵之处正正在于:人们对于批评意见的宽容从而获得正反意见相互较量的机会。在真理和谬论较量的过程,不断推进真理的探索从而坚定人们对真理的决心和信念。香港民主派由于恐惧独裁文化的洗脑,而拒绝用先进的民主自由理念跟极权专制文化较量,不正正说明他们对民主自由的信心已经疲弱?香港民主派更愿意跟黄丝共谋大业而不愿意跟理念不同的蓝丝对话,这不恰恰说明他们已经背离自由主义精神本身的初衷?他们自以为跟志同道合的人对话更容易达成共识,其实这样的共识又跟中共的洗脑何异?因为他们对于民主自由的信念仅仅来自口号的重复和立场的强化,并非跟立场不同的人对话之后反思的加深。所以,香港社运越发展到后期,蓝阵和黄阵的裂痕就越深刻。这不是说明黄丝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如何坚定,反而说明自由民主的光芒在黄丝身上越来越黯淡。他们自以为是民主制度的忠实拥趸,但无形中却被偏见和傲慢裹挟,成为独裁专制的奴隶。

因此,香港社运给我的反思,只是让我悲伤地看到老一辈民主理念的陨落。香港民主派也在世俗的潮流中,变得越来越自私,怯懦和狭隘。他们背弃了理想,走上一条自以为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却引导香港人和香港的命运滑向更加不可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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