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

这篇文章想写了很久，在实地的时候就想要把很多事情都记下来。出于一些保密的要求，有关样本的大部分信息并不能呈现，同时也会隐去相关的人名、地名等。

篇名化用费孝通老先生的书《行行重行行——中国城乡及区域发展调查》。

谨以此篇致敬农村工作者。

这应该算是人生中第一场正式的大型的田野调查。一个完整的社会调查一般分为五个阶段：选题、准备、调查、分析和总结，我也仅仅参与了其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整个项目的全貌并不能很好地勾勒出来。整个项目的名称是“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和“社区治理动态监测平台及深度观察点网络建设调查”，我的任务主要是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以及社区工作者进行访问，是项目中较为主干的调查部分，也是最复杂的部分。

这篇文章，我迟迟没有动笔，我还在思考，呈现给所有人的是应该是片段式的回忆还是总结式的概况，到动笔的这一刻，我觉得，一切的形式都不那么重要了，回忆和概况，都是访问的缩影，也都是投射进中国现实的一道光。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先生如是说。

在访员遴选阶段，我记得，我的督导问过我一个问题，意思大致是：我看你的简历觉得经历还挺丰富的，为什么要报名中心的这个项目。我记得当时我的回答大致是，“我想，我未来是会努力朝着学术的路去走，我想去看看中国社会的样子，这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情怀。”

也就是带着这份情怀，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在下实地前的一切准备阶段，我都是信心十足的状态。培训期间，督导们反复提示前路会有许多的艰难险阻，但在当时的我看来，无论怎么样的困难都是不值得一提的，总觉得一切都会是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即使有些阻碍也不足以让人打起退堂鼓。

但是我错了，我错误地估计了孤单、陌生与相对恶劣的环境带给一个人的影响，我是江苏地区第一个下实地的访员，由于样本地大多较为分散且大多数都是农村社区，所以我们五个人基本上是完全分开的，各自完成任务区内的任务。同时，五个人都不是当地人，我作为一个吴语区的土著，对于调查地区的方言更是一窍不通。在无数个与虫子搏斗的夜晚，我都会感念过去生活的美好，对夜晚产生抗拒。除了提前去实地摸底情况，一般说来，在实地的调查是应该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小组进行，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能够缓解个体在访问地区的不适应。但是由于完成培训下实地的时间不同，以及分散的访问地区，不得不采用分开访问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出于对一个孤单且任务量不小的大学生的照顾，当地的政府和各方都会比较配合；弊端就是要与相对恶劣的环境作斗争，与孤单和负面情绪作斗争。从进程上说，我没有遇到过较大的阻碍，督导戏称我为“天选之子”。我也觉得我自己已经足够幸运了。

我访问过许许多多遭遇飞来横祸的家庭，他们大多是因为医疗、教育、残疾等问题导致生活上的艰辛，他们往往是典型的农民，隐忍、克制、不善于表达，有些人保持着个人的乐观与豁达，尽力地在生活，也有些人终日浑浑噩噩，对着窘迫的生活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他们终日奔波在噩梦与重压当中，忍受着命运的无常。而在此之外，还有一群容易被忽略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在基层有一句话，“百姓百姓，百条心”，在群众眼里，社区工作者是他们的对立面，是管理他们的人，各种各样的意见层出不穷。基层社区工作者的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收入仅仅只能糊口，在身份上他们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夹在群众与政府之间，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往往会转移到他们身上，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我一直记得一个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在一个受访者因为问卷问题太细碎而生气大闹时，我求助她来解决这个问题。帮助我完成上一份问卷后，在闲聊中得知她满足困难家庭的受访条件，随即就选择对她进行访问。在开始访问前，由于到了饭点，我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方便面。她看着我吃方便面，一个人开始落泪，口中不断重复“这要被父母看见了得有多伤心”。我想，她一定是有菩萨心肠的一个人。在访问中我得知了她有一个重度残疾的女儿，脑瘫患者，为了照顾这个女儿，他们夫妻没有再生育。丈夫在外打工，而她就侍弄家里的地和就近找点儿活干，因为女儿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所以隔几小时就得回家帮助女儿解决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一开始，我就以为这是她亲生的女儿，在问到残疾人是谁在照顾时，我下意识先勾选了“亲生父母”选项再等待她的回答，结果她的答案是：养父母。之前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出生于1996年的孩子不是她亲生的。在那一刻我对她肃然起敬。在后续问卷的交流过程中，她说她觉得这个孩子跟她有缘，不能轻易结束这样的缘分，所以她跟她的丈夫没有再生育，辛勤工作，四处求医问药希望能够改善孩子的身体状况。我在想，当时的一个决定，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也改变了这个家庭。她是怎样得善良，在面对照顾一个重度残疾人的繁复中，没有磨灭最初的那份善良，保持了23年，并且将会一直保持下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渐渐地开始习惯这样与虫子搏斗的日子，开始习惯当地的方言，甚至于在一些场合可以说两句来提示受访者题目的涵义。在小镇上溜达，与小商贩、杂货铺老板娘、饭店老板对话，骑着借来的“小电驴”兜风……宛如一个“乡霸”，蛮横地闯入访地的生活，又在完成后悄无声息地离去。或许我们不该过多介入被访者的生活，但是在访问过程中，我时不时会根据我所知的信息去告诉他一些获得帮助的渠道，又或者在言语上宽慰受访者。在培训的时候，督导说，她听过一个受访者这样一句话：“也许除了我的家人，你们是最了解我的人了。”对于生活的压力与隐痛只有在我们这样的陌生人面前，才能更好地袒露，而我能做的便只有倾听。

在出发之前，我个人以为我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大地。但在实地接触到的一些样本，已经超出了我能想象的情况。众所周知，媒体的报道并不一定完全真实，所以我也没有完全相信（几乎从不相信某些媒体）报道的情况。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一词，这是指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也就是说，网络的发达并不会让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的世界，相反，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个虚幻的印象。下了实地，我才觉得，在很多的数据上，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是江苏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与我的家乡相比，着实存在着数十年的发展差距，这也是接触的当地政府领导的原话。以此再推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真实情况，便可以窥探一二。在不断的接触受访者的过程中，我愈发觉得这个社会是两个世界，而两个世界之间是割裂开的，我们眼中的困难人群与真实的困难人群之间隔着媒体以及背后的“老大哥”，在这种天下太平的粉饰和偶然事件的报道中，我们逐渐脱离大地。在我的访问中，我不止一次提醒困难家庭的受访者面对特定困境的时候，政府是提供特定的帮助的。我以为是基层的社区工作者存在问题，但在访问社区工作者时，他们也不清楚许多的政策。信息在此间的流通是闭塞的。这样的地方在全国并不少见，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他们在快速发展的舞台上，但是站在幕布之后，在黑暗中，在被幕布遮盖的角落。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是参与民政部项目，未来我个人完成的一些田野调查，无论这些受访者的情形如何，数据怎么样，最后，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写出了反映受访者这个群体的生存现状，这些文字也大都只会被学界看到，我该怎么去面对那些放弃了一部分休息时间，努力理解一堆专业名词，并且眼含期望的普通人民……幸好，这次的结果并不会让人无助，即使时间周期会比较长，我们所有访员的脚步丈量的土地，都会根植进希望的种子。即使生活艰难，但生命蕴含其中。

但是其他的调查呢？仅仅是个人获利的工具？

我们还是脱离土地已经太久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