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街道：缅甸的政变、危机和资本

2月1日，缅甸军方扣押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并接管了政权，似乎中止了这个国家近年来走向民主的趋势。2月20日期刊《幽灵》（Spectre）的编辑Zachary Levenson采访了Geoffrey Aung，Aung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围绕缅甸经济区和贸易走廊的基础设施的政治。缅甸政变发生不到一周Aung就曾撰文讨论（发表于网站Chuang），在此基础上他在访谈中分析了这次政变可能的影响、反抗者的阶级构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缅甸资本主义转型的更长轨迹中理解最近的变化。

翻译：Sandy Shen

Zachary Levenson：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2月1号政变后发生了什么？

Geoffrey Aung：新的军政府正面临大量抗议。从缅甸的大城市到小城镇，我们都看到大规模的工人停工、街头示威、城市封锁和一般性的动乱。医疗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作者是首批罢工反对政变的。仰光工业区女性领导的工会在扩大市中心的示威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仰光和其他城市，社区将自身封闭以反对警察和军事活动。缅甸各地都有农民抗议。在北部当士兵试图夺取一个发电厂时，他们用实弹驱散那些聚集起来占领发电厂的抗议者。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一个抗议者死于枪伤。另外两个曼德勒的抗议者死于士兵对罢工的船厂工人的袭击。

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态度挑衅的示威者。缅甸军方多久后会真正开始暴力镇压？军方已经通过一系列切断网络的操作控制了信息环境；夜间突袭逮捕抗议者的行为已经给全国带来了恐怖的气氛；政变后大约有500人一直在拘留中；据报导政府正在建立缅甸自己的“伟大的防火墙”。尽管许多警察加入了反对政变的抗议，军方的人员显然并没有。相反，他们在仰光和其他地方的关键抗议地点采取了防守的行为。对前线的组织者和行动者而言，最紧迫的需求是守住街道：维持大规模的抗争，同时反抗军方的恐吓和网络安全的策略。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任务，但反对政变的抵抗活动仍在整个缅甸蔓延。

Zachary Levenson：尽管政变总是让人震惊，它们通常不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你能否谈谈2011年缅甸军方放弃了一些权力以及2015年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赢了选举后，缅甸的民主有多稳定？2月的事件多大程度上是意料之外的？

Geoffrey Aung：平民政府和军方之间的不和——二者的关系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特别友好的——自从军方开始质疑去年11月的选举结果后增加了。这种情形在1月下旬军方发言人拒绝排除政变的可能性时恶化了。但是之后将军们似乎改变了意见——在政变几天前，他们称会依法行动并维护宪法。因此这次政变在这个背景下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灾难已经被避免了。

但是追问过去十年缅甸的权力平衡是否真的稳定是对的。很明显它不是非常稳定。在我看来，将军们愿意与不同的阶级——以全国民主联盟为代表——分享政治权力，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自从1990年代以来，军方巩固了其在缅甸新兴的市场经济中的位置，特别是在资源开采、重工业和农工业，而军方的附属公司和分支机构（所谓的“裙带资本家”）极大地获益于国家资产的私有化。到2011年，将军们再也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正式政治位置来在缅甸更广泛地运用权力。第二，军方认为一个形式上的平民政府会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特别是西方资本，因为西方的制裁很大程度上会被解除（事实也是如此）。这会为发财致富带来更多的机会（的确如此）。第三，军方相信他们通过选举的方式——借由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甚至合法化他们的位置。这是军方与由更为自由主义的阶级构成的全国民主联盟的脆弱、但一度是互惠的联盟的基本背景。

将军们尤其错估了第三点。在2015年的全国大选中，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胜出，看起来民主选举成了进一步边缘化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亦即军方）的机制，而不是将其自身合法化的机会。之后2020年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得了更加令人信服的胜利。此外，缅甸的经济在2011年后运行良好直到2017年左右，此时这个国家因为罗兴亚人种族清洗事件名誉极大受损，至少在一些人看来是如此。无论如何，经济前景变得黯淡。经济增长率下降，西方企业撤走，游客开始离开，燃料价格增加，同时当地货币贬值，大的发展计划停滞不前。而且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政府未能在与民族武装组织（EAOs）就和平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我不认为有可能——至少现在尚不可能——把上述的某一个因素作为导致军方摧毁缅甸2011年后的政治体制的原因。但很明显从结构上来说，一个本就脆弱的体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无论军方和全国民主联盟高层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一点在我看来是被过度分析的）都是如此。简言之，2011年后的结盟是历史性的。一旦支持这种结盟的条件不存在，它就会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2020年选举后的平民政府-军方关系的戏剧性破灭只是一个更大的结构性瓦解过程的最终结果。

Zachary Levenson：你怎么描述对政变的反抗？它倾向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以及你可以说说它的阶级、宗教和种族构成吗？

Geoffrey Aung：对政变的反抗开始于公共部门工人的停工斗争，迅速发展为在主要街道的示威活动，并且已经展现出在空间（遍布全国）和人员构成上范围极广的特征。反抗最清晰可见的形式无疑是在仰光、曼德勒、内比都及其他城镇的反对军方的街头公开示威游行。这些抗议主要采取大规模封锁城市中心的形式。比如，成千上万的人持续聚集在仰光的赫兰中心和司雷宝塔周围，而在其他地方的街头示威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占领道路交叉口的行为，比如在南部的土瓦。尽管仰光大金塔在过去是抗议的主要地点，如今占领更中心的城市空间似乎成为了核心策略。

我们还看到了在封锁道路和破坏贸易的策略上的明显变化——不再仅仅通过大规模的占领，而且还通过停下有故障的车来堵塞关键的道路交叉口、小规模的抗议者封闭高速公路、把倒下的树干横放在铁轨上以及在与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边境贸易点封锁道路。在我看来，对后勤方面的弱点（logistical vulnerability）的利用是当前抗议更有成效的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它为那些在或不在街头的人们留下了否定的空间——他们可以说哦，我并不反对政权，我只是因为道路封锁而不能去工作。随着对政变的公开反抗持续，经济和政治因素融合在一起。

同时也存在流动性的抗议——至少在仰光——它们针对联合国官员、大使和一些公共部门的雇员。这些抗议更小规模且更有移动性，让我们想起在香港和泰国的抗议中看到的“快闪”和“像水一样”的模式，不过受到更多关注的还是大规模的聚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多样化的抗议模式，一些更加直接，一些不那么直接；一些求助于某个神秘的国际社群（见下文），一些坦率地挑战军方。

在抗议者的构成方面有很多可以说的。简单来讲，现在看来这次反抗比2007年（袈裟革命）或1988年的抗议（理论上说是学生发起的，事实上并不像官方记录暗示的那样被学生主导）更少与单一类别的主体相连。这一次公共部门的工人最早开始行动，制衣工人在发起最早的大规模抗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少数民族群体在仰光和其他地区（缅甸的主要低地城市之外）都可见。LGBTQ群体在抗议中同样很活跃。农民领导的自觉的抗议也出现了。尽管僧侣也很积极，他们并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

现在有大量讨论是关于缅甸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起到的积极作用的，这些年轻人不只是带来了许多诙谐的、源自表情包的抗议符号和标语。可以说这次抗议是缅甸首次归功于伴随和在互联网上（首先是Facebook）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抗议，因为大范围的使用互联网在2011年后才真的实现。但是，人们对网络化的、线上导向的抗议行为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担心工人——从医护工人到更广泛的公共部门的工人，当然还有制衣工人——的关键作用会被遮蔽。

不管怎样，把这次反抗定位在单一类别的政治主体（无论是否基于工人阶级）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可以看到超越差异发动政治斗争的努力，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一个形式上的整体而是来自许多分散个体的连接。此时，平常不怎么互相分享的人们——扮装皇后和制衣工人，表情包设计者和高地农民——发现他们突然被连接在一起，共同合作推翻政权。这让人想到分离中的团结、没有革命者的革命等描述。

Zachary Levenson：你怎么看待全国民主联盟的支持基础？除了个体选民，它是否还有机构性的支持？我想到的是寺庙，但也有潜在的组织劳工、社区组织等等。

Geoffrey Aung：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无疑是极受欢迎的，但做出一些区分是重要的。第一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全国民主联盟在少数族裔的地区不如在缅甸低地的中心地区（这里主要是缅族人）受欢迎。不过它在少数族裔的地区的选情还是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好。第二，全国民主联盟在2015年后孤立了大量之前的公民社会团体。该党认为这些团体在根本上侵占了它如今声称占有的政治空间。与此相关的，全国民主联盟还和许多1988一代的学生领袖维持着顶多可以称作紧张的关系。第三，全国民主联盟没有显示出其在处理土地政治、劳工斗争或民族和平问题上的特别能力。因此该党不能获得过多的来自工人、农民、公民社会团体和少数族裔的机构性支持。事实上，这是一个有相对少——在外部的体制基础的意义上——的党建的党。除了昂山素季的形象（一种极度的个人崇拜）以外，除了直接围绕着她的老年统治，即形成该党的高层的“叔叔”之外就没什么了。但该党未必需要更多，从选举方面来讲昂山素季的形象就足够了。有她在高层，该党在选举中就能在城乡都获得超越阶级差异的支持。尽管有时在我看来，该党在竭尽全力疏离这个国家的很大部分的群体——工人、农民、少数族裔，它仍然在草根层面上极受欢迎。

Zachary Levenson：缅甸军方呢？军方有支持基础吗？

Geoffrey Aung：军方在1990年代试图仿照印度尼西亚的Golkar党建立群众基础，该党在苏哈托的专制结束后仍存在。这就是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USDA），后来它变成了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来在选举中竞争。USDA能声称至少在形式上拥有大量的会员，在2000年左右三分之一左右的成人都是其会员（对许多人而言入会是必须的，包括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人）。USDA在新兴的私有部门很活跃，它依赖国家的明确支持，并且自身参与了地方上的庇护政治（patronage politics），同时进行大范围的商业发展——既有国家又有地方的，涉及宝石业、汽车和铁道交通业、进口业务、水产业、种植业、精米加工企业和房地产业。但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选举中极大地挫败，完全被全国民主联盟超越。

在我自己在缅甸南部的调查中，我看到了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赞助网络延伸到了中小型企业，一些更为成功的当地商人选择继续支持它。那些参与重工业、资源开采业和农工业的企业也倾向于支持它。此外军方自身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机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支持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但这些加起来不足以使得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选举。

Zachary Levenson：缅甸有很长的政变和军事统治的历史。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连续的军人统治的叙事，它以1988年的民众抗议为突出特征，全国民主联盟由此形成。但我想历史是更为复杂的。比如，缅甸有漫长的左派传统，其中包括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他是个反殖民英雄，在建立缅甸共产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被刺杀后，吴努领导下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AFPFL）成了缅甸后殖民阶段早期的主要统治党。之后数十年奈温领导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SPP）实行“缅甸式社会主义”。只有到了1988年才出现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向军政府掌权的转向，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LORC）接管全国。所以我们是否应该把缅甸理解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长期专制的国家？你怎么描述这段历史？

Geoffrey Aung：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一句格言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永远要历史化。在2011年后的早期阶段，某些机构和公共知识分子轻率地贬低之前的50年，把它描述为一个停滞的极权社会主义阶段。这种姿势是高度政治化的。它旨在正当化并加强大规模的自由化议程、对掠夺性的金融机构的拥抱以及对全球资本的消极适应。这是一种操纵行为，就好像有了这样一个单维的过去，未来就不可能有除了掠夺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可能。因此重新思考缅甸的政治未来，部分依赖于重新处理这种对过去的理解。

毋庸置疑，缅甸的过去不是单维的。从独立建国到1962年，吴努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其他新取得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它是明确反共的，在与缅甸共产党（CPB）的斗争中努力赢得市民的支持。为了彻底推翻缅甸的殖民政治经济体，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试图对其经济进行缅甸化、国有化和工业化（三大核心支柱），拒绝任何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与印度、中国贸易商的主导。在1962年的军事政变后，革命委员会以及之后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试图进一步贯彻三大支柱的经济措施。将军们试图巩固一个发展中的政权——它仍是极其反对共产党的，最初与西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同时避免被卷入摧毁了其许多邻国（从越南到印度尼西亚）的冷战政治。直到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工业化模式——这是当时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施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极端化版本——的失败再也不能被忽视了。1988年的民主运动使得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下台，之后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掌权，重组的军事政府开始了国家高度介入的市场自由化，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逐步瓦解社会主义。

即便在这段极短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常常被看作是静态的极权主义历史的一部分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实际上是关键的经济转型的时期——它们为2011年后的改革做好了准备。这一转型也是对以1988年反抗（它不仅是学生抗议）为形式的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回应。同样，在1962到1988年这段时间的早期和晚期也有重要差异：缅甸曾参与的不结盟运动瓦解；缅甸共产党叛乱结束；外国货币日渐短缺，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未来缅甸社会主义发展体制的关键——最终不能够进口它们需要的原材料和机器。

严格来说，缅甸是后社会主义的。我也会有意这么讲。这是因为，与许多对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执政时期的分析相反，我不认为那些将军只是“在名义上”追求社会主义。我也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准确地描述这一时期，如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自身的主要意识形态家最终（令人悲哀地）提出的。相反，缅甸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地方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相似：它是一个未遂的有计划的转型，未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且维持了不能容忍的剥削和压迫。

对于我们这些关注社会主义留下的政治的人而言，不需要坚持一个更好的、更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缅甸历史上经历的就是社会主义。它因为同样导致了许多其他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历史条件失败了。这些历史条件值得研究。我在最近对后殖民的缅甸的经济史的研究中正在做这一点。但是我们还需要更激进的政治视角，为此我们可能需要一切向前看，同时与单维的历史观告别。

Zachary Levenson：缅甸的左派传统里有值得打捞的部分吗？或许来自反法西斯主义阶段和昂山的斗争？还是说它最好被抛弃？

Geoffrey Aung：我不确定我是否会用“打捞”（salvage）这个词。无疑，认为我们可以从过去挖掘出一个当下现成可用的革命计划是错误的。对我而言，对左翼历史的浪漫主义诉求没太大用处。但是，追溯缅甸历史中的左派系谱、密切追踪不同历史接合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是有意义的，即便只是为了理解今天什么不再可能（以及什么仍是可能的）。因此，我拒绝这种流行观念——在缅甸，我们尝试过左派思想，它就是不能奏效。不。在一段时间内，一种过于限制性的社会主义在缅甸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在瓦解时已经变得过于极权主义。然而拒绝在缅甸推行更广义的左派思想——这种立场在缅甸政治思想的右翼历史学中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既是政治上不诚实的也是智识上懒惰的。

事实上，在1962年政变之前的几十年间，在殖民晚期和后殖民的早期阶段，更加独立、有创造性的左派思想曾经兴盛。我们可以想到Thakin Po Hla Gyi（又称Ogre），他领导了石油工人的罢工，为缅甸的左派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这次罢工把城市学生民族主义者和农村工人为土地、劳动和资源的斗争联系起来。他著名的小册子《罢工战争》，呼吁人们超越族裔区分投身到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中。我们还可以想到作家Banmaw Tin Aung，他有关独立后的缅甸的小说，促进了一种基于无产阶级自发组织的斗争的自下而上的庶民政治。像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共产主义运动一样，缅甸共产党也曾追求过这样一种革命斗争，它不是基于发达工业无产阶级的，而是基于无产阶级——无资产的阶级——一个农业国家中的工人和农民（主要是后者）。挖掘这些历史，就是去发现反对国家的、基于无产阶级自身组织的战斗性左派思想。无疑，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专制国家主义之外，有太多需要重新考虑甚至是重新论述的（但要小心，不要把它作为一项浪漫主义的打捞计划）。

Zachary Levenson：这次政变发生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刻，此时昂山素季已经从她以前西方最新的曼德拉似的人物的地位跌落。她现在被看作是罗兴亚人种族清洗的辩护者。你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否会有更强烈的对政变的国际谴责以及对昂山素季的一致支持？你觉得这是否是我们没有看到更多西方帝国主义的干预的原因吗？

Geoffrey Aung：毫无疑问昂山素季在西方强权看来已经形象破灭。这是让人恼火的——不是因为她值得更好的对待，而是因为这显示出西方强权的虚伪——它们在穆斯林世界进行了数十年的战争现在被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发动。这不是对昂山素季的辩护，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一项历史性的计划，那么对原住民的屠杀、种植园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掠夺都是内在于这项计划的，并且如黑人和原住民学者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今天仍然内在于自由主义中。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问题不是昂山素季不是个自由主义者，问题是她是。

我不确定昂山素季的地位跌落是否能够解释西方对政变的反应。原谅我太年轻而不记得西方强权在1988年如何回应缅甸的政变。但我不知道今天西方——以及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除了空洞的言词和像制裁这样简单的姿势以外还能提供什么，无论昂山素季的地位如何。即我实际上不确定西方的谴责是否减弱了，如果“减弱”意味着本可以或应该要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我不知道西方除了联合干预（比如军事干预）之外还能干什么，而西方对干预像缅甸这样战略价值有限的地方没有兴趣。此外，有大量对可能的由中间方——外国政府或联合国——安排的谈判的讨论，这些谈判旨在恢复昂山素季政府的权力。所以我不认为昂山素季如今的地位必然阻碍了要求恢复她的权力的努力。

Zachary Levenson：如果我们想要讲述缅甸资本主义转型的故事，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无疑2011年的转变在少数民族精英被整合进统治联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联盟现在瓦解了吗？我们是否可能见到或正在见到资本逃离？现在的缅甸对国内和国际资本而言意味着什么？

Geoffrey Aung：我们尚未看到大规模的资本逃离，现在看到的主要是一些与军方支持的公司脱离的行为。比如，日本麒麟（Kirin）啤酒公司已经终止了与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MEH）的合资经营关系，后者是1990年代成立的两家军方控股企业之一。但是由于军方已经放弃了与缅甸统治阶级中更为自由主义的那部分人的联盟，缅甸和西方资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都要脆弱。推测至少有一些公司会离开以及一些投资者会放弃投资是合理的。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从1990年代早期以来缅甸资本主义转型的近三十年间，缅甸外国资本的最大来源一直是东亚和东南亚，而不是欧洲、美国甚至日本（除了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这个例外）。中国、泰国和新加坡在缅甸的资本投资是最多的，从中小型企业到大型企业，从缅甸的低地到边陲的边境资本主义。如果因为政变而看到亚洲资本的大量逃离，那会是让人惊讶的，因此资本积累的核心条件很大程度上仍会保持不变。同样，因为边境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被邻国的亚洲资本所驱动，少数民族精英被整合进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似乎仍会持续，即便现在边境地区的民众对政变的反对不断增加。

此外，缅甸的资本主义转型继续削弱这个国家广阔农村地区的半自给的农业，而且不仅是通过对土地的大范围剥夺。在城市中心，低工资、非正式、不稳定的工作继续增加。缅甸大量的农村和城市的贫穷工人继续在周边国家（如泰国）寻找就业机会，成为被过度剥削的流动工人。在没有大规模的亚洲资本逃离的情形下，没有理由预测这些资本积累的条件会改变。缅甸的农村工人阶级——目前占最大比重的阶级——正日渐面临他们的土地被需要、他们的劳动却不被需要的情形。显而易见，缅甸资本主义转型的故事是这些新出现的剩余人口的故事。这是个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很多地方工业就业机会减少相关联的故事。

Zachary Levenson：在不久的将来，另一次民主化的前景可能在哪儿？考虑到昂山素季或许无法东山再起了，全国民主联盟是否可能起到这一作用？或者我们是否正看到新兴力量的出现？

Geoffrey Aung：在我看来，说昂山素季无法东山再起了为时尚早。全国民主联盟仍拥有广大平民的支持。但对政变的反抗已经超越了简单恢复全国民主联盟的权力这样的主张（即便不幸的是一些人相信大众斗争的目标应该是恢复昂山素季的权力）。无疑，新的力量正在全国发展出来，说这是一场捍卫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的运动是不够的。但是预测总是困难的。

一些人认为反抗斗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它不仅会终结这个军事政权，而且会终结缅甸未来军事政变的可能。我觉得很难这么乐观。另一些人认为军方最终一定会赢，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杀戮而是通过更为耐心的策略——等待抗议者消失，在夜间突袭中杀死领头的行动家，继续夜间的网络封锁来掩护那些袭击，以及更好地在城市中心部署军队。无疑这是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两种预测是相反的，它们都潜在地接受了这个我唯一要坚持的事实：未来的权力制衡最取决于大众在街头对新政权的抗议，无论他们是通过占领城市、利用后勤方面的弱点还是其他我们尚未见到的策略。我们是否可以持续这种反抗？我们如何可以让朋友和同志留在街头？我们如何保持这种力量，并追求一种不同的政治未来？每一天，这个国家都有人涌向街头、环顾四周并向彼此询问这些问题。未来取决于他们的答案。

我们终会见证。我们会一起见证。

译文有删节，原文见https://spectrejournal.com/keep-the-streets-coup-crisis-and-capitalism-in-myanmar/?fbclid=IwAR2y1XRcImPrR-VLeTrQIlb0Uyx33jFYkG4T48Ep0sKSE4w-2Hk36XqJk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