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饼君

做梦都想住台湾

互联网时代的邻里关系


贩卖注意力

朋友推荐了一本在网上working in progress的书《World After Capital》。书中,作者预测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走向。作者认为,未来人们应当实现三种自由:经济自由、信息自由、精神自由。

经济自由是指基本收入能够满足生存所需,信息自由是指每个人都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信息和知识,精神自由是指每个人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并以此指导自己过有意义的生活。书中对这三种自由进行详细描述之前,对现有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

Capitalism, in its present form, will not and can not solve the scarcity of attention. We are bad,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at allocating attention. For example, how much attention are you paying to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or to the existential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your life? How much attention are we paying, as humanity, to the gre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our time,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space travel? Capitalism cannot address these attention allocation problems because prices do not, and cannot, exist for many of the activities that we should be paying attention to.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解决了资源稀缺的问题,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相对高效合理地分配与再分配,却没能合理地分配注意力(Attention)。根据马斯洛的理论,每个人除了生存的温饱外,都有社会认可、情感联结和自我成就的需要(可能有人只对其中某一块有需求,但都没有的人还是挺少见的吧),而资本主义无法满足这一部分需要,原因是与社会认可、情感联结和自我成就是难以也不能去标价的。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不像粮食、衣服一样,是可以不断增长的。即使把人的寿命通过医疗手段不断延长,目前人们可利用的注意力仍然难以得到显著增长(当然科学的无限可能是我无法想象的)。比如年轻人高中毕业离家上大学,物理距离将其与家人隔绝,我们自然将更少的注意力放在原生家庭上,而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上;当我们被工作攫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996”上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力分配于兴趣爱好、体育运动、休闲娱乐上;当我们的注意力被互联网上庞杂、充满情绪、重复、低质量、甚至虚假的信息所填满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注意力关注真正美好、真实的事物上了。

注意力是个非此即彼的稀缺品,当每个人对其不合理分配的时候,就将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我无法判断资本主义是否是这些问题的元凶,但现在这些社会问题已然客观存在了:人的精神空虚、道德败坏、人际关系之间的疏离、人与物的异化……

互联网行业有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流量”,对其通俗解释常常是“注意力”,我认为,流量与上面提到的文段里的“attention”的差异点在于,流量是“priced attention”,即被明码标价了的注意力。市场已经在给注意力标上价格,进行贩卖。

消费社会里,知识、文化被异化为一节节付费课,社交关系被异化为好友、群聊、留言、点赞,对话被异化为表情包,;人被异化为打着一个个标签的消费者画像,或者用几张照片、几句话描绘的名片。其实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当注意力意味着消费的时候,想赚钱的人无人不在争夺,只是互联网将其更明显地摆在了自由市场上,并以一个合理的系统让其流通起来。

资本市场分配的注意力合理吗?按照经济学原理,应该考察其是否让社会效益最大化?人们花大把时间刷抖音,是看到了更多有趣的人和事,还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花很多钱去知识付费了,是自我提升增加了幸福感还是提高了产能(这样看来,知识付费真好!)?

犹太经济学家罗伯特·约翰·奥曼早在上世纪(不知道哪个年代)就在研究中发现标准石油公司不论从管理层、员工到全体工人的精神层面都相当贫瘠,我认为在现代中国,境况并没有比当年的标准石油公司好。就像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失望的评价所说:“我们的经济体具有非常强的生产力,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到达了有史以来的顶点,但是我们却成了一群紧张、受挫、没有安全感、充满了敌意与焦虑的人。”

对于大多数的个体,我们的幸福感在增加吗?我们觉得生活更好了吗?我不知道,毕竟总社会效益是很难计算和衡量的。而站在个体的立场考虑,则更是千差万别。至少,我们计算GDP的时候,从未将空气、水、阳光、家庭幸福感、工作满意度计算在内;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只对经济商品做出衡量,而对外部效应、公共商品、人的感受与意义往往采取亡羊补牢的态度——因为那不是重点。

霍布斯以来的哲学家认为,匮乏是竞争的前提,在古代社会,很多商品都是稀缺的,即使现代也如此,大家争抢石油、土地、名牌包包、美食,更不用说很多地位性商品:海滨别墅、小岛度假村、公司或大学的管理者地位。

而“新经济”让很多乐观者似乎预见了匮乏的终结:至少,信息作为一种新商品,永不会被耗尽吗!然而,信息激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很显然:发现有效信息的交易成本的激增,决策信息有效性的判断成本激增。

瞧瞧,互联网已经给了你们那么多!

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便是,我们花了更多时间去判断,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各种时间管理术的书籍登上畅销榜,大量时间管理、提升效率的APP被开发出来。在对“时间节省”进行成本及收益计算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效用。

金融从业者和管理者(大多数脑力密集型产业)必须要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任务,并且“随时在线”,无论是从家到办公室的路上,还是在享用一杯咖啡的间隙。正如瑞典经济学家Staffan Burenstam Linder所说,时间或将成为最稀缺的商品。

附近的消失

今天看项飚的《十三邀》,提到“附近的消失”。就像他曾经深入调查研究过的浙江村一样,过去,人的生活基于一个比较小范围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完成生产、消费、教育、医疗等各种活动;这个社区即他提到的“附近”,附近中存在着生活与关系,每个人与这个社区中的其他人都能产生比较深入的互动和联系。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典型的浙江村(温州某小镇)。在这里,所有的经济体都是以“人”为单位,以“人名”命名的。早上出去买菜,你会到自己熟悉的菜场,谁家买肉,谁家买菜,顺便与卖菜的阿婆寒暄几句;买衣服去xx家,买内衣去xx家;装修找xx家的木工,xx家的水泥;生病了,不会说去“某某”医院,而是说“xx家”看病,医生能数出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当然没有就诊卡和电脑上的医疗记录了)。

而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附近”消失了。我在初中小学的时候做阅读题的时候就读到一些文章,批判大城市的钢筋水泥,邻里间缺乏人情味。而十几年过去了,大概已经鲜有人再叹惋,大多数人已经以其为常态。住在商品房里,不会和楼上、对门的租户有任何生活交集,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不再拥有自己熟悉的饭馆,想出门吃饭,打开大众点评看看有什么高分餐厅,或者打开外卖APP五分钟逛完附近五公里的餐厅然后一键下单;我们不会像跟小饭馆老板闲聊那样跟外卖小哥聊天——他与你无关。

项飚说,这是一个时间压倒空间的时代。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是空间的放大和时间的压缩,我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就能知道千里之外的美国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迫切地想要了解NBA赛事的最新结果,今年的奥斯卡又花落谁家,却对眼前晚了五分钟的外卖而急不可耐。车、马、邮件再也不会慢了,技术满足了人类的懒惰,也消磨了人类的耐心。

为什么“附近”会消失呢?

德国社会学家Tonnies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提出社会组织的两种理想模式——“社区”和“社会”。在社区中,自然意志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相反,在社会中,理性意志占主导地位,其典型表现形式是政府官僚、都市社会、工业组织。当社会逻辑超越社区逻辑,理性自利意志将削弱传统联结关系,比如人情、宗教;人际关系从而变得间接、冷淡,朝着服务于效率的方向被理性所建构着。

伟大的作品从不仅仅谈论当下,而总是在预言未来。一百多年前的书,在今天读起来,却是如此真实。在Tonnies之后不久,韦伯接着分析了社会的理性化。理性主义代替情感、传统、价值观,成为一切行为的发动机,将人们桎梏在效率和社会秩序的铁笼中。

难道不是吗?今天,在人工智能的计算中,世界变得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技术给人“赋能”,帮助人们聚焦于利润,帮助政治家聚焦于权力,帮助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找真理”。

从附近原本的存在去深挖。“附近”的存在,维系了每个人在小型社区中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更多的是信任关系和亲缘关系。这颇有点像一类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小型社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影响,作恶者会因声名狼藉而被社群抛弃,因此人们为了得到附近人们的接受和尊重,会愿意维持秩序,并自然而然地形成合作。不同社群之间以地理划分界限分明,且有着强烈的集体意识。

而现在,地理隔绝被打破了,人们的生活不再依赖于小范围的人与事,而是与一个更大范围的空间和更大群体的人产生了关联,因此,小范围的集体意识被不断削弱,贴在人们身上的小社群标签被不断弱化。在小镇上,我们会称自己是“哪个村”的,但是在北京,我们会说自己来自“哪个省”,或干脆南方、北方。

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由商业关系很轻易地建立起弱连接,不再需要道德价值上的信任。你相信能在淘宝上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相信阿里巴巴公司和淘宝的平台对这家网店的认证,是相信快递公司会按照其规定的业务将商品送到你手上,是相信如果商品不好可以找售后的客服。这背后,有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在,我们相信的,是背后支撑着这套商业体系的两套机制:市场和法律。

此时,人们遵守规定和维护秩序不是为了得到附近人们的接受和尊重,而是为了维护商业体系,遵守市场规则和法律。在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人们不再需要“附近”了,同时,也不再相信附近了。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将最新最前沿的讯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主义从课本和课堂里走出来,融入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遵从历史沿革和传统习俗的一代慢慢淡出时代视野,年轻一代登上舞台:他们相信科学、相信逻辑、相信因果论,渴望颠覆传统,渴望创新。

同时,另一种更广义的社群诞生了。孕育于互联网,我们诞生了以各种标签命名的无边界社群,每个标签代表的是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甚至价值主张。在社交网站上,人们最热衷于谈论“他人遭殃了”的话题,从共同的被害者的同理心中找到自我安慰。当然,这种同理心基于“大家都过得很糟糕”的前提。在这个虚拟社群中,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也没有明确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非常稀薄的社交关系网络里,人们有的是一点仅有的可怜的外界认同感。

如果互联网上的虚拟社群能够取代现实生活中的乡亲邻里,那人的社会关系,比起过去,一定是更广了。但很显然,互联网上大多数人与人之间,即使相互点赞评论,也很难发生真正的关系。对于个体来说,大多数人是观众,是大白菜,是不需要姓名的,只需要鼓掌。由或者,争战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

我们回不去了。那,该去哪儿呢?

肉饼君的写作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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