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恆輝談《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他那時代的痛點，也是我們時代的痛點

後疫情時期，劇場醞釀回歸，由舊作重溫開始。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恆輝也拿出兩部自導的戲劇，放到網上直播，其中一部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反納粹名作《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

全劇二十四個獨立片段式短劇，串連呈現第三帝國畸形的極右政權統治下，四周人心轉向、恐因言獲罪的民生悲涼。

網絡直播時間確定於6月30日晚8時整，僅僅三個小時後，《港區國安法》刊憲公布，正式實施。那是這座城市惴惴不安的一日，人們清晰感知到密密麻麻的法律條文背後，看不見的紅線越收越緊，一面憤怒，一面又不免悲哀地再由僅剩縫隙中窺探出路。

劇場內外的歷史時空驟然間重合了，至少這一刻人們對失去自由的恐懼和焦慮是相通的。

「超能力」

近來陳恆輝在重溫日本動畫電影《阿基拉》（AKIRA）的漫畫版。這部1988年問世的作品今年初引起廣泛迴響，是為劇情極為巧合地說中2020年奧運會在東京舉辦，且於開始前147天中止。

劇情中一幕畫面是建設中的東京奧運工地看板：「距離東京奧運開始還有147天」，但字樣下方同時也有塗鴉寫著：「中止啦中止！」、「粉碎」，表達社會截然不同的聲音。

2019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令預言成真，東京奧運會延期至2021年。

「很有趣的是，作者大友克洋不可能懂得時空穿梭，不會提前知曉2019年將發生什麼，但你能看到，想像力竟然可以去到這麼遠。」

這種想像力從何而來？陳恆輝相信是由生活而來，「他只是按照在自己所處時代發生的事思考，用人性加以推展。就佛家思想而言，人性無外乎貪、憎、癡，貪念、怨恨和愛所衍生出來的東西，不斷流轉，所以你會看到世界上人們面對的問題，來來去去都是這些。大家都在思考同一樣東西，他那個時代的問題，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正面對的問題，他那個時代的痛點，也是我們的痛點。」

相通的困局與共情，成為另一種意義上時空穿梭的「超能力」，讓毫不相干的兩個國度裡的兩代人，突然間「行埋一齊」。

再回過頭來看布萊希特的《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第八場「物理學家」是陳恆輝最愛。這一齣故事發生於1935年的哥丁根，兩位物理學家秘密地讀出愛因斯坦給他們的信，信中的方程式令他們得意忘形，不自覺地說出這位猶太天才科學家的名字，驚恐地四處張望有無人偷聽。

「在這場戲中，你會看到恐懼這樣東西，透過恐懼表現出來的還有焦慮，對於沒有自由的焦慮。人類永遠都在害怕失去自由，人生出來時好free，但被社會一路規訓、限制，逐漸變得沒有自由。」

在此之前，《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前後重演過三次，共有兩個版本。在2019版場刊裡，陳恆輝寫道：「我們都清楚知道第三帝國的『結局』，現在於劇場所呈現的是它的『開始』——1933年至1938年的德國。」他刻意強調的這五年，是大規模屠殺還未到來的五年，第三帝國的人們主動擁戴、崇拜和歌頌著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又同時為失去自由而焦慮。陳恆輝認為，對於這種內心矛盾，布萊希特另一部作品《伽利略傳》中的一句台詞，可謂一語中的——「沒有英雄的年代是可悲的，需要英雄的年代就更加可悲。」

2019年10月尾，《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2019版）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落幕。終場那晚，劇場外激烈的街頭抗爭持續升溫，多區交通阻塞，觀眾山長水遠也堅持前來。「一些拿到票的朋友在路上給我發信息：我這裡好塞呀，現在下車走過來啊。」陳恆輝笑道，「好彩這部戲長達三個多小時，他們來到還有得看。」

「觀眾都好有心。可能香港社會氣氛好窒息，令大家鬱鬱寡歡，所以想來看看究竟在這部戲裡會不會看到、感覺到一些東西，或者說找到一些答案。」

陳恆輝說自己只是那個提出問題的人。

那你自己有沒有答案？我問他。沒有，至少沒有一個100%的答案。

抽離再思考

演出過後，有觀眾問過陳恆輝，這部戲我看得好抽離，那說明你成不成功呢？當然成功了，他說，如果你被帶入其中，跟著角色哭，跟著角色笑，那我就失敗了。

通過抽離方法達至陌生化效果（又稱間離效果，德：Verfremdungs effekt / 英：Alienation effect），是布萊希特最為人所熟知的藝術手法。布萊希特曾經看過希特拉的演說，發覺在場人士很不對勁，過於投入。劇場裡觀眾同樣如此，處於強烈的緊張感中，他這樣形容他們的狀態：「像一群睡眠的人相聚在一起，而且是些心神不安地做夢的人……他們在聽著，卻並沒有聽見。他們呆呆地望著舞台上，從中世紀——女巫和教士的時代——以來，一直就是這樣一副神情。看和聽都是活動，並且是娛樂活動，但這些人似乎脫離了一切活動，像中了邪的人一般。演員表演得越好，這種入迷狀態就越深刻，在這種狀態裡觀眾似乎付出了模糊不清的，然而卻是強烈的感情。」

布萊希特認為應該有一種新的劇場形式出現，那就是他極力推動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觀眾由被動的觀賞者身分中抽離出來，掌握主動權，理智地批判和檢視舞台上的所見所感。

「布萊希特的優點在於不煽情，例如《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他用documentary式的手法，以不同模式，呈現出24個故事，讓觀眾自行思考，形成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最理想的，甚至是看完戲後，以行動去改變現況。」劇場化身開放的公共空間，容納相同或相左的意見交鋒，允許矛盾存在。陳恆輝被布萊希特的辯證化思維吸引，再對照當下香港，常理失效，制度逸出常軌，抗爭情緒趨向悲觀，理性精神顯得尤為重要。「去到這個年代，是一個需要理性思考、而非呼天搶地的年代，大家需要坐在這裡想清楚、看清楚，到底在發生什麼事。」

事實上，陳恆輝早已做過嘗試，力圖將理性思考的力量注入劇場，效果卻不及預期。與2019年重演場場爆滿不同，《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十多年前初演時觀眾寥寥。

那是千禧年後，他剛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從書本中抽身注視社會生態，深覺在經濟向好、政治相對輕鬆的氛圍裡，人們過於沉醉娛樂，「大家喜歡開開心心地看大型演出，喜歡看喜劇，看周星馳，少看嚴肅的具有思考性的內容。」緊隨科技日趨發達，觀眾對於娛樂的要求越來越高，追尋影像的感官刺激，「看一部電影如果前五分鐘還沒有什麼爆破，或者更刺激的場面，哎呀看不下去了。人慢慢變成這樣。」

想要改變，亦相信改變，是陳恆輝由布萊希特那裡承襲而來的概念。透過劇場改變世界的第一步，是由戲劇著手，將獨立思考變成樂趣並常態化。

為延續這一理念，陳恆輝排戲前要求演員提前做research，搜尋劇本相關的歷史及文化背景，翻閱書籍，從中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議題進行presentation，再撰寫成文，編入節目導賞手冊，供觀眾參考和重溫，從而延續他們的觀看體驗。

「我最怕演員拿到劇本，記住台詞、行位、情感到位、排戲，好了完成了。其實每部戲都有它的歷史文化淵源，涉及不同方面的知識，需要演員看資料。比如排《終局》，你要看一些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小說、劇作，你要知道他的意識流寫作手法，是受到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很深的影響，這樣你背台詞時才能夠明白為什麼有些句子兜來兜去差不多，否則你不會喜歡，也很難背得住。你通咗了，你咪做到了。」

該往何處去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如同澎湃湧來的浪花瞬間沖毀沙灘上堆砌起以為堅固的堡壘，打亂陳恆輝的計劃。

起初那些home office的日子裡，他跟很多人一樣，面對未知病毒不懂如何與之共處，惶惶度日，「很焦慮，每天擔心我夠不夠口罩用，夠不夠糧食吃。」疫情攀升接近頂峰的3月，租約到期，他亟待搬屋，心情徹底陷入最低潮。

他知道一些與憂鬱共處的方法，打坐冥想是其中之一。轉變積極想法，視搬屋為一次檢視自我的契機。他往日愛買書和硬碟，堆成滿滿一面「書碟牆」，一些看過，一些從未看過。「搬家有一個好處，會清楚自己有多少東西，什麼可以扔掉。也容易讓自己訂立新目標，例如原來我有這麼多布萊希特的書，那我接下來一段時間就專攻它。會有一個反省：看我有什麼，我下一步可以做什麼。」說到底，這還是「我該往何處去」的存在主義。

對存在主義問題的探究實則貫穿陳恆輝的半生。中學時，別人打波游水，他不擅長，至於自己擅長什麼，說不清楚，「那不如試下讀書」，所以他一頭鑽進書堆，為「搵返自己的identity」，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

那讀什麼呢。他什麼都讀，歷史、藝術、武俠小說，喜歡的不喜歡的都讀，藝術電影和音樂也未落下。他也給報章寫樂評和書評，寫得的確暢快，但無故總感覺缺了點什麼。

陳恆輝成長的七八十年代，香港適逢中西文化薈萃碰撞的全盛時期，「人們除了打麻雀，打波游水，就是去睇戲，文藝青年去art center，那裡會有一些藝術電影放映，或者舞台劇、實驗劇」，他是文藝青年之一，由此開始接觸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電影，第一部看的是《八部半》，「當時就覺得，嘩，原來故事還可以這樣講，從一個夢開始，角色可以整天在發夢，在幻想，我覺得好過癮。」

又有一回，他在雜誌看到有人提到卡夫卡，出於好奇去書店買了一堆卡夫卡的作品回來啃，當中就有《蛻變》，故事中主人翁一覺醒來，發覺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故事由此展開。他發出相同的感慨：「原來故事可以這樣講」。

該往何處去，是他讀卡夫卡小說感觸良多的另一個命題。「人從哪裡來，該往何處去」，在這基礎上，他還加了一個問題：最緊要是我們來到這個世界要做什麼呢？

費里尼和卡夫卡作品裡的天馬行空，超現實的想像，令陳恆輝為之著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也即刻尋覓到確定無疑的「identity」——我要做一個創作人，不囿於評論。

十多歲的年紀，一晃過去十年又十年。存在主義的影響始終都在，眼見年紀漸長，閱歷漸豐，他對「該往何處去」的思慮或多或少又滲入了些佛教思想，即無常。「無常的基礎是changeable，所有事都是會轉變的，我們不要總是想著會轉去壞的方面，說不定是轉向好的方面呢？」

對話接近尾聲，我們無可避免地談到《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創作自由。這位由中西文化經典滋養著成長起來的劇場藝術家，顯然繼續信奉想像和改變的能力，聽起來近似樂觀。他以那樂觀主義的聲線，一掃而光話題裡的陰霾，他有他的堅持。「我想每個人都會擔心，但現在我只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以及堅守住自認為正確的理念。至於未來是什麼樣，不如我們邊走邊看。」

停頓未幾，又開口道：「我突然想起一句歌詞——以後未來是個謎。我們如何在一個謎中樂觀地生活，樂觀地過每一天，才最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