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为什么不爱民主——从大脑如何认知抽象概念说起

在Matters上的许多争论中，人们会发现，相对于台湾人和香港人，大陆人对民主的喜好程度明显偏低。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张价值排序表的话，在很多大陆人心中，民主的价值不如稳定、GDP、领土、民族、国家等等。批评者们往往将之归结为“洗脑”的结果。然而，谁也不会承认自己被洗脑了。于是，双方便会开始骂战，交流成了互相攻击。

所以我在这里想从大脑认知的角度来聊聊这一现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认知抽象概念的呢？

如果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们很容易理解，大脑是通过五感获得的经验来进行认知的。比如当你听到“兔子”这一概念时，大脑便会自动调出曾经的经验，也许你看过（白白的），摸过（软软的），还闻过兔子（有点臭吧），这些经验帮助你理解了“兔子”，使得你对其产生“好可爱”这样的认知。然而如果是一个抽象概念呢？比如民主，没有任何五感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来建立对其的认知，这时候大脑又该如何来理解它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大脑是通过三个维度来理解抽象概念的。

第一个维度：亲属语言群。简单来说，就是大脑会根据相似度、属性、因果性等建立一个个的语言群，比如“兔子”，往往和“可爱”、“白色”、“宠物”、“胡萝卜”等语言联系在一起。当你看到“兔子”这一概念时，与之相关的整个语言群就被激活起来，从而帮助你更好的认知。抽象概念也不例外。像“正义”这样一个概念，对我来说，与之联系的语言就是“仁”、“侠”、“反抗压迫”、“锄强扶弱”、“公正”等等，所以当我看到“正义”这个概念时，相应的语言就会在大脑中被激发，我就可以理解何为“正义”了。那么对于大陆人而言，与“民主”相关的亲属语言又有哪些呢？我想，可能最常见的就是“美国”、“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虚伪”等等了。由于“西方”又会令人联想到1840年以来的屈辱历史，“美国”令人联想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化”也都不是好东西。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将“民主”与卢梭、托克维尔、哈耶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理论联系起来。大多数大陆人头脑中的“民主”亲属语言群，基本上都是一些负面词汇。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当看到“民主”时，大陆人的印象不可能是美好的。

第二个维度：社会建构。刚才说到，大陆人看到民主，往往会想到“西方”、“美国”。而在大陆人的学校教育中，“西方”、“美国”虽然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不算什么抽象概念。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大陆人从来没去过西方或者美国，因此他们对这类事物的认知主要是通过本国的教育来建构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大陆的历史教育了，众所周知，在大陆的历史教育中，西方世界的亮相主要集中在1840年之后，也就是对于中国人而言，那段最为屈辱的历史。我曾经跟一位云南的初中生聊天，问其对西方人的看法。他说西方人很坏，他们曾经火烧圆明园，还强奸圆明园里面的太监。这当然是他们历史老师的添油加醋，但也正是长期以来丑化西方的教育结果。而对美国的描述，也往往突出了1945-49年的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这两段。这一切都令大陆人在看到“民主”这一概念时，自动产生出许多负面情绪。另外，大陆对于“民主”的建构则是抽去实践内容的，空虚泛化的。如果问大陆的学生何为“民主”，他们会回答“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些事物。但前者只是一句空虚的口号，而后者也缺乏可被把握的实践证据。因此，除了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记忆之外，相比“美国”、“西方”等更加具体的概念，这些事物完全无法与“民主”形成有效的联系。

第三个维度：个体经验。对于大陆人而言，前两个维度就是他们认知“民主”的全部基础了。至于个体经验，因为大多数人从未参与过民主实践，自然就无从获得任何民主的经验了。不过对于香港人和台湾人来说，他们就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了。我记得有次参观香港的一个公益组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是那些经济困难家庭的子女。主要是提供免费的晚托和假期兴趣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志愿者们让孩子们去给香港的特首（当时是梁振英）打分。志愿者会列出特首承诺的每一项利民措施，然后孩子们根据这些措施的落实程度、效果来进行评分，最后得出特首执政合格与否的结论（我看到他们打的是不及格）。他们还把所有的评估过程和结果做成海报贴在活动教室里，这样来参观的人和家长都能够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民主的个体经验了。这样的经验给了孩子们很积极正面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就与“民主”这样一种抽象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些孩子在长大后会视“民主”为一种给自己带来掌控感和安全感的事物。

我们看到，上述三个维度是人类大脑理解抽象概念的途径，由于对不同地区的人而言，这三个维度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即便是面对一模一样的概念，不管是“民主”、“自由”，还是“美”、“善”，事实上不同的人在大脑中呈现出来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所以当大陆人看到“民主”这一可能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非常美好神圣的概念时，不但完全没有相同的感受，而且会本能地感到厌恶。

明白这一切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认知的差异呢？无论骂大陆人被洗脑，还是反咬香港人脑残，都无济于交流与理解。事实上，受过学术训练的人都知道，解决认知差异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对概念进行定义。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我们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环境的影响，被某些偏见左右，意识到这点，并且有勇气让自身摆脱所在环境的束缚，摆脱所在共同体的偏见，摆脱那些迷惑你的权威和大局观，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去对概念进行认知，并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以寻找一个普适的定义。所谓启蒙，也就是如此。

当然，对于很多抽象概念，并不需要你重新给它定义，比如民主，去读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就可以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