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灾难的认知是如何构建行为与后果的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而言，每一次灾难，比如98年的洪水，03年的非典，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今天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都是战争，是一场场人民与灾害的战争，是一场场必须打赢而且最终一定会打赢的战争。

这种对灾难的认知其实是非常新的，其历史恐怕只有区区100年。因为对于生活于帝王统治下的中国人而言，无论旱涝，还是瘟疫，都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战争。准确的说，这是上天降下的责罚。对于这种责罚，一般皇帝会下罪己诏，向上天认罪并祈求原谅。同时也会组织赈灾工作，帮助受灾百姓渡过难关。而普通老百姓除了努力求生之外，也只能求神拜佛，希望灾祸不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站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尽管把灾难和上天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实属无稽之谈，但我们如果反观自身，将灾难视为一种必须战胜的敌人，这种观念不但毫无新颖之处，甚至还带有着强烈的古代神话残余。比如在诸多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某个叫做“巫支祁”的水怪兴风作浪，造成洪水，最后被大禹捉拿，锁在淮阴龟山脚下。其实就是将淮河水灾拟人化后，再借助传说中大禹的力量将其控制住。不过这类将自然灾害拟人化并被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打败的故事，一般都只存在于各种志怪小说之中。而在官方层面，自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成为主流之后，基本上就看不到人类战胜自然这种观念了。

直到西方科学思潮引进中土之后，自然再一次成为人类的对立面，于是人定胜天的观念也就成为当下的主流。不过，在我看来，面对自然灾害时，官方将其宣传为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这种现象恐怕还是在中国大陆最为流行。

其实只要稍稍思考一下，不管哪种自然灾害，显然都不是主动蓄意要对付人类，将其视为敌人，并将从灾难中逃生视为一场人类VS灾害的战争，这种观念本身就是背离真相的，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但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站在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的立场上去思考，那么这一荒谬的观念立即就显得合情合理，甚至是必须为之的了。因为，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往往是脆弱的，会有人死亡，有人受伤，有人遭到财产损失，有人陷入悲伤和绝望，而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伤害，就必须进行动员，最大限度地去汇聚人力和物力。并且在灾害过后，令所有幸存的人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是为了打赢这场仗不得不付出的，总之，将求生视为战争，将幸存视为胜利，这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于是，对于自然灾害的这一套语言诠释系统就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

然而观念并非仅仅只是观念，一切认知都会成为人类行为的依据。古代中国人将灾害视为上天的惩罚，因此就必须祭祀上天，于是形成了一整套祭祀制度以及相关的机构。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的。同时，主张这样一种观念的群体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强化与这观念相关的知识，于是我们看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成为天人感应说的理论基础，后世的人也不断以此为依据继承和发展这一套学说。

同样的，当今天的中国人将抗击疫情视为一场全民战争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将各种与之相关的行动合理化了。比如对一个城市的全面封闭，比如对社区人员出入的严格管理，比如对人身自由的临时性管制，比如对物资的调配甚至征用等等。如果仔细琢磨，你会发现，这一切行为其实对应的是战争这种状态。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心平气和的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也是因为默认了这是一场战争，所以不得不如此。

也许随着疫情的结束，所有这些措施都会随之解除，我们又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但历史告诉我们，观念所促成的行为并不会那么容易解除。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战争，那么取胜之后，统帅的权力是否因此会得到增强？鼓吹战果和英雄的宣传是否会铺天盖地？如果我们将严格的人员管制视为取胜的关键，那么战疫之后，大数据个人监控和网格化社区管理是否会进一步被视为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而推广？如果我们将中共视为战胜新冠肺炎的必不可少的领导力量，那么是否意味着少数派反对派的声音将进一步受到抑制和迫害呢？……

反过来，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将其视为战争呢？

从自然事实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新型病毒感染人体而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病事件。因此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这种传染病是如何感染人类的？传播途径是什么？它是如何对人体产生伤害的？它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它的适应环境？它的治疗方式等等。

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其实既无须某个统帅或政党，也不需传说和监控。它所需要的仅仅是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

所以，如果我们不将这场疫情视为战争，而仅仅是一次新型传染病（就像人类曾经面对过的无数传染病一样），那么我们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在这次疫情中，这样的运作是否有效？它还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可以如何改善？……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与战争观念完全相反的一套行为系统。

首先是透明的信息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反思和检讨。例如这次疫情从出现到逐渐扩大过程中，疾控中心，卫健委，国务院乃至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各种公文和会议记录，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才有可能去检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其次是自由的表达/沟通平台，这样所有问题才能够得到透彻的分析与讨论。显然这点也很难，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那么多微信微博甚至豆瓣的账号被禁被封，还有像陈秋实这样的公民记者被强制隔离，不许发声。

最后是民主的决策过程，这样通过多方分析、讨论后的结果才有可能被重视，并上升为新的公共卫生系统中的制度性结构，从而优化我们的防疫反应，使得下次传染病来袭时可以将伤害控制到最小。

当然，这种认知以及行为系统在当下中国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绝大多数人已经从认知上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一场战争了，于是，跟着中共打赢这场战争就是唯一的答案，而这个答案也必然意味着在疫情过后进一步的失去自由。毕竟，作为跟随统帅的士兵，我们本来就不应该祈求其他额外的事物——除了一次次胜利所带来的荣耀，以及为了成就这些荣耀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

归根结底，你如何去认知这个世界，你就会从世界中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