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歌頌的自由

《國歌條例草案》如期在立法會進行首讀和二讀，眾志青年再闖公民廣場，掛上寫著六個大字的橫額——「不歌頌的自由」，意在宣示這種自由即將失去，也在表達他們「人權大於主權，人民大於國家」、政府不能以國家主義來鉗制個人自由的主張。想到緊靠一旁的立法會裡梳好油頭、正襟危坐的立法會議員，不敢掃台、不再衝撞，甚至起身抗議者都寥寥可數，《國歌法》即將在這樣一眾代議士面前輕鬆通過，二者對比，實在諷刺。

歌頌本身就是個極具極權主義色彩的詞。忠於某人某事業，是因為對方身上符合並寄託著自己的人生價值或社會理想，並且自己堅定地認為這種價值和理想是正當乃至神聖的。信仰本不需要歌頌，但若信仰的對象發生改變，它開始蠶食那些好的價值，就應該被唾棄。當一個社會興起歌頌的思潮，不是這個國家變得偉大、政府值得信任，而是這個政府管治下的民眾變得愚昧，願意把自己的權利向公權力拱手相讓。

DQ民選議員，剝奪的是香港人政治參與的自由；拒絕朱凱迪參選村代表，拿走的是香港人不反對（港獨）的自由；《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則是讓香港陷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先的極左浪潮，犧牲香港人不歌頌的自由。言論自由的精髓在於人民擁有表達支持亦有表達反對的權利，香港人對國歌表達的不認同，正正是因為政府對香港自由民主之失視若無睹，對政制承諾怠惰因循、佯為不見。限制表達自由，最終會讓民怨再次被帶上街頭。對民意的堵而抑之，凸顯的是港府的管治低智。

當一國的自尊與被尊重需要靠立法和強制力實現，只會表明權力開始不被公眾認可，當有更多人懷疑和反對，就要用更加嚴苛的峻法去限制民眾發聲和反抗。自由其實不是民眾的精神支柱，自由是當權者存活的最後一根稻草。一個政權想要通過各種方式禁止言論自由，只有三個解釋：一是它過去做了壞事，怕人們提起；二是它正在做壞事，怕人們批評；三是它準備做壞事，怕人們揭露。總之，禁止言論一定與壞事有關，絕對不是好事。華盛頓警句百年，卻猶言在耳。

而那些熱衷歌頌的，看似識時務的，往往是最容易背叛的人。因為高調歌頌，就是不要尊嚴地表演自己的忠誠，既是表演，尊嚴也不值一毫，就意味著絕對不會忠誠。因為要靠歌頌麻痹當權者和自己，他們惶惶不安，他們害怕出事。這就是所謂的「中國邏輯」：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他們用謊言把自己包的嚴嚴實實，卻在主子面前脫得一絲不掛，是在說給他們聽：我是自己人，看在我一片忠心的份上，我的那些事，能不能就算了？這樣的人，香港還少嗎？

末代港督留給香港人最後一句話至今仍迴蕩在香江兩旁：「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當議事規則被修改、泛民補選慘敗，立法會的現狀已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可歎的是，那些之前喊著反對國歌法的人在權力面前也最終妥協，議會泛民召集人毛孟靜說「原則上不反對《國歌法》立法」，因為害怕秋後算賬，害怕一鋪清袋，害怕選舉主任下一次DQ犧牲自己。跪低先有得選的遊戲，跪低才能玩落去。這時再看在外拉著「不歌頌的自由」的青年人，又有幾個大人會略感羞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