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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翻译】《教育不公中的青少年运动》Part 1

青少年发展中的批判与其集体能动性(一)

2010年五月五日,两名九年级学生Luis和Gabriela期待着来学校后能看到同学们c身上穿有墨西哥国旗的颜色——就像她们六周前的圣帕特里克节上所看到的,学生们在都穿上了绿色衣服一样。

为了纪念1862年5月5日墨西哥军队击败法国侵略军取得战役的胜利的日子,在美国,五月五日节已经成为人们庆祝墨西哥文化传统的日子。 Luis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来自墨西哥。身穿背后印有墨西哥国旗的T恤,用Luis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我的父母国家的荣耀"。出生于墨西哥的Gabriela则对这个节日不太熟悉,但她与庆祝这个节日的同龄人有一种连结感。

这所学校,罗斯福高中,在历史上是一所白人学校。不过,在2000年代初的房市热潮中,它也随之经历了人口结构上的转变:拉丁裔广泛定居于某些特定街区,与此同时,罗斯福高中与附近另一所高中合并,扩大了学校边界。这意味着,到了2010年,该校有大约60%的拉丁裔学生和40%的白人学生。自我身份认同是拉丁裔的学生包括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新移民,以及来自于拥有多代美国公民身份的西裔家庭的学生。但是,罗斯福高中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中,仍是讲英语的白人占压倒性大多数。

5月5日当天,Luis和Gabriela进入大楼时,他们得到的不是文化庆典,而是敌意与骚扰。在后来接受采访时,Luis是这样描述的:

上楼梯时,看到所有那些带着美国国旗的白人,你会觉得,“哈!怎么回事!在搞什么?”然后,转向停车场,再看到所有那些装饰着美国国旗的汽车……是的,这对我来说很可怕。我当时在想,“呵呵,在搞什么?”……然后就在这时,所有人开始,嗯……开始高喊种族歧视口号。
你说他们就在走廊上喊?
是的,几乎每条走廊上都有,图书馆也是,我不知道。国旗就在这里的走廊上。我记得S女士——嗯,走在路上时,我甚至看到一位穿着美国国旗印花衬衫的老师。我在想,“哈,老师也这样?”这对一个新生来说相当可怕, 你知道的,因为你还没有习惯高中的生活。你正在适应。然后你看到来这一切的发生,你会想,“哈!”

校园内有谣言开始扩散:一帮白人学生计划在停车场烧墨西哥国旗,而一帮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则准备好了,一旦事情真的发生他们就要报复回来。走廊上发生的事情扩散到了大楼外的停车场上,Gabriela是这样形容的:

有些美国人举着他们的国旗……说,“啧,回你自己国家去。”……那些美国人觉得他们更高更壮,他们打扮成士兵,推搡别人。他们号称这是边境巡逻。

还有包括学生和工作人员在内的其它人,在采访和写作中提供了这些故事的更多视角。与Luis和Gabriela同班的Jennifer母语是西班牙语,英语是她正在学习的第二语言,她写了以下片段来回应老师邀请她重新叙述五月五日节的提议:

在过去几年中,我对五月五日节的体验是非常的负面的——因为大部分墨西哥人都会兴奋地跟家人一起庆祝或者聚会。大家都聚到一起来纪念墨西哥的传统。
在学校度过的那些五月五日节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且无力,因为许多美国人在这里,在美国,做出的不恰当的评论。每个墨西哥裔学生早上醒来,高兴地把墨西哥国旗的颜色穿到身上,然后,他们被服饰传递出的“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讯息吓坏了。这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

这些例子里有很多东西: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种族主义。空间争夺(Contested Spaces)。关于谁属于这里,谁能在学校宣告自己拥有正当空间而进行竞争。

正如Luis后来告诉笔者的,为什么白人学生决定在这一天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对拉丁裔学生来说,这传达出的是一种排斥的信息:“你不属于这里。哪来回哪去把。”

Luis是美国公民,他说这是“可怕的”;而对于那些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学生来说,对于那些他们的家人在如今移民政策中(如今美国移民的惩罚性是史上最高的时代之一)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的学生来说,则一定更加可怕。

假如你是学校的教师,或者是课后服务提供者,或者是学校顾问,你会如何处理学校中种族主义和群体冲突的问题 ?特别是,如果有像上文中Jennifer这样的,感到“一无是处且无力”的学生来寻求帮助,你能依靠什么理论来进行指导?教师,青年课后工作者、学校顾问或者行政人员应该如何支持并引导遭遇了这种骚扰的拉丁裔学生?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与像罗斯福高中这样的有公开的种族主义和群体冲突情况的学校有关。对那些想要成为经历着各种“剥夺”的年轻人的发展盟友的教育者来说,它们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或许,那些年轻人所处学校环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智力或职业道德进行贬低的日常种族微歧视(microaggressions);或许,他们是经历着被合法就业排斥在外的无身份青年;也或许,他们成长于高犯罪率的街区,在功能失调的学校就读。

这些情况需要的是鼓励性批判与集体能动性结合的教育方法。

批判指的是对某人生活的社会政治环境提出质疑并使之“去自然化”(denaturalizing)。 集体能动性则是指人们共同努力来消除教育障碍,或开辟新的教育途径。“别辍学”、“要减少成就差”……学生们听到的无视结构性种族主义或不平等的劝诫太多了。正在承受压迫的年轻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导师或学术技能;他们还需要能谈论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的机会,确定不平等的根源,并对影响着他们的问题采取广泛意义上的行动。进行批判和建立能动性的机会有助于个人的社会政治性发展(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也就是“一个人的知识、分析技巧、情感能力以及在社会政治体系中行动能力的成长过程“(p185)。

Luis和Gabriela为了改变他们高中的环境氛围而做出的努力,正体现了批判和能动性的结合是如何促进青年的社会政治性发展的。此章中,笔者使用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收集了两年的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是由当时的博士生Elizabeth Mendoza通过人种学田野工作收集的。(本章建立在笔者与Elizabeth Mendoza、Carrie Allen共同撰写的一篇会议论文的基础上,但与之有所出入)。数据则包括对学生的访谈(超过两个学年),学生带领的学校参观,以及描述此项目第二年中课堂活动的田野笔记。

笔者利用这些数据来分析罗斯福高中的社会秩序,并展示学生们是如何在ESL(学习英语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课程)课堂中质疑并挑战它的。在这里,“社会秩序”一词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中(比如学校),各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做法和等级制度的组合。

挖掘社会秩序需要关注谁拥有权力,需要关注哪些类型的学生被指定为领导者和有成就者。笔者将优先考虑学生对该社会秩序的看法,而非校内成人员工。

通过思考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Luis和Gabriela在为期一年的项目中,在他们ESL课的老师的指导下,是如何开始发展成为社会政治行动者的 。笔者使用定性证据来描述他们在理解学校社会秩序方式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在参与和发声(participation and voice)上的相应变化。

这种把发展理论化的方式将人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其在社会群体中的参与方式放在了重要位置:这包括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类型、他们在新情况下应用知识和技能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变化上的贡献。这种被称为“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方法的角度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时,由苏联的Lev Vygotsky所提出的。最近,Barbara Rogoff对其进行了扩展,她是这样描述的:

它研究的是,在参与的背景下个人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转变参与的方式,分析他们是如何在共同的努力中与他人协调的,以及,它关注活动自身的动态性及其在社区中的意义。对人们在活动中参与的调查成为了理解学习/发展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我们试图越过的表层现象。 (p. 279)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谈论发展时还必须明确发展的特定目的,或者说端点(telos)。

社会学家试图衡量发展中的变化;但,是通向什么的变化?毕竟,在某些文化社区中好的,或者说符合规范的东西,在其他社区中或许会是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好公民”意味着服从法律并向权威献身;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好公民”则意味是着根据某套道德标准来评判当前的政府。围绕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社会的不同意识形态,关于什么才算好公民的信念有很大的争议。

基于笔者的角度,Luis和Gabriela的参与是好的——但,这基于什么理由?

笔者将从批判理论中汲取关键性见解,阐述社会政治发展的价值以及它是如何代表了一种更先进的青年工作模式的。

tbc.

感谢原作者Ben Kirshner教授的授权,本文一切权利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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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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