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川

理解永远要比评价更重要

写在国庆之前:失去文化内核的庞然大物

明天是国庆70周年。所谓中国,显然不止只存在了70年。因此,这个70周年庆,庆的并非中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权。我对中国由哪个政权执掌兴趣不大,然而身为中国人,究竟何为中国?却不得不明。

1644年,崇祯帝上吊自杀,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在这样一个山河动荡,朝代更迭之际,有个叫做顾炎武的士人在一次次反清复明失败后终于领悟到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与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两者的区别,因此他在《日知录》里说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权的兴亡更替,不关老百姓的事,那是当权者们所要操心的。对老百姓们而言,重要的是文化(天下)的存亡,否则就会陷入人吃人的惨境而灭亡。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文化(天下)。

根据顾炎武的说法,国家,就是有着固定领土,并且在一群君臣统治之下的组织,也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权。而所谓亡国,也就是统治的君臣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控制权。反正无论如何,这都是肉食者们的事情。但亡国并不等于亡天下,明,确实亡国了,但天下还在。所以顾炎武并没有因为明亡就失去了依凭,他仍然可以为了延续天下而继续奋斗,比如著书立说,将文化传承下去。

那么,顾炎武心中的“天下”,或者文化传承,究竟又是什么呢?关于这点,我们要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孔孟。

公元前326年,正处战国时期,滕国的国君滕文公问计孟子,自言滕国是个小国,如何在列强环伺之下保护自己。孟子告诉他:“当年周的先祖古公曾在一个叫做邠的地方立国,后来狄人来攻打他。古公就召集大家说:狄人所要的无非是土地。我不忍心为了这块土地让大家去送死。所以,我选择离开这里。于是,古公就翻山越岭,跑到岐山脚下重新建国。邠人都认为古公是个仁人,因此扶老携幼,一起跟随他。[2]”关于周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周武王伐纣,取商而代之。孟子对此的评论是:“只要为善,那么后世子孙就一定会有王者。君子开创伟业,必须有可以继续的传统。而有了传统,就算暂时失去土地也不要紧,因为后世子孙一定会拥有天下的。[3]

古公的时候,周是否亡过国呢?显然是的。因为连领土都没了,自然就是亡国了。但古公有没有失去天下呢?没有。事实上,他因为“仁”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并为后世子孙打下了基础,从而到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再次取回了原本的领地,建立了周朝。

那么孔子心目中的“国”与“天下”又是什么呢?

孔子在赞颂周的功绩时曾说,周的了不起在于能够恢复那些灭亡的国家及其后裔的地位(就是周武王分封黄帝、尧、舜、夏、商的后人),提拔那些隐逸的人才,让天下百姓心悦诚服[4]。从这里看,孔子口中的国显然是指政权及其统治者。更明显的证据在于当他的弟子原宪问什么叫做“耻”,孔子回答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有方,那你可以当官发财;但如果国家昏庸无道,你还在里面当官发财的话,就是可耻了。[5]”显而易见,孔子口中的国家指的是政权。

而孔子口中的“天下”大多数指的是普天之下的意思,即地理意义上的全部土地。他更多是用“文”来表示文化传承。比如他说:“周朝继承了夏和商,它的文化制度是多么丰富精彩啊!我愿意继承发展周代。[6]”孔子在卫国时曾被匡人围困,当时形势非常紧急,但庄子说孔子不但不慌张,而且还跟弟子们唱歌奏乐[7]。为什么呢?孔子说:“周文王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周代的文化制度已经不在了吗?(不,它们流传到了我身上)上天如果真要毁灭这一切,那么我也就不会知道这些;而如果上天并不想毁掉这些,那区区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8]”而周的文化制度的核心,在孔子看来,无非一个字:“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始终存在着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一个是政权意义上的国,另一个则是文化意义上的道德传统。所谓亡国指的是一个政权被打败,失去了对其领土的统治权。但这点并不大要紧,反正政权的交替是整个中国历史常见的现象,只要道德传统不变就行。而对儒家来说,这个道德传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体系。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失去土地之后,真的还能够继续保持其文化传统吗?当然可以。比如元代与清代,汉族人都失去了国土,但没失去其文化传统。对于这点,犹太民族也是个极好的例子。他们曾经在3000多年前建立过犹太王国,然而大概在2600多年前,发生了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犹太亡国,之后这个民族就一直颠沛流离,被其他民族迫害甚至奴役。但是他们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以犹太教为核心),因此二战之后,他们才能够再次建国。

所以,就文化传统这一贯穿始终的事物而言,一直到清代,中国始终是中国,无论是其处于哪个朝代,无论是其由哪个家族或民族来统治,但其核心一直未变。

但是,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中国吗?

事实上,无论你承认与否,儒家的道统早已失去,因此,今日中国与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孔子念念不忘的三代(夏商周),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乃至被蒙、满统治的元、清,中国其实一直处在儒家道统的文化之中。但这个道统,实实在在的已经结束:孔子心中的“文”,顾炎武所要保的“天下”,已经亡矣!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眼看数千年来的道统奄奄一息即将彻底灭绝,王国维痛心疾首,只能选择自杀一途[9]

道统虽绝,但物理意义上的中国仍在,尽管只是一个躯壳,但毕竟还是有着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着数十亿的人口,因此,中国还是活着。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仅靠一个躯壳而存续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先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然后是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继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马列主义,再接着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一代代中国人不断用各种新的思想、主义来填充内核,试图重新为中国接续其文化意义上的生命。然而看来看去,最成功的只有一个:民族国家。

可是,民族国家依然是个空洞的事物。所谓的中华民族,只是梁启超结合了西方的民族主义而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概念[10],他首次将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融合为一家,并在半个世纪的反殖民反侵略战争洗礼中逐渐成型,固定为今天每个中国人的集体想象。但之所以称之为“空洞”,就是因为它缺乏自足性。只有处于外敌压迫时,它才能够显现出巨大的凝聚力,迅速将国民紧紧团结起来。而一旦没有外敌压迫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各种腐败崩坏的景象。

所以,对于政权而言,为了将国民凝聚起来,为了利用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它必须不断制造各种或真或假的外敌来激励国民们“自强不息”,从而维系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不至于松散零落。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这一努力还是有效的。例如,它通过历史教科书成功制造了一个曾经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中国形象,从而令国民念念不忘要变富变强,要重新崛起;例如,它通过几十年的经济腾飞成功制造了一个积极进取无所不能的政权形象,从而令国民也相信跟随这一政权一定可以创造任何奇迹。

然而,一个国家,若是只拥有“变得更强大”这一个目标,肯定是无法长久的。就好比一个人,只想着要比别人更强(更帅,更漂亮,更有钱,更成功……),却连自己究竟是谁都不知道,那么注定只能在永无休止的比较中活下去,直到崩坏或者被人遗忘。

将儒家道统作为核心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延续三千多年,无外乎它并不要求自己比别人更强,它有一套核心的价值体系,它能够自给自足。而其最后失败也是因为它过于自洽了,以致于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无法自我修正和变通。今天的中国则是一个迅速膨胀的气球,它没有真正被国民所认可的文化核心,所以只能用“我们会更有钱,我们会更强大”来维系其表面的统一,同时也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控制言论,掩盖不公和打压各种反对力量。这种状态恐怕是无法持续的,那么,等待着未来中国的又将会是什么?我们能否期待重新拥有一个具有清晰文化内核的中国呢?



[1]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

[2] 《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3] 《孟子·梁惠王下》:“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

[4] 《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5] 《论语·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

[6] 《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

[7] 《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

[8]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9]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10]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国家认同感是如何被构建的?

發佈評論

看不過癮?

馬上加入全球最高質量華語創作社區,更多精彩文章與討論等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