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饼君

做梦都想住台湾

当教育变成一门生意

Teach for America

1992年,两位教育工作者莱文(Dave Levin)和芬博格(Mike Feinberg)对一个结论达成了共识:在美国,没有人真正在乎底层的孩子。

他们报名参加了为期两年的 “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支教项目,经历走形式般的面试后,分别两所以非裔和墨西哥裔学生为主的公立小学录取。在此之前,出生于中产富裕家庭的两人刚刚从常青藤大学毕业,对底层公立教育一无所知。

这是与上流社会截然不同的美国教育。教师可以为了一通私人电话,随意离开课堂长达15分钟。学校也可以为了完成教育局指派的“每个种族学生的考试及格率不得低于75%”指标,直接取消学生参加考试的资格。

当一年后芬博格将自己的学生以不错的成绩送入普通社区内的初中,却得到更令人绝望的现实。从学生的电话得知:有的女同学开始约会了,有的男同学在学校餐厅被打了,有的人根本就不到学校了。挂电话前,他们说,“芬博格先生,这些老师不像你这样。”

这一刻,莱和芬才真正意识到,他们对学生的所有努力就像是在海滩上费心建立的沙堡,一不留神,小小的海浪或者无知的游客就能轻易将沙堡摧毁。

落后散漫的学校,敷衍塞责的教师,无知妄作的学生,共同组成了美国底层公立教育日益绝望般的现实。

学区制是美国基础教育的基石,85%的学生在出身学区内的公立学校就读。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私立学校和好的公立学校大多扎堆在富人区。教育资源正在日益走向世袭罔替,父母的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代的发展。美国高中和大学更多元化的选拔机制,亦更加巩固了教育分层的堡垒。

两年的支教体验,让莱文和芬博格彻底看清了美国底层教育的绝望现状,而“为美国而教”的支教模式,更像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年轻人到此一游,他们攒够了履历上的漂亮经历之后,拍拍屁股走人。

Teach for China

与美国类似,中国也有名为Teach for China的支教项目。同样的,在中国,985/211中那些有真挚的愿景和理想的高校生参加支教,也常常因为环境的苛刻、制度的固化而感到无力。支教项目为他们人生的这年轻的两年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大多数就像一段奇异的经历渐渐湮灭了;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为当初的理想继续奋斗着。

和美国教育复杂而多元化的选拔机制相比,中国教育的唯成绩论有着更好的上升渠道和极强的普适性,给了绝大多数穷人后代重新洗牌的机会。在分数面前,他们没有三六九等,父母的身份地位也不会成为决定下一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京沪等一线城市的高考竞争优势向来为全国人民所艳羡,高学历人口聚集地、优质师资分配地、教育科研核心地的优势创造了京沪高考的高录取率。但其实,京沪教育的惨烈厮杀其实重心从来都是在高考之前,就像那个著名笑话所描绘的:“4岁孩子英语词汇量在1500左右属于什么水平?在美国肯定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这就给了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学校在中国崛起的绝佳机会。通过掐尖的生源优势和高压的学习环境,衡水中学打造了最完美的应试教育机器,每年高考上百个清北学子的成绩堪称登峰造极。

过去二十年,这种通过地方政府默许而迅速崛起的超级中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最大赢家。虹吸优质生源,收取高昂学费,使得超级学校成为高考内卷化的加速器,衡水一面压制的河北再无名校,另一面还在张牙舞爪地向其他省份挺进,超级学校日渐成为高考制度下轰鸣的赚钱机器。

这一高考制度也为中国的K12教育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除了新东方和好未来两家K12教育巨头的蓬勃发展以外,无论线上线下,无论语数英数理化,无论是toB还是toC,K12教育的各个结构洞都被大大小小的新兴创业公司所填满。

与之相伴的,是资本的大量进入和企业的迅速扩张。

不管是海量的在线题库与做作业线上工具,还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和王后雄;无论是五花八门的线上网课,还是大大小小的线下培训机构。

给钱,商人就可以包你上全国前30名校,无论哈佛斯坦福还是清北;给钱,商人可以帮你规划理想人生,让你走上阳关大道。

更别说毛坦厂中学旁边那棵百年柳树前面的香灰和锦旗、安踏的鞋子、印着金榜题名的孔明灯、六个核桃保健品,能测算高考成绩的算命摊。

无论是实用主义还是糟粕荼毒,商人们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他们贩卖希望。对他们来说,收650万美元帮助步长制药董事长女儿赵雨思进入斯坦福,和在毛坦厂中学旁边收租,其实也没有太大区别的。

白岩松曾说,有一类学校,比如毛坦厂中学,我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因为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神树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

教育达尔文主义

姐姐的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我们偶尔也会聊一些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最近读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教育达尔文主义。

在中国(或许亚洲、美国,很多地区也是如此),社会的一个底层价值体系是丛林法则,这套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机制里,每个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也如此去遵守社会的这套法则——资源是稀缺的,竞争才能获胜,才能获得利益交换,适者生存……因而孩子们不仅是被期望,连孩子们自己也根深蒂固地认为,考试要考得比别人好,以获取更好的上升通道,甚至我做的比其他兄弟姐妹好,才能获得父母的爱,才能被家族认可,被社会认可。

有评论家曾说,达尔文的思想超越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思想的言论。当然,达尔文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之巨大毋庸置疑,其拥趸的论据大概是竞争促进社会进步之类,但同时伴生的是阶级固化,社会不平等加剧(主要是从底层来讲,上层人可能对这个现象不在乎甚至挺开心的),以及道德沦丧与精神信仰缺失(可能主要上层人,因为底层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至于这些伴生的“坏效应”究竟会不会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呢?历史可能验证了一部分,也可能有其他部分尚未验证,但对于占金字塔大多数的底层人民来说,确实挺惨的。

所以当我思考孩子能否避免这套丛林法则的时候,答案几乎是不能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尚且有一点点的上升通道,能够让底层人民看到一点点希望。而作为小姨的我,更希望孩子能对这个世界多一些自己的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

高考的上升通道

前段日子去看了《少年的你》,“高考”作为一个时间点在片子中不断出现,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推动点为情节做了强有力的支撑:妈妈抱着陈念说,等你高考完就熬出头了;陈念反复对警察说,有什么事情我在高考之前都可以忍,有什么事情不能高考考完再说;陈念对小北说,我一定要考到北京,走出去。

真的就熬出头了?显然不是。在K12之后,世界上隐藏着更多的不平等与利益交换。

现在,中产阶级孩子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提前安排好,贫困孩子则被困在更狭窄的环境里。在一个越来越提倡创新的环境里,孩子提供的可以无拘无束探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学校最擅长的是教孩子如何上学,所有家长都挤破脑袋想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即使我们都知道,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应试者对于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的真理或是挖掘在这个世界蓬勃发展的新方式都没有多大帮助。

很多时候作为小小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想对父母说:

爱没有目标、基准或蓝图,但爱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是为了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蓬勃发展。爱的意义不是塑造我们所爱之人的命运,而是帮助他们塑造自己的命运;不是为了向他们展示道路,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哪怕他们走的道路不是我们想选的,也不是我们能为他们选择的。

互联网时代的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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