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diver

怀疑太过肯定的答案。

谈感性力量

外国新闻报道(Foreign News Reporting)的第一堂理论课上,一张充满未来感的PPT封面被投在白墙上,上面写着:2023年,你在做什么?

我的老师在北京机场拍下这张照片,用后期技术呈现了一种有点可怕的未来感。(图:Dr David Dunkley)

我想了想2023年的我,大概率是蜗居在大城市,做一份不咸不淡的工作。那个时候5G应该普及了,下个电影应该只用几秒钟,在地铁上能用手机操控家里的电压力锅煮饭。AI会管理我的心率、睡眠乃至性生活的频率,也会在我低落的时候说几句好听话哄我。

也许会有下一个微信、微博和抖音,只不过上面的故事会更碎片,更奇情,更超越当下的认知尺度。人们寄生在数据编织的网里,在时间的深海里一点点上升。所有人望向头顶,望向那美丽新世界的光源。那里,是人类被俘获的终点。

2023年,人类置身的那张大网,会把自己拉到怎样的高度?那时,人类离美丽新世界还有多远?

课堂上,我的那位黑人老师,目光低垂。他说,新闻业已处在危机之中,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他自己正在做影视新闻(cinema journalism)方向的尝试,还是一个活跃的blogger。在Medium上,他动辄发上千词的文章,也不管学生读不读得懂那些晦涩的表达。

我和他,都是被感性力量推着走的人。虽然他过于天马行空的讲课方式让我很讨厌,但我至少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不要刻意抗拒感性的力量。要去接纳它,发掘它,并且自信得体地运用它。

尤其是在这个过于推崇工具理性的年代。

 

我以前只觉得,感性是一种情绪,人格,或者选择。但来到英国后,我发觉它可以是一种力量。它不像理性力量,需要用严密的思考去唤醒。往往是在一些没有设计的瞬间里,它会不期而至。

有一天,我去家附近的一个跳蚤市场找新闻故事的灵感。正准备找聊天对象的时候,一个看上去30多岁的男人叫住了我。他问我,是不是中国来的。我说是。他说他在北京住过几年,还在那里认识了女朋友,准备今年圣诞过去找她。

我们聊了北京的一些地点:五道口、798、劲松......他说他最喜欢劲松那边的旧市场,他自己去那边摆过两次摊。他还讲起自己有一次去草场地艺术区(位于北京郊区),被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打量,他觉得不爽,就盯了回去。

这位喜欢共产主义世界的朋友

他喜欢北京的人情味,尤其那些旧旧的破破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很强。他还问我,这是不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特征。我倒是觉得,英国这边的社区更像是社区,毕竟人们能更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拥有更完善的公共空间,也有更多的NGO在凝聚个体的力量,让更多人找到归属感。

我们的背景几乎没有相似点:他毕业于圣马丁学院,沉迷于拼贴画(collage)的世界,在北京、台北和胡志明市生活过;我是一个转到新闻的小语种学生,没有什么沉迷的东西,人生的前22年都在北京度过,来英国留学才算是第一次挪窝。

不过,我俩算都是试图逃离本国意识形态的人,还很凑巧地逃到了对方的国家。我讨厌的集体主义,恰是他着迷的;他厌恶的个人主义,恰是我想要的。

我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有采访任务在身,也许还能聊上很久。我当时对他的想法有无限的兴趣。西方世界总把中国描述成铁幕下的国度,甚至很多时候我也深以为然。我总觉得中国社会对普通人不太温柔,人们的福祉甚至是尊严都太容易被宏大的叙事遮蔽了。但他喜欢中国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紧密的联结。家族成员之间,街坊邻里之间,那种东方式的热络和真挚,的确很难在西方社会见到。

我们跑到对方的国度里寻求某种生命维度的完整,或者完成某种自我疗愈。我们都好像被感性的力量推了好远而不自知,而它们在这个小小的跳蚤市场相汇了,很奇妙,很温和,像是给各自满溢的茶杯又添了一勺粉,让其中的香气又浓郁了一些。

后来,我把我写的故事发给了他。他说,如果我明年回北京,一定要告诉他。

他做的拼贴画着实好看

11月中旬,学院组织了一次study trip。大巴行驶在威尔士中部蜿蜒起伏的公路上时,我以为自己到了天堂:零星的羊群,慵懒地点缀在看不到尽头的原野上;明丽的小房子被低矮的围栏环绕;远山披着雪顶,绵延的曲线像是时间织出的五线谱。

感觉这里像是一百年没见过枪炮和流血。大地的颜色是素净的,见不到伤痕。

一个地方的历史,大抵能从它土地的颜色和褶皱看出来。飞英国时,我透过飞机的舷窗,见到了中国和亚洲腹地,目之所及尽是棕色的丘陵,飞得越久越见不到植被。中亚几乎看不到什么有规模的城市,大地上有数不清的褶皱和裂纹,有湖泊和河流的地方才能看见一些城镇和村庄。

但一到了欧洲大陆,特别是到了英国,大块大块的绿色开始出现。能清晰地看到高速公路,小房子和布满植被的小山。我脑海里一直响着第一次读《简·爱》时,学到的英国的旧称——阿尔比恩(Albion),一个和这片土地一样明丽的名字。

威尔士中部

在英国待得越久就越发觉得,造物主是真的偏袒这片土地吧。我不了解英国的历史,但我推想这里没经历过太恐怖的事情,比如文革下的中国,比如被苏联军队蹂躏的喀布尔,比如苏联解体时中亚诸国对俄罗斯人的血腥驱赶。这种规模和量级的民族创伤,这种强权力量对个体的系统性碾轧和屠戮,英国人可能没什么概念。

这让我想起何伟在《江城》里写的一个场景。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何伟在楼道看到一个老教师在抽泣。他经历过文革的恐怖。如果没有邓小平,他一辈子都会活在屈辱当中。他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说:“我们自由多了,真的自由多了。”但对于何伟这个美国人而言,他很难理解90年代的中国,那个政治口号和集体教条依旧响亮的年代可以说得上自由。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恐怖年代的人,自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尽管那一点点自由可能在何伟眼里不算什么,毕竟他出生的国度,这一切早就齐全了。

 

很多时候,我理性地区分“民主”和“极权”,“自由”和“封闭”,并把它们赋予给人群,事件和地域。但当我更习惯被感性的力量推动时,我越发觉得,区分这些名词只会让观点极化,并加强浅层认知。

不温柔的社会,也酝酿得出温柔的故事。就像是不自由的空气,也憋不死努力自由的人。讽刺的是,我总是口口声声反对宏大叙事,但也一样被它遮住双眼,看不到它下面微小的鼓动。

我的故土不是一片被保佑的地方。它有很多伤痛,并把它传递给了很多代人。有些伤痛,大概永远也无法抹平,就算它的国民有朝一日可以像英国人一样富足安稳。

但我来这边越久,越能清晰地感到,那些埋藏在记忆中的痛感和挤压,是我的财富,甚至是一种特权(privilege)。相比在自由世界出生的人们,我也许更懂温柔和自由的重量。我也想把这份重量带回去,让它好好地砸在地上弄出些声响。

我坚信,所有的稀薄,让我们更努力地向丰饶靠近。而能实现它的,便是我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感性力量。

也只有这种力量,才能连接更多人而不是分散,才能打得穿偏见而不是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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