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氏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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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效已過

膠州灣的夕陽

國小一年級,所謂的國語課,跟著蔣介石逃難來台灣的國語老師已經快退休了,她總是把「如果有一天統一大陸了,你們就可以回去看祖國雄偉壯麗的山河」掛在嘴上。那時的台灣還處處回望它的祖國,要用「反攻大陸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當成作文結尾,聽到或說到孫中山、蔣介石或是經國先生時,都得立正站好(還是起立敬禮?)。


1989年,娘隻身去了美國拿學位,國小三年級時我只好轉學到爸爸任職的學校,一下子從默默無聞毫無特殊之處的小學生忽然變成眾老師關注的焦點,靠勢的成了副班長,每天早晨升旗時,會帶頭走在自己的班級前面,踢著小正步,唱愛國歌曲進操場。

學運發生時,十歲未滿,放學一回家就守著電視,只有三台,轉來轉去,聽說崇拜的偶像們也都去天安門,我乖乖坐在電視機前面聽廣場上的大哥哥大姊姊唱自己也熟悉的龍的傳人,還把一些五四運動時產生的名言錦句,混雜著歌詞,在稿紙上編派出一首詩歌頌廣場前的大哥哥大姊姊,投稿到國語日報上。在大屠殺的前一天,我在全校面前端著報紙朗讀這首詩,連向來打人不手軟的湖南省籍導師都默默在台下流淚。

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年春天有個叫做鄭南榕的人為了爭取台灣的獨立自由把自己燒死了,倒是篤信自己是中國人,而且是命比較好的那種中國人,因為在台灣有民主自由,大陸同胞沒有。我還記得新聞畫面上有一幕,是要進去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被擋了下來,廣場上的人都歡呼起來,我也跟著歡呼,自以為自己見證了什麼偉大的歷史時刻。

然後我不記得柴玲為什麼哭了?好像還有一個絕食的學生因為昏厥被送到救護車上,接著,我再也想不起來到底六月三日和四日的任何事情?下一個清晰的畫面是那個穿白色衣服,手提塑膠袋的無名男子擋在坦克車前面。有人告訴我,解放軍開坦克碾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帳篷,學生們都死了。我目瞪口呆,心想大陸人真的很可憐,他們的政府好邪惡。


後來的幾年,我讀中國歷史、背古文背唐詩三百、千里迢迢從島嶼南方北上去故宮看五千年中國文化的精髓。我強記中國三十六個省份的文物風情,知道如果一個人要從廣州到開封,該搭哪條線的火車轉乘哪條運河。

那幾年侯文詠的有聲書正流行,聽他講本國地理課本上的其實都是歷史,而本國歷史課本上的根本是神話。我半信半疑,決定將來要唸歷史系,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哪裡人?

高中的這三年,那時候的中國正在喊口號改革開放,而台灣媒體早已經百家爭鳴,民進黨已經爭有一席之地,所謂台灣文學當紅,我參加台灣文學營、寫鄉土史報告、熱衷台灣本土政治、讀李敖各種批判國民黨的書系和黨外時期各人物的自傳,還在大學甄試的口試上對著一干統派的教授,就台灣是獨立於中國之外這個議題大放厥詞。

第一次民選總統,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終於成了我的信想,崇拜美麗島時代的異議分子,再也不相信終有一天有需要或是有必要回大陸解救所謂血濃於水的中國同胞。


又過了幾年,台灣島內終於盼到政黨輪替,台灣以外的世界則快速轉換,中國崛起了,百萬的台灣人去中國工作,全世界都想要學中文,應驗了上一個世紀的大人告訴孩子們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想當年這些孩子充滿願景,等長大以後才知道:中國人指的從來不是住在島嶼上的自己。

我們是台灣人。

在歐洲讀書的那段歲月裡,我總是這樣跟人自我介紹:我講中文也主修讀中國近代史,但是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些年中國人越要說我們是一個國家是一家人,我就越想跟他們分清楚。


最後一趟去中國,在零八奧運的隔年,從中蒙邊界一路南下,西安、北京、青島、上海、桂林、廣州,躬逢太平盛世,長途火車上所有的廣播節目,新聞到礦泉水廣告都在提醒鴉片這百年來的維新,中國終於既富又強。

從廣州市區到機場的路上,為了搶計程車撞掉了相機,沒企圖撿它,無論是兵馬俑、北京胡同、膠州灣、上海灘、還是陽朔山水,或者旅途上遇到的偷拐搶騙還是言語交鋒都不重要,我甚至聽不太懂中國人的中文,回程班機從白雲機場起飛的那一刻,中國歷史的愛恨情仇、中國的建國百年大業、中國人這樣那樣的際遇,我已經他媽的不在乎了。

(結束得很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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