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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Matters 年度问卷 - 写在年末的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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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能是有考试恐惧症,于是把答卷写成了流水账的文章;再或者,很多问题都是纠结缠绕在一起的,所以好难都分开成独立的回答...


1月底国内疫情肆虐的时候,我还在印度新德里,在一家公共卫生新闻网站做关于中国的报道专题。

一边是隔着时差和物理距离,只能够透过网络所感知到的,彼时还像炼狱般的武汉。除了写稿之外,我还热衷于和微信群里里的小粉红和统战大叔打嘴仗。我一向不大喜欢在群里发言的,而各式各样的微信群里,大多数时候,大家也都很清楚,“莫谈国事”。

可是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东西似乎一下子不一样了,“问责”和“发声”好像短暂的成为了公民的权利。而在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一夜,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悲伤以及慷慨。这样一种滚烫而热烈的情感流动在心里的感受,和2010年的时候,经历了动车事件和舆论监督的情绪变化一摸一样。我的朋友圈在那一夜变成了一个祭奠的灵堂。哀悼的,也不仅仅是吹哨人。 

可我很快发现我的朋友圈是个被精心打造出的同温层。我当然是建造者之一,和我有同样教育和工作背景,三观相似的小伙伴们,当然在我的好友圈里;但微信的机制却在非常微妙的让大家自说自话:不是好友的评论你看不到,不是好友转发的文章你也看不到。

真正的分歧,都发生在微信群里了,对我而言,那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撕裂。是我醒了,就觉得太多人还睡着;还是我也睡着,只不过在做一场春秋大梦?

另一边,是新德里旷日持久的游行。那时由于莫迪政府颁布的新公民法,侵犯到了占印度人口百分之四十的穆斯林,于是穆斯林的妇女们发起了静坐占街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游行方式。

我听在新德里的印度朋友诉苦,莫迪政府多年以来削弱其他制衡机制,控制媒体,制造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冲突,让印度本就分裂的社会,裂痕越来越深。

在印度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巴桑提的颜色》。讲的是面对腐败横行的印度社会,5个年轻人从心如死灰到激情昂扬,从明哲保身到策划刺杀国防部长的故事。

那时,我想的是,这个国家人均月收入在1000人民币以下的,绝不止6亿人;首都新德里的街头,就像80年代的北京;这个国家曾有严苛的种姓制度,至今依然余毒未尽... 但是,《巴桑提的颜色》这样的电影,并没有被禁。不仅没有被禁,还是多少人力推的佳片。


我在印度一直待到3月底。经历了被困印度,最终做德国撤侨飞机离开的狗血剧情之后,我在4月1日回到了柏林。

我立刻就投入了工作,在空空荡荡的市中心波茨坦广场做了一个关于德国疫情报道的出镜。我穿了件黑色的正装,带着蓝色的口罩,在镜头前面只露出一双眼睛。

只听得到声音,但却看不到任何的表情。我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镜头转向了广场上一群鸽子,飞起,又落在机动车道上,不问世事的东啄西啄。

 疫情像一张大网,哗啦啦的在欧洲的天空铺展开去。笼罩在这片曾经经历过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大陆之上。

 而在2020年都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这张网也越收越紧了。

 这八个月,我在柏林,制作了大约60条与疫情相关的新闻,其中10条与经济状况恶化相关,7条关于疫苗,10条关于防疫措施... 还有4条,是关于德国的抗议游行。场面最大的一次,超过3万人走上柏林的街头,几乎闯入了德国议会。

 我采访了极左派无政府主义的代表,采访了极右翼,采访了不代表任何党派的路人。他们给我讲述了各种各样对病毒,对政府的怀疑。有人觉得新冠就和流感一样,政府小题大做;有人觉得默克尔和德国首席病毒学家罗泽斯滕沆瀣一气,帮罗泽斯滕卖测试剂赚钱。

 当我问到,政府为什么要冒着经济一阕不振,税收大幅减少乃至国家停摆的风险去“制造”这样一个关于病毒的骗局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给出一个答案。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他们(政府)在掩盖什么”。这是一个我常常听到的答案。

 我站在街头和反封锁政策的组织之一“横向思考”的一位女士创办人聊天。她谈吐优雅,衣着得体。静心挑选过的绿色羊绒帽子,和她透亮的绿色眼睛相得益彰。

 “我们都是正常的公民,我们不都是想法激进的疯子。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的媒体都把我们当做无知或者无赖”,她说。“我们应该被容许有发声的平台和渠道”。

 我一度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抗议。而我在和一个朋友的朋友经历了一场关于疫苗的辩论之后,发现我们无法说服彼此。我和他都不是生物学家,我们争论的原材料,来自别人的研究和发现。而这些材料,是符号化的科学语言,我们作为外行人其实无法辨别真伪。我们只能去相信。因此我们是在用所谓的“符号真实”而非“经验真实”在交流。而这样的符号真实,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越来越不真实。

 当情况超过人们的理解范畴之后,就很容易产生阴谋论。科学有时候很难理解,但人心,却好像人人都有办法揣摩。

 再不久后,德国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90%以上的人群是反对在疫情期间大规模游行的。

 那超过3万人的游行在电视节目上看起来好像很震撼,好像德国一夜梦回到上世纪40年代;但可以知道的是,每一个对政府政策不满的人都可以走上街头;而若是有3万人在游行,那可能不满的人数就真的是这3万人,并且会登上各大新闻头条。

而德国人似乎也并没有很怕死。“不自由,毋宁死”。

 我在8月的时候,趁欧洲两拨疫情的谷底,去了趟捷克。

我读了一本书,了解到一位早该认识的伟人,捷克的第一任民选总统 - 哈维尔。

我走在查尔斯大桥上的时候,路过的人行色匆匆,面无表情。而我也木着一张脸,对来来去去的人们报以毫无意义的一瞥。 

可我心里波涛汹涌,翻江倒海。我突然明白自己再无法变成曾经的自己了。我看透了一些自己曾经并不想看透的事实:我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的谎言之中。

不仅仅是我,而是几乎所有中国的媒体人,政治家,学者,若是过得体面,或是没有面临牢狱之灾,那么就都在参与一个庞大的谎言,一个被哈维尔早在几十年前就分析得极为透彻的,由后极权制度所构建起的谎言。

我们把谎言当做厚黑学,当做求生指南。 

而当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法活在真相中的时候,去哪里寻找慰藉呢?如何能够与自我链接?

哈维尔说,要活在真实中。

“爱大于恨,诚重于伪”。


德国一进到11月,就见不到几日天光,云层厚的很。像一个旷日持久的阴天,一直到来年四月份才会日出。而往年的圣诞节,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总有各式各样的圣诞市场,热红酒摊儿散发着肉桂的香味,混合着糖炒果仁的甜味,咖喱肠儿的肉香味和德国酸菜的酸味。圣诞树的灯光照得整个城市都亮亮的。

我总觉得有种莫名的不和谐。冬天似乎就应该是灰暗的,冰冷的,毫无尽头的,像命运的底色。而整个城市应该在冬天的时候就这样缴械投降,接受命运的不可抗拒,陷入沉寂和思考。

因此今年的冬天,就仿佛特别合理。灰暗,冰冷,毫无尽头。 像迪士尼动画的开头:一个从小爹不疼娘不爱的大反派博士发明了一种病毒,于是从天而降的灾祸临城,家家户户都缩进了自己的屋子里。而在4月份到12月份的漫长的八个月中,我眼前总有这么个画面, 像一个迪士尼动画的结尾:乌云终于散了,每个人都打开家门,走到了街上,爸妈牵着孩子,扶着老人,一起看初升的朝阳染红了整个街道。  

我的2020,和太多人一样,有很多的时间是在想象和等待中过去的。  

「等待。阿,人的生活充满喜怒哀乐等种种感情,但这些感情只占人们生活的百分之一,其余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不是吗?我心急如焚、望眼欲穿,等待着幸福的足音在走廊上震响,整个人似一具空壳。啊,人世的生活过于悲惨。或许大家都在思索,假如自己没有出声就好了,可惜这悲惨已经是摆在眼前的现实,然后每天每天,从早到晚,虚无地盼望着什么,实在可悲至极。不过我却认为降生于斯世真好,阿,我要尽情地享受生命,享受人世。 」

<<斜阳>> 太宰治 

今年在采访一位新闻界的前辈时,她说,她似乎时时刻刻都在Beta mode,所有的项目如此,人生的状态也如此,总是「未完成的」,因此她时刻准备着。

采访郭晶时,她也说,2020年,她学会的是与不确定共存。

我一直对于「确定」和「完成」有某种执念,因为能带来些许的安全感。而在经历了种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生剧本之后,开始知道「等待」的重要性,知道能够平静的「等待」对人的要求有多高。

这种「等待」的定力当中,还包含着对于「不完美」和「未完成」的接受。可能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件半成品了吧,知道人生的尽头都是的。Check List 上永远会有打不完的对勾,永远不会「如果能够怎样」,就「怎样」了,就可以停下来了。不可以的。因此要全然的享受当下,而这种当下又是动态着的,在各种动态之中维持着一种平衡。无一刻不是在变动着的,无一刻不是未完成的。 

今年已经快到了尾巴尖上的时候,还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很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究竟有多普通。

而我似乎,在这一年就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真正地接受自己是一个,并且将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 

而这是我在今年这个魔幻的年份,能够习得的,最好的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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