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diver

怀疑太过肯定的答案。

读《好奇心日报》的“北京故事”:空间真的在连结我们吗?

北京街景

知道《好奇心日报》要做一个“北京故事”的系列,我十分期待。一是这家媒体被关了N次“小黑屋”,经历了裁员和重组,在如此严苛的审查环境活了下来,着实令人庆幸;二是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这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是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很想知道它会被如何拆解。

读到现在,有以下几点感受:平淡,随意,接近白描,质感就像夏天时飞机拉过一条白线的天空,颜色很浅,带了点淡淡的忧郁。

很少有媒体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接近北京。想想GQ写过的后厂村,30万白领的孤独在此处交织,你能看到这个横亘在五环外的神奇场域,不仅吞没了生活的想象,甚至还负责销毁欲望,但你又惊讶于文中每一个人微弱、渺小的挣扎、反弹、不甘心。或者再想想那篇十分经典,被业界称为“密恐式写作”的《北京零点后》,用密集出场的人物和数字表现了城市的脉搏感和流动性。但这些似乎都被《好奇心日报》摒弃了。故事的冲突性,写作技巧,表达的张力,统统被淡化。

写人们跳广场舞、玩滑板、在大太阳底下拉生意,是有风险的。人们强调刺激,追捧名流,质朴的故事自然就没什么市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在追逐名流和大公司的舒适圈中打转时,《好奇心日报》已经开始了一项了不起的实验——为中国的城市写日志,真真切切地去描摹那些没什么离奇故事的普通人。

有一点发现:几个以年轻人为主角的地点(如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中关村广场)我基本都去过并且熟悉,而大部分以中老年人为主角的地点(如东单公园、唐家岭、首钢园区、方家胡同)我基本都没去过并且毫无概念。这让我感觉很神奇。一方面感叹北京真是大到让人陌生,另一方面又感叹空间与人群的关系是多么微妙。我可能和几百万老人共享一座城市,但并不共享空间。

就像东单公园里,见过风霜的同性恋者仍然飘在“浪骚亭”,去等待一个“朋友”而不是“恋人”。我能感到那个封闭年代砸在他们身上的雨点,已经快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他们记得公共浴池,记得公厕墙壁上的陌生号码,记得对方对自己说“想做个正常人”,记得千千万万次时间凝固的样子。当我在三里屯的一家同志酒吧微醺,看着眼前穿亮片衣服的变装皇后开始和人群斗舞,大概不会想到几公里外,可能会有一个失落的中年背影,倚着公园的亭子抽着烟。

就像五环外的唐家岭,或者无数个散落在地铁终点站周围的睡城,十点钟还有手抓饼和烤冷面,路边的树只有碗口粗,大妈的广场舞或者大爷的抽鞭子是为数不多能听见的声音。我去过几次这样的地方:突兀的整齐划一的住宅楼,配上方圆数公里的荒地。这种空间莫名会给我一股强烈的征服感和压迫感。找点好吃的?没有。找家咖啡馆?没有。找个健身房?没准有,但说不好一个月就倒闭,老板卷钱跑路。就是那种彻彻底底被生活打败的感觉,只能在这里有张床,有个窝,但没什么可以给肉体和灵魂赏赐的地方。它过于临时,过于体现和暴露功能性,因此显得十分单板。我不喜欢这种没有想象力的空间,心想着自己要是住在这种地方早晚会疯掉。但是,千千万万北漂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忍受着长时间的通勤和拥挤难闻的地铁公交。我厌倦的空间,就是他们每天超负荷运转后,唯一能释放点自我,或许还愿意称之为“家”的地方。

上周我去一个社区文化中心,采访了它的运营者,一个做了很多年草根文化运动(grassroot cultural movement)的艺术家。她说,在英国,艺术表达和艺术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似乎被限制了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白人、中产阶级、富人聚居区。这也让我去思考,中国是否也如此。

艺术也好,拥有充分表达的空间也好,注重想象力的景观设计也好,它们的通道似乎真的只对一小群人敞开。拿北京举例,良好的文化和空间资源只集中于少数区域,在它们以外实际上是大片凋敝的社区和空间,在其中活动的人群也是隔绝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中产和低收入者,本地人和外地人,乃至于亚文化内部裂变的人群......私以为,北京的空间并没有有效地连接个体,甚至是在创造分裂。而城市的诞生,其本意不就是连结更多的人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未来,东单公园的同性恋者不必只委身于“浪骚亭”,而拥有他们的酒吧、歌厅、球场和养老院;还有那些每天坐到地铁终点站的“钟摆人”,可以在家附近找到一个文化中心,可以社交,可以打球,可以学习画画,可以带小孩来学乐器......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未来,好的空间不等于明亮的玻璃幕墙和充满几何感的室内设计,而是不起眼的小胡同里老年同性恋喝酒聊天的吧台,是五环外,六环外一个小小画廊的一盏灯。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未来,空间能丢掉看不见的“墙”,可以追着想象力的光,跑到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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