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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日记2020.02.26. "全世界都知道人传人了,武汉人还蒙在鼓里”

看到志愿者艾晓明写她2月19日往医院运送捐赠的女性用品物资。约有312箱子来自全国、全球各地,上面贴有各式各样的留言——其中一个写:”春暖花開時 我們相約武漢小龍蝦“,不禁让我会心一笑。

今天有两篇重磅报道,分别来自《财经》和《财新》(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用心分清这两个不同的编辑社)。在《追问卫健委第二批专家:为何没有发现“人传人”?》里,《财经》采访了国家卫健委1月8日第二批专家组的成员,问专家组当时为何得出“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控“的结论?该专家的回答大概是:去了武汉之后当地的卫健委、医院院长主任都对他们隐瞒情况,根本不合作。专家组听说有医疗人员感染,但是一个个医院打电话问都说没有。当时已设有医务人员的感染区,可“院区那么大,我们怎么去找呢?”该专家还说,“关于发布什么样的病例,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我们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话里话外把锅都甩干净了。如果当时将疑似病例报出来,公众也会提高警惕性。还有,如果明明有所怀疑,专家们为什么没有了解所有疑似病例的情况呢?我相信当时的疑似病例里一定有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

至于为什么后来钟南山在1月18日奔赴武汉,两天后就公开表示“可以人传人”呢?该专家说:因为钟南山在广东就已经了解到有广东的病例从没去过武汉,但因为家人去了武汉后也染上了新冠肺炎。“正因为钟院士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所以他到了武汉,马上有人跟他报告,有医务人员感染。“看到这里我觉得有些好笑,专家组如果严重怀疑有人传人,又知道在现场又没有获得真实的信息,难道就可以发表结论:没有证据“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吗?在这个情况下,不作为也是失职,不揭穿谎言也是撒谎。在采访中专家也开始咬文嚼字了:我们说“可防可控”,意思不是“不用防不用控”——后面的失控是因为那时没有做到足够的“防控”,而不是他们的话不合理(附2)。可是专家组明显感到在武汉接触到了不合作的当地人员,他们说的话、作出的结论会被媒体如何宣传,会被当地政府作为某些不作为行为的“合理化解释”,难道他们心里没有数吗?

财新的《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则堪比悬疑小说,将对新型病毒的发现的隐瞒挖出了一定的深度。文章透露早在12月底至1月初期间,就已有多家基因检测机构发现了这个类似于SARS的新型病毒——李文亮说发现SARS病人,就是源于当时一家基因序列检测机构所得出的报告。多家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已知情,医院也并已发现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然而在湖北官员和国家卫健委的隐瞒之下,一直到1月中旬才向公众和世界公布病毒基因序列,这才将发现新型未知的传染性病毒大白于天下。

文章写,原本在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几天,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可是,“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隐瞒并不止于湖北官员——“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至于哪些机构属于“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文件并未提及。有病毒学家透露,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因为按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开展传染病实验室检测、诊断、病原学鉴定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法定职责,仅有国家和省级的疾控系统机构才有权进行传染病病原学鉴定,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显然不在此列,更何况那些未经授权的商业科研机构”。

“或许正因如此,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的中科院病毒所,2020年1月1日进行病毒分离,1月2日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1月5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1月9日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及标准化保藏。这些显然日以继夜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迟迟未对外公布,仅仅在2月份面临外界的传言攻讦时,才给出只言片语的披露。1月11日,张永振研究团队将该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学组织”Virologic.org网站和GenBank上,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当日晚,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第二天,另外5个来自不同患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由国家卫健委领导的小组在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数据库GISAID发布。

“此时再去细究谁第一个摘取了科学皇冠上的珍珠其实并无必要,因为距离第一例基因测序确定新冠病毒,已经过去了15天。1月11日,停止更新多日的武汉卫健委通报,第一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称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冠肺炎病例41例。同一天,湖北“两会”召开。至1月17日湖北“两会”结束,这个数字没有增加。”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另外,我还注意到财新对湖北和武汉在防控疫情方面所做的报道,总是会硬生生插入一段同时的某上海的官员或者上海的某政府部门当时采取了什么有效的行动。我想这不是一个巧合。

端媒体在今天有一篇关于“万家宴后的百步亭”的深度报道。原来百步亭社区一直是一个有“红专”背景的管理模式,直接跳过社区、街道的行政编制,直属江岸区委领导。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茅永红集政商身份于一体,卖完房子之后自己直接做了社区党委书记,此人还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对于百步亭的居民来说,社区活动很多,“很好做一些面子工程,办实事却很难”。“全世界都知道病毒人傳人了,只有武漢人還矇在鼓裏“,1月18日“万家宴”照旧举行。1月20日,钟南山通过央视确认“人传人”之后,居民通过外界炸开了锅的反应和朋友的闻讯,才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到了2月4日,百步亭工作人员简称“无确诊病例”。这时,恐惧在社区蔓生,而平时那无所不在的居委会却消失了。居民开始发现有小区门栋上贴有“发热门栋”字样,“有時候,當這個雷劈到你頭上,你才知道,哦,是這個樣子的。”

“曾一度風光的百步亭,已跌入歧視鏈的底端,「萬家宴」——成為社區居民身上一個帶有恥感的標記。易浩常遇到快遞員拒絕配送,「說你們那裏是重災區。」無奈之下,他只能每次多花20塊錢,在美團上下單「跑腿」,另外請人幫拿。在社區的微信群裏,一位住戶講起一個笑話:「朋友跟我說,你是住百步亭的,以後不要來往。」安居苑一位居民說他最近想搬去黃陂區的盤龍城住,「聽說是百步亭的,(別人)直接拒絕了。」

在百步亭一個小區,曾有記者在單元樓下挨個按響電鈴,詢問居民家中是否有發熱患者,許多人回答:「我不知道,但如果你問到了,請你告訴我。」2月中旬,當被問到是否有認識的人曾參加過萬家宴,電話那頭的月蒙忽然抬高了音調,聲音有些尖利,「我不認識,但是你現在去問,人家也不會說!誰會願意承認自己去過萬家宴?」“

今天还有一位豆瓣er“医生讲相声”写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真正遭受过恶性传染病的威胁,直到SARS出现。打过了一场硬仗,事后领导认为:1)局势得到控制归功于严密的言论控制,在媒体上淡化情绪,是老百姓没有恐慌,社会秩序井然;2)患病人数控制归功于“小汤山模式”;3)结论:最后事情好转了,我们具备应对恶性传染病的能力。

可是实际上,1)上次公认的最大错误是一开始瞒报信息,没有及时上报,使得传染源扩散(上次用了3个月时间才重视起来);2)“可防可控”这类安抚性信息只会加重传染病的传播,因为一旦官方发布这样的信息,底下会理解为“防控就是在制造恐慌”;3)言论管控只会加重假信息的传播,“大家还记得当年是怎么预防SARS的吗?醋味满天飞,板蓝根和屯的白醋现在还没吃完。”这次要归功与智能手机的到来,看看大家的身边,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带上了口罩,停止了外出,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这是和几千年的中华习俗在做斗争。假消息虽然来得快,但当言论铺在阳光下,很快就能看清楚是黑是白;4)小汤山模式不能完全解决现在的问题,因为新冠病毒没有特征性症状用来筛选病人;5)我们没有建立应对恶性传染病的标准处理方案,法律法规摆在那里,可是领导不知孰轻孰重,既无战略上的重视也无战术上的措施;而且我们也没有快速应对的能力和支援能力,全国的大小医院都在自行发布募捐公告,各地卫生部门根本没有提供足够防护设备及药剂的能力。

最后我稍微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中医这跟支线。今天看到一个豆瓣er写,家里长辈说很多人以为李文亮没有抢救成功是因为没有中西医结合治疗。我还看到一则“豆浆用到临床试验以测试疗效”的研究项目注册页。另外,浙江疾控中心发表研究结果,“茶可抑制细胞内新冠病毒复制”(后又删除,称“未经领导同意”)。在我看来,“双黄连乌龙”和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推广中医,打开了“平庸之恶”的一个大门。我记得听一位医生说过:“细胞液就是往里面滴水也会有抑制作用咧”。人体服用后起抑制病毒作用跟滴入细胞液里出现抑制作用,两者相差不下于十万八千里。普通人不了解这生物常识当然情有可原,可政府和官媒利用大众的误解, 借中药贩卖虚假的爱国情怀同时还贩卖虚假效果的药品,这中间的政治和金钱交易,想必是一个深深的黑洞。

昨天有人指出WHO发布的声明里说到“目前唯一有效的药是瑞德西韦”,而这段声明的全文在国内传播的时候唯独把这句话去掉了。去掉这句话,是因为WHO官员其实委婉的说了“中医药对新冠病毒无效”。关于“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端传媒在2月17号的报道里已经进行详细盘点:从1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第二天又发微博称“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到国家卫健委在1月25日发布第三版《诊疗方案》详细列出中医治疗指引,再到武汉市政府要求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确保所有患者服用中药”。根据武汉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负责人所言:到2月8日,武汉市针对社区集中隔离的人和在院的轻中症病人,都要求服用中药汤剂或中成药,包括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颗粒、藿香正气软胶囊、疏风解毒胶囊、抗病毒口服液等。之前我看到病人家属在网上发表愤怒情绪,说方舱医院强制给其母亲停用之前医院所开的西药,而改给喝中药汤,导致母亲病情加重。还有医生匿名爆料,说中药伤肝,却仍在不分情况的给病人喝。我还注意到,中医是网络审查的一个“痛点”。网上凡事正面质疑中药的声音,都会被迅速的、毫无痕迹地删掉。据我这几周以来的观察,网络审查也是分重点的:如果说最轻的一端是对武汉物价、社区服务的抱怨,那么中医绝对是在最重的那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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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1月28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发布《关于做好医学观察人员中医药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居家和集中医学观察者进行辨证论治,推荐服用中成药;2月2日,发布《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中推荐使用中医药协定方的通知》,要求对在院确诊和疑似病人轻中症患者,推荐使用中药协定方,并加强各定点医疗机构与配送企业联系,保证中药饮片的供应后;2月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集中隔离观察点隔离人员及有需求居家密切接触者中医药防治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推广中医药在社区隔离点及密接人群的使用。根据武汉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负责人所言:到2月8日,武汉市社区要求两类人服药,一是集中隔离的人,二是社区排查有需求人群,分别服用中药汤剂及中成药。中药汤剂是指协定方药一号方、二号方、三号方,中成药有五种,包括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颗粒、藿香正气软胶囊、疏风解毒胶囊、抗病毒口服液等。

附2:

原话为:“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可防可控的问题,这个病现在看肯定是可防可控,你们把这个要写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说让它不防不控。到今天我们防住了吗?控住了吗?问题是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所有的病如果不防不控它能控制住吗?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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