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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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ist 自由如綠 / 不激不隨

文壇「大佬」馬家輝,放肆而行

馬家輝。圖:受訪者提供

馬家輝來時,套了件黑襯衫,跟寫書時必穿的那件很像。據他所說,那件黑衫在這四年間被洗了又洗,儼然已成一塊破布。

我們見面前,他剛趕完一篇專欄文章,略有疲態,整個人縮進卡座,十分清瘦,雙頰微微凹陷,濃密鬍子明顯有經過打理的痕跡。他語速很快,聲音很低,有氣無力。我需要配合他,身體前傾,又把錄音筆往他面前再推了推。

一杯1664冰啤酒,一盤烤雞翼。飲了幾口啤酒,馬家輝才緩慢地修補好元氣。

由眼前時局閒談起,「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傻?被抓了一波,又有人一波接一波源源不斷頂上去?在家好好享受冷氣,打邊爐不好嗎?這就是傳統嶺南文化中所謂『要個公道』,一種義。如果你無法理解這種義,你就無法理解這場運動,無法理解香港人。」這些舊有價值,在過去一個夏天枝繁葉茂,被守護得很好。

「你開始錄音吧」,他提醒我。我示意他錄音中的紅色指示燈早已亮起,他佯裝大驚:「那我還說了這些大逆不道的話。」立刻「戴頭盔」,把錄音筆舉到嘴邊:「前面說的不算數,我要聲明,我愛國愛港。」

說笑歸說笑。四年前,寫了半生專欄的馬家輝,提筆寫小說,寫的就是義字當頭、凡事公道行先的堂口故事,且一寫就是三部曲。窮途末路的逃難者、無惡不作的黑社會、漂泊無依的妓女……從大江南北風塵僕僕集結於他筆下,在這塊亂世下借來的地方、在無常命運裡,各有執著,遊走黑白之間忍辱偷生。首部《龍頭鳳尾》驚艷四座,令他一炮「再」紅。但那之後,他的確走了些彎路。

近幾年香港書展,馬家輝頻頻出場,行程密集,為相熟的兩岸三地作家「打書」,主持座談會、講座,忙得不可開交。自己的第二部曲卻遲遲未能交出。

坊間傳聞「馬家輝要當馬導」,夥同杜琪峯拍電影,故事是七十年代廉署成立時期的第三部曲,所以創作順序也要倒過來。

馬家輝一手撐在椅背,另一隻手捏住雞翼啃,聽完坦率承認傳言不假:「我們原本準備合作,也開了幾次會,但最後我還是決定不寫了,杜琪峯對故事有太多要求。」馬家輝寫故事跟做人一樣,向來「放肆而行」,不為滿足他人委曲求全,隨他多大名鼎鼎,「除非是我老婆。」他壞笑著補充。

你很難見到一個作家,像馬家輝這樣既有江湖氣,又有書生氣。時爆粗口,愛講笑,但談及文學,立馬正色,眼裡有少年般的灼灼清澈。

醞釀許久,刪刪改改十幾稿,第二部《鴛鴦六七四》(下稱《鴛》)終於面世。這一回,馬家輝走出灣仔,足跡遠至調景岭和九龍寨城,於流砂之上虛構了一個個生龍活虎、元氣淋漓的故事。但你又知道,流砂散盡,他仍會回到灣仔,回到童年時的外公家。而那些生猛的堂口傳奇,原來盡是身不由己的悲傷故事。

信命是選擇

「龍頭鳳尾,有殺冇賠!」南爺退場,輪到灣仔堂口「新興社」二把手哨牙炳做莊,卻在金盆洗手宴的牌九局裡,一連拿了三把大爛牌「鴛鴦六七四」,為他引退江湖添了幾分不祥。的確不祥。僅在數個小時後,哨牙炳命喪大海,徹底失蹤。

這是《鴛》的開頭,1967年平安夜的香港。

爛牌在手,似是命中注定,無力轉寰。就如妻子汕頭九妹阿冰到上環文武廟求得一支姻緣籤:鴛鴦飛入鳳凰窩,莫聽旁人說事破。她由此認定了她的命運,虔誠奉行。馬家輝卻說一切也可以選擇,哨牙炳選擇用死來為南爺保守秘密,至於文武廟的那支籤,阿冰本可以笑過就算。

「求籤也好,迷信也好,生命裡很多事情也是這樣,它可以是一種助力、鼓勵,又或者是依靠。你可以選擇信或不信,也可以選擇什麼時候信,什麼時候不信。」

他聯想到張愛玲。晚年在美國處境落魄,張愛玲也會跟朋友說,命書上說我哪一年會轉運,捱過了就好了。但據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一書中的記載,一日早晨,來了只烏鴉停在張愛玲的窗口,她心裏念誦: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

《紅樓夢》裡也有相似情形。王熙鳳料理一樁退婚糾紛時曾揚言:「你是知道我的,素來不信什麼陰司報應,憑你什麼事,我說行就行。」但至尾聲,她又因女兒巧姐積食發燒,聽信劉姥姥之言,命人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燒掉,以祭花神。 

這種矛盾很有意思,「與其說我們受籤影響,不如說是我們自身的慾望、性格養成、傾向,引導我們走向這種命運」,所以到底是七分人力三分天,還是一分人力九分天,誰說得清?

馬家輝短暫停頓後,講起另一個故事:明朝永樂年間,名儒方孝孺因批評明成祖謀朝篡位,被判腰斬,誅十族。其實進京面聖前,有人為他算了一卦,結果很糟糕,勸他千萬不要去見皇帝,否則會死得很慘。但他聽完還是去了。

講這一樁事,除選擇之外,更是為表達命運的另一重指向性——理想決定命運。並非占卜結果起作用,而是「他的理想決定了他就是會這樣走向他的命運。」這話非他原創,是台灣文壇前輩高信疆告訴他的。

「我年輕時聽過一句話,很肉麻,相信你也聽過,叫性格決定命運。年紀大了以後越想越覺得有道理。後來我跟他(高信疆)說起來,他對我說:『家輝,對一般人來說,的確是性格決定命運。但對我們這類人來說,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

沒錯,理想。馬家輝醍醐灌頂。

台灣漫畫家蔡志忠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們來這一輩子,不是要去換人民幣,是要來完成自己的理想。

「這話說得很漂亮。媽的,台灣人就是會說話。」馬家輝讀到這段,激動不已。「不論你是寫作、畫畫,還是唱歌,到了某個時刻、某個處境,每個人的選擇不同。但如果我say yes,那我是不是存在了一輩子,過去在我的領域所付出的努力,全部都是為了來換人民幣?你甘心嗎?我不甘心啊。」

所以沒辦法,理想就是命運。理想是什麼,我就往哪裡去。他神情篤定。

「阿冰不夠可愛」

這是新經典總編輯讀完《鴛》的初稿,發來的反饋:阿冰不夠可愛。

什麼是可愛?哪裡不可愛?馬家輝從頭開始細細重讀紙稿,逐一找尋答案。想來想去,阿冰的確缺乏了一點內在矛盾與糾結,它應該是少女的、柔和的,又同時是堅強的、果決的,以此豐盈性格,亦托舉起「惡女」變「中女」的半生。

他決定為阿冰的愛情線添加幾筆,於是便有了黃昏時分昃臣銅像陰影後的曖昧、阿冰對袍哥高明雷的動心。

心知肚明的兩人一前一後,走過海旁微弱的街燈,去往某間客棧。高明雷的意亂情迷,在海面一艘電船船頭明亮的射燈,如箭般直射過來的強光裡,驀然清醒。但在那之前,身後的阿冰已不見蹤影。

「阿冰愛高明雷嗎?又未必真的多愛。只是因為他呈現出的特質,跟她的丈夫完全不同,她被吸引了。」馬家輝用了更直白的字眼:貪心、慾望。不論男女都有。丈夫哨牙炳更是出名的鹹濕,在外睡過成百上千個女人,引退江湖也不忘與這群有過露水情緣的女人告別,大搞「沐龍宴」。

那又如何?馬家輝說,人就是從愛當中獲得生命力。從這一意義上來看,與不同的人相愛,可以理解為完成或壯大更豐富的互動關係。「往往我們要從不同關係裡,體驗和學習,整個人才會變得可愛。」他再次提到「可愛」,可愛的意思是,可以被愛。

這聽來似是在為渣男辯解,他說,好吧,那我給你講一個渣男的故事,老渣男。很多年前他從那堆五顏六色的八卦週刊裡看來的。

老渣男約莫六十上下,在香港有老婆、兒女、孫子,卻在深圳包了一個年輕的二奶,二十出頭的樣子。兒女將事捅給記者,於是記者扛著機器,跟著一家老小,浩浩蕩蕩一群人,去二奶村捉姦。敲門,破口大罵:你這個老頭,你丟臉不丟臉啊,你不在香港當你的好老公、好爸爸、好爺爺,你跟年輕女人在這裡搞。

老渣男就很無辜,一來我沒有強迫她,二來我們之間也不僅僅是金錢,我從她那裡獲得了快樂,她從我這裡獲得了照顧,可能還有生命經驗的分享。但好吧,既然你們一群人還帶著記者來,那我就回家吧,於是就給了那個年輕女人遣散費,好了,遣散。

三個月後,記者又到老渣男所住屋苑進行回訪,遠遠地拍攝。他一天的生活是什麼樣呢?早晨跟老婆一齊去附近茶樓,飲茶、吃點心,中午老婆回家煮飯,他就到附近公園看別人下棋、遛鳥,跟比他更老的老人家聊天。手背在身後,慢吞吞地來回走,像一具行屍走肉。

「他現在是很乾淨了,沒有碰別的女人,也沒有讓別的女人碰他,做回了好丈夫、好爸爸、好爺爺,可是他的生命力呢?」這樣說著,不免進入對現代婚姻制度的批判,一切根源在於獨佔慾的合理、合法化。甚至規訓很多時從出生起就已無形施加,例如「我們只能有一個父親,一個母親」,生命關係變得簡單而粗暴:原來人是可以被獨佔,也應該被獨佔的。直接後果是,每個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遭到閹割和綑綁,以愛之名。

俗世價值量好標準尺度,我們在圈定範圍的高牆內,一步一刻度,精準前行,謹慎扮演各自角色。弔鬼的是,這本就已是另一種偏差、錯位,很多悲劇由此誕生。馬家輝提出質疑:我們究竟可不可以徹底拋開角色,只專注於相處本身?

「當我到了八十多歲,回顧一生,我懷念我們經歷過的幾十年,是因為我們一齊創造過的那些wonderful moment,而並不是因為你是我的老婆這個角色。坦白講,我也可以跟別人去創造那些moment。所以可能我們放開角色的時候,相處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那就是open relationship?

可以是open relationship、open marriage,也可以是其他形式。放到現實裡,就需要一些實際技巧,例如不要問、不要想、不要說破。

馬家輝說,以前讀杜拉斯,最觸動他的是杜卡斯最後一場絕望愛情。那時杜拉斯已逾六旬,情人揚不過二十出頭,還是一個同志。她那個年紀的女人,看似離愛情這樣的字眼已很遙遠,可是她兜繞過半生、遇見亦告別很多人後,還是找到了他,並且愛上了他,即使他是個同志。

「The point is快樂,他們在一起很快樂。這不是誰一生所求呢?」馬家輝說這句話時,很真摯,很動情。

香港誕生於無間道式曖昧

《龍頭鳳尾》裡有這樣一個情節,杜月笙坐車沿山勢下坡往中環駛去,窗外維港夕陽斜照,滿目黃金之城,他忍不住冷哼一句:「冊!滿城都是漢奸!」

過去大約有十年的時間,馬家輝著迷於漢奸研究,讀了大量相關學術研究書和文章。一次訪問裡,他提到過一個叫盧亞貴的人,「本是華南海盜,引領英國人侵華,清廷招安他,給他做官,但他建議清廷放他回香港,可替清廷提供情報,他懂英語,又被鬼佬信任。清廷果真放他走,回到香港,他繼續替英國人做事,又替清廷做事,食兩家茶禮。英人正式佔領港島後,給他許多做生意的特權,又給他土地,他發了大達,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環街巿大火後,他損失慘重,從此人間蒸發。」馬家輝覺得在這裡見到「The Birth of Hong Kong」,充滿曖昧,充滿無間道精神。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曖昧最濃時,身份最模糊。飢荒戰亂之中,從大陸逃來的黑社會、漢奸、國民黨、從英國來的殖民官員,當然,還有更多落難的普通人,什麼人都有,一齊湧入這個島嶼,在各自借來的時間裡,勉強臨時安身。

「那是一個黑白不分、黑白難分,也不需要分的時代。」順從甚或服務於英國殖民政府,又一面暗自協助國民黨,也不忘給陷入困境的共產黨搭把手,日本人來了,也可以合作。這樣的人,在《龍頭鳳尾》裡,馬家輝寫過了很多。他們沒有什麼政治傾向,一切也是為夾縫裡不得罪任何一方,掙扎求生。他們並不可恨,反是可嘆、可悲。「大家都明白時代的困境,沒有什麼規矩,總之不要做太傷天害理的事情,就都可以。」

「欸,你記不記得香港電影裡,常有的一句對白——『做咩啊?犯法啊?』這句話很有意思,它就是反映了香港人的普遍思維:除了犯法,除了法律不允許,否則你沒資格管我。」自由思想成形,便是由時代裡的曖昧所賦予。

為呈現曖昧氛圍與歷史困境裡的個人選擇,馬家輝決定將筆下的人物放入江湖爭鬥、逼迫至險境,「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要寫那些邊緣人物,那些被人瞧不起的人,妓女、黑幫、漢奸,他們遇上戰亂、殖民、又有男同女同性取向問題,他們要做選擇才是最難的。」

人物身份一以貫之的是粵語文法和地道港式粗口,在作品中的保留。十多年前,他的作品開始在大陸出版,編輯總會要求他修改,「一來擔心內地讀者看不懂,二來是問我是不是不懂規範的漢語表達。你看,中國作家當中,馮驥才、賈平凹等等,都會用自己的語言來創作。為什麼不叫他們改,單單要我改,因為我是香港人,所以他就會假設我中文不好,不懂規範的漢語表達。他媽的。」

馬家輝堅持這是他語言的選擇——「我覺得那些故事,在那樣的情境描繪中,我必須要用那種語言才能夠準確表達。」亦由此主動選擇了讀者,「你看得懂,願意花時間看,那你就來吧。」

這幾年,香港也算連摸了幾把大爛牌。政治環境比經濟數據惡化得更為急遽。本土主義在高呼聲之中直頭冒起,與愛國主義各執一詞,不論正反,最確鑿無疑的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用馬家輝的話來說,這是「曖昧打折」:「如今氛圍是每個人都要表態,黃要藍表態,藍要黃表態,黃要黃表態。」

馬家輝生於曖昧打折前六十年代,成長過程幸運地擁有可以放肆的權利。跟我談起他的時代,他是如此懷念,懷念那些得以恣意談論、揮筆、走路的日子,懷念放肆而行的任性與自在生活。

尾聲 

這一場訪問,一波三折。7月初敲定,馬家輝說,等等吧,月底再談,如果冇中肺炎的話。預料不到疫情急轉直下,陡然嚴峻,限聚收緊至兩人。我問他,是否要推遲至疫情緩和後?他很快覆我:唔怕疫情,訪問照做。

很「放肆」,很大膽。

我之前在很多場合裡見過馬家輝,他似乎總有講不完的話、用不完的活力,例如去年香港書展,明明是麥家新書講座,找他做主持,結果他一人滔滔不絕講了接近半場。相較之下,麥家才更像人們想象之中的作家:寡言、沉重。這些詞,顯然與馬家輝顯然連邊也搭不上。他戴著一副黑超,一手叉腰,一手持話筒跟台下觀眾互動,儼然一位江湖大佬,只差台下幾百弟兄應聲「輝哥,好嘢!」

只是與他坐低,相談兩個鐘頭,我發覺眼前的馬家輝不太相同,書生氣更重。「大佬」氣勢消散之餘,多了幾分柔軟、踟躕。他說是年紀令他放肆收斂。或許果真如此。

從餐廳走出來,路過商場內一間時裝店,他駐足,望著櫥窗模特身上那件淡灰藍色的連帽衛衣,忽然問我,我穿這個怎麼樣?看得出他很喜歡。很好看,顏色很好。他點點頭,是吧。又看了一會,還是調頭離開,「我年紀大了,很難買衣服。」

後來我屢次回想到這個細節,總覺得裡面有些什麼,也或者什麼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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