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饼君

做梦都想住台湾

阿呆,上伯特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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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镇出生,成长到十八岁去北京上学,在城市里生活了五年,时时入梦的却仍是在小镇上孩童时期的那些场景:街市、小学、教堂、河流、大山。虽然别人说起我来自温州时,总带着某种戏剧化的想象,但在我眼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在除了做生意外,有更多独特的文化、宗教、民俗象征。我想把这种复杂的多面性写下来,那么,就从教堂开始吧,就从教堂里的阿呆开始吧。

1

每个教堂都至少有一个傻子。

伯特利教堂的傻子叫阿呆,用温州话方言发音是阿唐,唐是一种骂人话,意思是脑子有毛病。教堂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我们都只知道他是阿呆。

我所出生长大的小镇叫北白象镇,商业区和居民区沿着名为白慎河的小河延展开,向外是大片种植水稻的农田,绵延的丘陵将这一切抱在怀里。早些年,小镇路上偶见趴在地上行走的乞丐或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并不稀奇,但若遇到像阿呆一样穿着黑麻麻的破衣裤看起来就臭臭的人,奶奶妈妈们总会握紧孩子的手捂着嘴绕路而行。

但沿着白慎河穿越田野,在山脚的这座小镇最大的教堂里,阿呆和其他会众一起参加礼拜、同桌吃饭,领受来自上帝的话语。除了阿呆,伯特利教堂接受任何人,无论外地打工者、乞丐还是流浪汉。在占小镇10%以上人口的基督徒心中,“伯特利”是神的圣殿,是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应许雅各的丰富产业和衣食之地。

北白象曾是温州南部的一个农村,爸爸十几岁时还割过稻田,不留心把小拇指指甲盖割成两瓣。2000年,政府投资近2个亿,北白象镇,是温州市南边的一个工业小填平大片农田,建起18.5万平方米的厂房,由此以后,低压电器、建材、铁皮、服装、小商品、摩托车、矽钢片、螺丝标准件……各种小店像春笋一样冒出来,彼此紧挨在街道上。也是那时,白慎河渐渐变得愈发污浊,姑姑从小学接我回家的时候经常感慨“我小时候还在这条河里游泳!”,而我看着河里翻白的鱼肚,捂着鼻子感到难以置信。

工业使农民们从胼手胝足的农业劳作里解放出来,填饱了人们的肚子,却没法进一步滋养人们的脑袋和心灵。仅仅“丰富产业和衣食”,无法让人们坚强地抵御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疾病总能瞬间压垮一个没有什么积蓄的小家庭;女人们面对沉迷喝酒赌博的丈夫,只能默默支撑着家庭的完整;男人们永远羡慕同村那个去外地做生意发了大财的弟兄,醉起来只得对着妻儿老母亲破口大骂。

人们搞不懂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便很容易转向宗教。阿呆的母亲便是这样。面对这个天生弱智的儿子,她在伯特利教堂的大家庭里寻找到了慰藉。阿呆从出生起便被母亲带到教堂,但却没有像其他教堂里的孩子一样上主日学。母亲是不敢把阿呆一个人放在其他孩子群里面的。

主日学是教堂的学校,相对于教堂的主楼,设置在侧楼。每个周日,家长在教堂主楼的正堂里聚会,孩子们便在主日学里上课,我们唤老师为“阿娘”(温州话,婶婶)。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在这里跟着阿娘学唱诗歌,学圣经故事,祷告。

小时候,我和主日学的其他女孩都很怕阿呆,生怕在楼梯口碰到他。若是不巧四目相对,他便对着我们歪着嘴笑,露出几颗黑黑的虎牙。他笑起来不像笑也不像哭,但五官像是在脸上错位了,甚至还会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叫声。我断定那一定不是人类的语言,一看到他便拔腿就跑,脑中只想着“千万不要追上来啊!”

阿呆偶尔会出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坐在最后一排,不说话也不唱诗歌,放学时跟其他孩子一样领一份下午茶点心;有时他也坐在大人们参与聚会的主堂最后一排,与一米高的舞台上枞木色的讲台后面讲道的牧师,隔着几十排整齐排列的棕色长椅和几百个黑压压的人头。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他常常努力伸长脖子,看得到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猩红色幕帘和舞台上巨大的十字架,在牧师带领全部会众祷告时,他也会闭上眼睛,一脸虔诚。

2

在孩子眼里,隐藏在大山脚下的教堂是一座巨大的城堡,站在马路边,只能看到藏在居民楼后面若隐若现的小门,只有沿着坡道走上去,有着能容纳上千人的聚会厅和食堂的主楼和六层的侧楼才显现出来。在这里,再大的诗歌声与祷告声,也能被后山黑黢黢的树林吸收进去。

每个空间有规定的用途,不可逾越:一楼是停车场和外地人聚会点,二楼是整齐摆放着上百张砖红色木桌的食堂,三楼是入场必须保持手机静音的聚会正厅,吵闹的小孩子是不被允许进入的;侧楼的一个个格子间教室依次排列,幼儿班、小班、中班、大班,从刚会说话的孩子到高中生。

但阿呆却穿梭在各个空间,出落在教堂的每个角落。

阿呆是个大人吗?他一米七多的个子,虽然瘦的像一根竹竿,但确实和大人们一般高了,大多时候坐在成人主会堂里,不属于主日学任何一个班级群体。圣诞节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要准备节目上台表演,阿呆从来只是和其他大人一样坐在观众席。

阿呆是个小孩吗?中午,我们孩子们跑到教堂门口小河边那间独立的木质小房子,花上几块钱硬币,夏天从那里得了清凉梅和旺旺碎冰冰,冬天则有辣条和眯眯。阿呆偶尔也出现在零食铺门口的大树下,一个人吃着棒冰。

阿呆是伯特利教会的人,还是只是像那些来蹭饭的外地人,只是想找个周日呆着的地方?几乎每个周日我都能见到他,甚至周日以外的小组活动,他也会来参加。在每周日五菜一汤的午餐餐桌上,我常常坐在桌子上抱怨着饭菜难吃,斜过眼睛望见阿呆在食堂里游荡。我从没见过他和其他人同桌吃饭。在大多数活动为集体形式的教堂里,他的存在是孤异的。

他也是像我一样,从小跟着妈妈或者奶奶来教堂的吗?他为什么不跟着唱诗歌,祷告?其他大人都不觉得他奇怪吗?

直到我发现,大人们并没有对他熟视无睹。那天,在教堂办公室的门口,阿呆被围在一群年长男人的中间,眼睛红红的,嗓子里含糊不清地发出低吼。他们是教堂的管理者。女人们在人群外议论纷纷,我听到她们说,阿呆偷了办公室的东西。

偷了什么东西?我问。

小孩子不要打听这些,阿娘说。

是的,作为教堂里的小孩子,我们跟着阿娘学唱诗歌、背圣经,每餐吃饭前,重复阿娘的祷告词。我们被关在侧楼的小小教室里,如果将圣经背得烂熟便能得到礼物,每个下午领到好吃的零食点心开心散学,对主楼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知之甚少。

我其实也没那么关心阿呆。

3

后来我去了县城上学,就不怎么去那所在村子里山脚下的伯特利教堂了。再去是大学的暑假,我也从儿童主日学升学到了大学生团契,看到阿呆坐在最后一排,捧着圣经和赞美诗歌本,嘴唇跟着牧师一张一合。

我这才向教堂里有经验的牧师问起他。牧师说,阿呆已经快四十岁了,出生以来就是哑巴,智力偏弱,从小便跟着母亲来教堂。阿呆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帮他在电焊厂里找到了工作,但阿呆的父亲不信主,硬是叫阿呆不要去上班,阿呆便没有再工作,渐渐染上了很多坏习惯,比如从不洗澡,比如偷东西。

在教会里,我们很容易分辨两种家庭:一种是从祖辈就信教的基督教家庭,他们通常每周日举家浩浩荡荡地来做礼拜,像是教堂里的模范;另一种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后来信教的,常常是妈妈或者奶奶带着孩子,在教堂里,他们是单亲家庭,总是显得更加疏离。若一个女人嫁到基督教家庭里,很快也便受洗成为基督徒,而在非基督教家庭,女人们往往无法说服自家男人信教。

阿呆家就属于第二种。但是,阿呆的父亲为什么要因为反抗妻子信教,竟责令儿子不要工作呢?我想起不信教的爸爸,也常常笑着嘲讽奶奶迷信,而面对执拗的儿子,奶奶只会皱着眉头像咒语一样反复念着:“靠救主!靠救主!”

所以,在基督徒家庭给孩子挑选配偶的时候,首要条件是“信耶稣的”。这不仅出于圣经教义,人们都眼见过或多少体会过,宗教观念不合会给夫妻关系甚至是两个家庭的关系带来多大的麻烦。

阿呆成年后走丢过两次。二十来岁的时候他整整一年没有回家,但后来自己回来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又走丢几个月,后来也走回来了。

“家人没有派警察去找吗?他自己是怎么出走又回来的呢?“我偶尔在小镇街区上会遇到眼神漂泊,身体也漂泊的奇怪的人,我一直以为,那样的人都没有家。

“不太清楚,可能找了,但也没找到吧。“牧师耸着肩。

我想起,小镇中心街区总会撕开几个裂缝,暴露出狭窄湿冷的小巷,小巷里的墙面上、电线杆上,性病广告、办证号码、寻人启事张贴在一起。长大后,我偶尔去阅读过,寻人启事大多寻找的是老人和精神病患者,这些年来又多了很多寻猫狗的启事。这些寻人启事上的照片大多没有什么笑容,透露着一种可怜相,但很快又会被各种广告传单所覆盖。

我回忆起阿呆偷东西的事情,问:“他偷了教会的东西,大家对他对看法怎么样呢?”

“阿呆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人,他不洗澡,很脏,很臭,还偷东西。其实大家很少有人是发自真心接纳他的,去接纳他的臭味。但我看到的大家大概就是尽量忍着,当然也会有一些人比较直接地会去攻击他,想把他赶走。也有的。”

”那您觉得对于教会里的人来说,不是发自内心的去接纳他,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去接纳他呢?”

“按照圣经的教义,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知道要接纳,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们努力试着去接纳。”牧师说。

4

比起教堂外的世界,阿呆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爱与尊重。只有在教堂里,大家会对他客客气气地说话,容许他穿着脏臭的衣服坐在圣殿里。四十多岁的阿呆仍然游手好闲地活着,在母亲和哥哥的庇佑下,在上帝的保护伞下。

但在小镇上,即使是头脑正常,四肢健全的男人,也不乏像阿呆一样,无所事事一辈子的。温州人从来没有新闻稿或者电视剧里呈现的拥有“东方犹太人”一般的群体性的经商智慧,那只是乘上了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极少数“土豪企业家”所书写的神话。

既然是神话,便有其个殊性与不可复制性。大多数人只是从吃不饱饭发展到了能吃饱穿暖,这便足够了。作为一个平凡人,生活中总有各种不顺意,总可以坚忍地背负着,实在背不动了,还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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