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酗酒問題

1930年代蘇聯國內酒精消費水平低於帝制時期，總體來說社會還比較“清醒”。偉大衛國戰爭的爆發中斷了這一趨勢，史達林要求伏特加作為前線部隊必需品每日供應，各類檔案也記載了後方官僚和憲兵警察胡吃海喝的問題。

《羅斯之樂·二十世紀》這本書運用經濟統計分析方法，為讀者提供了關於俄帝國和蘇聯酗酒問題的許多材料。該書作者認為，1939~1945年是蘇聯釀酒業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如前所述，1930年代酒精生產、消費量皆低於帝制時期。1936年國民人均消費伏特加（白酒）3.6升，1913年為8.1升；1935年蘇聯伏特加總產量3.2億升，1913年總產量4.32億升。而且史達林1936年研究決定提高葡萄酒釀造量、逐漸削減伏特加產量，計劃到1941年葡萄酒產量將比1913年提高四倍，而伏特加產量減少1.5倍。其結果：1940年蘇聯加工了30萬噸葡萄，產出1.35億升葡萄酒，提前完成計劃。

在1939~1940年蘇芬戰爭中，情況起了變化。後來鼎鼎有名的所謂“人民委員100克”其實就出現於這段時期而非偉大衛國戰爭（其時已成為普遍做法了）。缺乏訓練、士氣低下的軍隊不僅被政工幹部和督戰隊（從1942年）驅使前進，而且被烈酒燒壞了腦筋。

1939年12月，蘇聯當局決定“由於卡累利阿和極圈內地區的低溫造成部分紅軍戰士凍傷”，從1940年1月1日起為前線指戰員額外配發每天100克伏特加、50克脂肪，坦克兵配發雙倍量，飛行員用白蘭地代替伏特加。

這樣就很容易計算出，整個作戰期間士兵額定飲用36.5升伏特加（73瓶）。

1941年7月阿納斯塔斯·麥可揚(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Микоян)請求史達林恢復向前線部隊供酒。決定自1941年9月1日開始為紅軍指戰員每人每日配發100克伏特加，逢節慶日配發200克。這些節慶日除傳統“紅色節日”（5·1、11·7）之外，還包括全蘇體育節（7·19）、全蘇航空節（8·16）、隷屬部隊組建紀念日等。麥可揚甚至想把國際青年節（9·6）也加進名單，被史達林否決。

後方部隊、前線工程部隊和傷員（經醫生許可）每人每天50克伏特加。即使嚴格執行此項“低標準”，一年下來也要飲用18升之多。

1943年4月底又決定停止向部隊每日配發伏特加，改為特許供應。庫斯克會戰結束後，部分內務人民委員部作戰部隊和鐵道兵開始享受每天100克伏特加。

1942年紅軍每月消耗45個鐵路槽罐車的伏特加。舉前線部隊為例，1942年11月25日~12月31日卡累利阿前線共消耗36.4萬升伏特加、史達林格勒前線40.7萬升伏特加、外高加索前線（當地供應葡萄酒）120萬升。

飲酒的部隊事實上變得更勇猛。《羅斯之樂》記載了1943年除夕發生在懲戒部隊的一件事：戰士們鑽進掩體喝酒，感覺意猶未盡。其中某個大膽的傢伙匍匐爬近德軍壕溝，打入一根拴繩木棍。之後戰友把一塊寫著“我給你們氈靴，你們給我燒酒”的牌牌繫在繩端，拽至德軍壕溝。德國人果然拿酒來換，很快全連的鞋都不見了。

第二天軍官下連隊賀新年，卻見一群跣足醉漢躺臥掩體地上。軍官叫醒全連，命令次日天亮前尋回氈靴。戰士們別無選擇，趁夜色高呼“烏拉”衝入德軍壕溝，只肉搏不開槍，憑著刺刀、拳頭佔領敵方陣地，隨後帶著氈靴和幾箱酒返回。

部隊普遍飲酒同樣給政府製造了新麻煩——無政府混亂和反蘇行為。每個月都會湧現數十甚至數百名不服管束的士兵。1944年7月27日內務人民委員部首長貝利亞提交史達林、莫洛托夫、謝爾巴科夫（中央委員會）和安東諾夫（總參謀部）的公函描述了一起（典型）案例：

“敖德薩茲納緬卡火車站。15名喝醉的紅海軍戰士在集市鬥毆，其中一人——名叫舍洛赫沃斯特——被警察逮捕關押。一段時間後，一群紅海軍戰士闖入警察局，毆打民警並繳械，釋放了13名在押人員，包括根據第58條逮捕的15歲犯人普羅霍洛夫。”（譯註：蘇聯刑法第58條即“反革命罪”）

類似情況全國各地屢見不鮮。以下是貝利亞的部分報告：

“1944年7月7日西南鐵路局達爾尼察站，42759號軍列。從列車下來的一群醉酒軍官襲擊了正押送投機倒賣小販的民警，解散在押人員。一段時間後，醉酒軍官團夥再次痛打一名站崗警察並繳械，闖入警局，毆打繳械，甚至企圖向局長米古諾夫頭部開槍。列車長科列斯尼琴科中校趕赴現場調解無果。在內務部隊的支援下，鬧事者被全部消滅。”

“6月29日南頓涅茨克鐵路局斯拉維揚斯克站。民警押送投機倒賣小販過程中，突遭13名醉酒紅海軍戰士持槍威脅、毆打，並將查沒物品歸還給小販。其中一名紅海軍戰士——梅利尼克——用手槍射擊重傷一名民警頭部，又擊傷另一名內務部隊中士。該梅利尼克暴力拒捕，當場擊斃。其餘紅海軍戰士被拘留。”

（兒按：這兩個案例中，“鬧事者”或許是出於對所謂“投機小販”艱難討生活的同情而動手，未必單純酒後尋釁。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徑直揍警察卻不打平民）

“6月29日南頓涅茨克鐵路局‘紅軍’站。一列載有200名投機倒賣小販和紅海軍戰士的列車進站，停穩後即被特遣隊工作人員包圍。投機小販和紅海軍戰士悍然反抗，毆打兩名工作人員。內務部隊戰士被迫使用武器，導致小販3人死亡、1人受傷。暴行煽動者紅海軍戰士柯西諾夫、科爾舒諾夫等人被捕。事後查明，紅海軍戰士在途中敲詐勒索，從小販處獲取食品和自釀酒，並承諾保護他們免遭警察抓獲。”

與前線相反，戰時後方酒類匱乏。烈酒只發給政治積極分子，比如“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每月可領到：幾米粗布、一塊洗衣皂、一千克鹽、一升煤油、兩瓶伏特加。

當然，即使在戰事艱難的饑餓歲月，藏身後方的官僚們也不會虧待自己。例如34歲的武器人民委員德米特裡·烏斯季諾夫有資格享用烈酒美食，所以：“1942年6月6日向人民委員的別墅交付3瓶伏特加、8瓶精選紅酒及香檳酒、1箱啤酒、黑魚子、香腸、鱘魚、甜瓜干、檸檬和成套巧克力”。

1942年9月，車里雅賓斯克女居民羅戈夫斯卡婭致信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羅扎利婭·捷姆利亞奇卡，信中稱：

“我在市中央食堂工作兩個月期間，親眼目睹了建設人民委員部、聯共（布）州委、州執委舉辦的各種宴會。如今每一克糧食都貴如黃金，車里雅賓斯克市的領導們身處大後方，不願共同承受戰爭之苦。前線血流漂杵，而我們這裡，流的卻是伏特加。”

於是黨中央派員調查車里雅賓斯克干(zhū)部(tóu)隊伍究竟胡吃海塞了多少好東西。結果發現，在1942年6月1日~10月7日舉辦的四次宴會中，共吃：680千克麵包、616千克肉、122千克乾酪、102千克酸奶油、84千克奶油、77千克紅魚子，喝：535升伏特加、133升紅酒，外加甜食：135千克大蛋糕、108千克冰淇淋、1514個小點心。

讀者朋友，你認為該怎樣懲罰車里雅賓斯克的蝗蟲們？宴會組織者、車里雅賓斯克市執委會代理主席В.Д.巴甫洛夫因“喪失黨員警惕性”被宣佈嚴重警告處分，罰款3000盧布（估計這廝今後不會在人前暴飲暴食了）。其他同僚？沒事兒！

隨著戰事順利，勝利臨近，當局開始向後方慷慨供酒，但基本限於幹部和專家隊伍的中高級成員。按照人民委員部統計，1945年1、2月份的伏特加配發情況如下：交通運輸部門2.5萬升、航空部門1.3萬升、煤炭部門1.8萬升、有色金屬部門1.4萬升……

1942~1944年蘇聯新建26(!)座釀酒廠，超過1920~1930年代的新建總數。捲煙廠同樣發展迅速，1945年比1940年增加了22%（與之相比，糖廠減少79%、麵粉廠減少49%、肥皂廠減少67%）（譯註：毀於戰火）。

在零售商品結構中，1940年“伏特加”一項僅占11.8%，1943年已占25.1%，1945年占35.1%。

研究者總結道：“伏特加對戰時和戰後社會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影響。我們可以舉出一系列負面後果，最重要的是大批原本不飲酒者開始貪杯，包括幾百萬女性和青少年。1920~1930年代上層人士中的清教徒主義被新生貴族的官階特權體系所取代……”

另外，偉大衛國戰爭後伏特加的絶對價格（相比平均工資）大幅上漲，當局開始從嗜酒者口袋裏搾取錢財。有研究者指出，1939年平均工資331盧布，一瓶伏特加賣6盧布15戈比；1947年平均工資500~1000盧布，一瓶伏特加賣60盧布。也就是說，1939年的收入能買50瓶伏特加，而1947年即便最高水平（1000盧布）也僅能買16、17瓶而已。

醉酒狂熱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成為常態，即使戰後也未徹底清醒。今天的俄羅斯仍在承受其後果。

本文最初發表於我的個人博客，有修改。更多內容請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