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
許寶強

許寶強,近年主要促導民間共學,研究香港教育、文化經濟與情感政治。著有《情感政治》、《回歸人心》、《缺學無思》、《常識革命》、《限富扶貧》等。

講錢「不」傷感情 資本主義的情感邏輯

文己翎、葉子盈、李浩鈞、許寶強

如果說,當代香港人每天都離不開「錢」,大概不會有太多人反對。「錢」圍繞着我們生活中的每一部分:返工為錢,車費是錢,交租買樓、行街購物都要付錢,生老病死也需要錢,甚至到「黃店」作「良心消費」,也得用錢。然而,儘管我們極為依賴金錢,但仍會久不久質疑人生究竟為何而活:只為追求物質財富?還是應追求命運自主,抗拒「搵錢大晒」的當代經濟邏輯?以金錢作為運作中心的資本主義,是萬能的制度,還是萬惡的根源?黃色經濟在強調良心消費和在地生產的同時,需否挑戰只能依賴金錢作交易媒介的運作方式?鼓勵多到黃店消費、壯大黃圈財力,會否同時強化由貨幣主宰的經濟體系和價值觀念?

悉尼大學政治經濟及社會理論教授Martijn Konings的《資本主義的情感邏輯》(The Emotional Logic of Capitalism: What Progressives Have Miss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提出一種結合政治經濟學、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或許能有助我們回答上述的問題,重新思考情感、金錢與社會的關係,理解新自由主義運作所依賴的民眾狀態,以至尋找與政權專制親和的壟斷資本主義抗爭的方向。

一.進步知識分子或左翼的盲點

《資本主義的情感邏輯》的副標題是「進步知識分子的遺漏」。遺漏了什麼?就是資本主義的情感面向。Konings的批判對象主要是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他們對資本主義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和接受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嵌入」學說和「雙重運動」的左翼知識分子。曾修讀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經濟學或經濟人類學的朋友,看到這裏,大概能了解作者的理論視角和野心。

Konings質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博蘭尼的經濟人類學,認為這些理論固化了一種左翼觀點,這觀點假設經濟或金錢對民眾產生不利的後果,主要是令人失去批判性——將金錢視作一種拜物的圖騰,後果是完全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宰制。但是,Konings認為,經濟其實是一種情感活動,當中民眾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他們與金錢的關係,相對有獨立的自主性,而非被動地接受經濟邏輯的操弄,換句話說,民眾與金錢的關係,遠比馬克思主義或博蘭尼的理論所描述的複雜。Konings指出,當民眾無辦法直面或解決造成他們生活困擾的根本問題時,往往會務實地轉向從既有的主流體制或統識(hegemony)中尋找可利用的資源,而非嘗試直面根本問題或尋找解決方案,因為這樣比較有機會能在短暫時間紓緩他們的當下困境,儘管這樣做其實轉移了根本問題,甚至由於投入主流體制或統識,進一步強化造成他們困境的成因。

書中提出一個有趣問題: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體制下,出現過多次金融危機,為什麼群眾沒轉向支持左翼進步論述(如馬克思和博蘭尼學派),反而傾向維持現有體制?Konings指出,傳統馬克思主義在分析金融危機時,往往只是批評當代資本主義鼓勵不理性的消費,導致民眾膜拜商品;又或是指出資本主義不斷追求增長的運作模式,最終必然引發內部危機;而博蘭尼一派的學說則補充,當資本主義出現危機,社會的自我保衛亦會同時出現,透過民間反抗的力量,調節已經失控的「市場經濟」。

然而,Konings觀察到,即使經歷多次金融危機,民眾並未如傳統左翼想像般抗拒或摒棄當代資本主義。相反,經濟危機出現之時或之後,大多數人往往仍會繼續支持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願意接受緊縮措施,甚至接受減少社會福利、支持政府救市,以維持「市場」繼續運作及希望渡過危機、回復舊貌,而非從根本上質疑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更遑論尋找另類經濟取而代之。Konings進一步指出,當金融危機未能促使社會/經濟體制徹底改變時,左翼或進步知識分子很多時只會批評群眾不懂反思,卻不去質疑這些左翼的論述為何未能滿足/回應群眾的需要/處境。

不少左翼一直痛恨民粹/右翼,認為民粹/右翼誤導和迷惑民眾,但Konings提醒我們,至少在美國,看不清問題的其實往往是左翼或進步知識分子。他指出,在危機的社會脈絡下,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實際是透過高舉個人獨立和自助精神,嘗試回應民眾的緊張焦慮情緒,及隨之而來「急於尋找出路」的欲望。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並非止於加持純粹的個人主義,更容許個人將獨立和自助精神加諸他人身上,變成每個人都應負上的責任,使接受這論述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責任感,並衍生出應該並能夠獨自解決困難的感覺。雖然《資本主義的情感邏輯》以當代美國作為寫作背景,但這種有關個人責任的論述,在香港亦很容易看到,例如那種批判「綜援戶公屋家庭外遊消費」的說法。

民眾求什麼——方便的出路 方便的鎮痛

《資本主義的情感邏輯》用上不少篇幅談論當代美國十分普遍的「借貸」現象。Konings指出,美國左翼往往以宏觀角度批判借款者是依附於官商勾結的吸血鬼,對他們全盤否定,並認為美國長期透過借貸維繫的經濟,難以產生正面能量或引導民眾走往正確方向;相反,新自由的論述卻清楚掌握在既有的資本主義脈絡下,民眾對金錢的渴望及願意冒險的心態,成功地將他們對現實的困惑和前/錢途的焦慮,以及想盡快走出困局、回復「正常生活」的欲望,轉化為重投新自由主義運作的能量。這也是為何危機出現後右翼往往能不斷壯大,左翼卻愈來愈失去支持者。換句話說,Konings批評不少傳統左翼論述只是從外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問題,卻無正視民眾在現存體制下的情感狀態——一種活在危脆社會(precarious society)中、令人容易焦慮(anxiety)及渴望快速走出困局(quick-fix)的情感狀態。

在當代香港,我們經常會聽到人說「香港人沒有壓力才是不正常」這類講法。試問有多少港人真的在當代資本主義體制下感到自由自在,完全享受生產和消費過程、追求財富的不斷增長?還是無時無刻面對不同的焦慮:或在學校職場上激烈競爭、工作不穩定、入不敷出……?造成現代生活的創傷經驗,往往源於一種體制或結構性力量,一種不易察覺的根源。然而,由於民眾難以快速地徹底改變造成他們苦難的社會制度,甚至缺乏理解問題根源的視野和能力,自然無法徹底解決問題、克服焦慮,只能傾向以既有的支援及治癒網絡作頭痛醫頭式的回應,而由於既有的支援及治癒網絡往往建立於既有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傾向接受新自由主義統識(hegemony),因此很可能會鞏固形成問題的根源,或讓問題不斷積累。換句話說,民眾在快速尋找短暫紓緩時,往往會再次回到造成他們痛苦的體制和認知框架中,或某個背叛民眾需求的社會安排中,希望找到治療創傷的方法:例如嘗試以新的例子、新的連繫、新的敘述,建構一種回應我們焦慮的語言,而這些語言基本上服膺於既有的統識秩序,提供了紓緩效果,同時令我們對一些問題視而不見,或選擇性地把視野投向已被置換的問題,從而將原先的問題根源掩蓋。換句話說,這有點像以美沙酮應付海洛英上癮,處理的並非根本問題,而是主體的即時身體和情感狀態。

新自由主義:正能量願景 「看不見」別人

傳統左翼將問題聚焦於權力不平等及階級,視人們為公民而非消費者,提倡民眾應當覺察制度及結構問題,重視民眾作為能動者(agent),可以及應當組織起來重奪權力,故此責任(responsibility)落在每個公民身上——儘管對大部分人來說,重奪權力、改變社會體制和結構都是遙不可及的任務。相對而言,新自由主義深明民眾不喜歡被提醒他們每日身處其中的當代生產關係下的血淚辛酸,更討厭承認自身受體制宰制下的無力,抗拒自貶或內疚等情緒。因此,新自由主義論述側重於一種「美好的願景」:民眾可以(並應該)為自己的將來負責任,循此就可走出困局。這種有關個體「責任」的論述,希望讓民眾不再為自己的無力感或內疚而困擾,而是透過回歸自身的改變,或要求他者(尤其基於言語或膚色或宗教而較自己更弱勢的人)承擔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因此新自由主義較左翼更為「積極」及有「生產力」,為民眾帶來一點能量和希望。

Konings進一步分析,自由主義論述並不處理產生集體焦慮的根源問題,而是嘗試給民眾提供迴避同理心的方法,為他們提供內在的舒適感或安全感。新自由主義論述讓民眾從「我理解你的處境但不予同情」,進一步轉化成「我根本不想理會你的觀點或需要」,也就是從聽而無感轉向徹底的漠視。Konings指出,「不予同情」(denial of empathy)與「漠不關心」(lack of concern)是兩碼子的事,前者意味我們縱使撫心自問、易地而處,也不可能改變什麼,但後者則意味民眾根本不會亦不打算思考他人處境,甚至肆意或輕蔑地批評他人。正因如此,民眾可以變得「尖酸刻薄」,將他人的「不幸」視為個體連番錯誤決定下的咎由自取,不再願意了解對方觀點、背景,更遑論其難處,而是隨意批判,甚至漠視對方。回看2019年社會運動初期,「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縱使公義已有判斷,黃藍二元對立中雖然充滿「不予同情」,但民眾仍願意作某程度的聆聽;但今天浮現的「漠不關心」,動輒便是「滾回內地/投奔大灣區吧」,或最近網上出現對港龍國泰被裁員工的冷言冷語,情况恐怕更為不妙。

二.從臣服於「偶像」到曖昧的「標誌」

相對傳統左翼的經濟論述,Konings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更能夠關注並嘗試處理民眾的焦慮。他以美國當代社會為例,並借用他書中反覆提到標誌(icon)和偶像(idol)這兩個概念,批評左翼的政治經濟理論只聚焦金錢作為「偶像」的面向,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所指的商品(金錢)拜物教——錢本是人類創造,但由於我們忘了人類在創造金錢中的重要角色,因此金錢就好像成為一種獨立於其創造者的外在力量,甚至變成人的膜拜對象。換句話說,左翼只集中批評當代經濟過分地強調財產的功能,並相信資本主義已成功地用金錢衡量所有事物,令「搵錢大晒」的價值觀深植百姓腦中,同時假設民眾只會被動接受,盲將金錢當偶像膜拜。然而Konings指出,在當代資本主義生活下的民眾,其實並非被徹底洗腦的金錢「粉絲」,而是能夠清醒地於危脆社會作務實選擇的主體。他們並非視金錢為偶像,而是將它看成一種標誌(icon)。

「標誌」這概念,早期是指宗教的影像(images),或自然地與指涉對象一一對應的符號,但其當代含意則並不是完全一樣。當代社會的「標誌」,更多是一種指涉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面向的符號,但這符號往往並非宗教性的,亦非自然地反映或呈現其指涉的對象,因此其具體意思是不完全清晰、有待確定的,因此,對比膜拜「偶像」式的臣服關係,人與「標誌」的關係遠為複雜和開放。

以金錢為例,Konings嘗試說明當代社會的「標誌」與「偶像」之分別。作為「標誌」的金錢,往往同時包含兩種互相矛盾的意思,也就是Konings所指的金錢雙重性(duality of money)﹕金錢既是一種複雜的、由其置身的社會和制度脈絡所建構的、意義和價值不穩固的符號,同時亦是一種客觀而固定的存在物。重要的是,普羅大眾對於金錢這帶點矛盾的雙重性質,並不困惑,而是能夠於日常生活中,明白金錢只是由各種金融機構/工具、政府政策、社群關係(如信任)等塑造和支撐、用以衡量價值的符號,可能於一夜之間煙消雲散,但同時又能夠務實把金錢視作客觀而實在的財富,而非像左翼批判理論般視之為虛幻圖騰。對民眾來說,我們的日常生活確實離不開貨幣,就算是熱愛另類價值、嘗試努力擺脫主流生活的人,也不會完全放棄獲得和使用金錢。因此,金錢作為標誌,其意義和性質的最終界定,在於我們如何在實際生活中使用它,而非先驗地扮演偶像的角色。Konings總結,金錢是種「悖論的符號」(paradoxical sign),既一般又特殊、既客觀又主觀、同時具權威但亦帶個人印記,嘗試說明金錢的多樣含義。民間智慧所說的「有錢並非萬能,但無錢就萬萬不能」,也許可以作為Konings的抽象理論的一種通俗註釋。正因為決定金錢的意義和性質的,是民眾如何於現實中用錢,所以判斷「萬能」與「不能」的關鍵,在於我們從什麼具體脈絡理解或連繫金錢。

金融危機「人人有責」 緊縮即救贖

金錢往往是造成生活各方面困擾的來源,但同時,人們亦往往在面對困境時求助於金錢,因為直接紓緩困境的機會比較大。循此角度思考,我們可以理解,民眾之所以務實地投入金錢的運作,並非源於偶像崇拜,而是實用主義的取態在起作用。

在這理解下,資本主義並非鐵板一塊,亦非由單一力量建立的一套大方針。相反,我們的生活難以離開資本主義和金錢,而是只能參與其中,或多或少為資本主義的運作提供力量。新自由主義並沒否定當代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過度消費、對商品過分膜拜等問題,但新自由主義輪述並不追究制度本身,而是把問題轉化為「個人責任」。書中舉例,當代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論述成功地與保守主義結合,認為過度消費等問題是「病態」,源於個人道德的敗壞,是個人禁不着誘惑的結果。這也解釋到美國的勵志自助產業(self-help industry)興盛的原因。在這種論述影響下,民眾往往願意透過光顧不同類型的心靈服務、購買不同「專家」撮寫的參考書籍,善用金錢作為「救贖」,以減輕生活面對的不同焦慮,希望獲取強大心靈應對各種誘惑。因此,在新自由主義論述下,金錢既標誌着「病態」,也可標誌着「救贖」,民眾亦能夠同時接受這意思相反的標誌,並於現實生活中繼續視金錢為實在的財富,努力搵錢用錢,演練(perform)出一段人與金錢這標誌的開放而曖昧之關係。同樣地,在處理金融危機上,左翼常常批評新自由主義者透過推行緊縮政策,犧牲民眾的社會福利去維持既有金融體系運作,但Konings卻認為,緊縮政策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中其實是作為「救贖」來推行。簡單來說,這類話語通常將金融危機的出現解釋為民眾經常偷懶不工作、濫用社會福利制度的後果,而緊縮政策則是透過民眾「補救」,回復金融體制的「正常」運作。

不過,如同本系列先前介紹的《激情的經濟學》所強調,Konings也不認為資本主義是「理性」的。「標誌」不僅僅是能呈現意義的文字或符號,亦同時是一種情動(affect)的中介。它除了在認知層面起作用,同時蘊含強烈的情感面向:每當「糧尾」或者「碌爆卡」時,打工一族焦急等待「出糧」時刻,嘗試「節衣縮食」、「勒緊褲頭」,這種以不同方式面對因為(缺乏)金錢而衍生的焦慮,正是標誌的情感印記。

新自由主義的局限與危機

Konings對新自由主義論述的分析,確實讓我們了解這些論述如何調動民眾的情感狀態,從中獲得他們的支持。然而,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及處理金融危機的方法,是否真的完全有效地回應民眾的情感狀態?由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開始,到2010年席捲歐洲的歐債危機所引起的骨牌效應,最終觸發全球多場佔領運動,由2010年10月突尼西亞爆發的茉莉花革命開始,到阿拉伯地區多國民眾走上街頭的「阿拉伯之春」、到2011年5月西班牙與希臘的反緊縮運動、再到2011年9月由紐約開始並席捲全球多個城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儘管這些佔領運動並沒如傳統左翼般直接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制度,但卻是民眾對新自由主義話語直接的不滿與控訴。如果說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建構了焦慮、脆弱的個體,並將金融危機歸咎於個體的軟弱;這些佔領運動則是以一種民粹的方式,如佔領華爾街中常用的口號「我們是99%」(We are the 99%),嘗試將人民建構為認真生活的普羅大眾,並憤怒地控訴一小部分貪婪的金融大鱷引發金融危機。西班牙與希臘的廣場運動,更彰顯民眾對這些擁護新自由主義政權所推行的緊縮政策的不滿,反對「除了新自由主義外沒有別的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 capitalism)的政治話語。當然,這些佔領運動未能推翻當代金融資本主義體系,對每個地區的影響也不盡相同,無法在此逐一分析,這裏只想指出,在全球受金融危機及各地不斷爆發反抗運動的後201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語話是否真的能「貼地」回應民眾的情感狀態?

Konings大花篇幅解釋金錢作為標誌和偶像這兩個概念的差異,進而分析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如何比左翼的經濟論述更加貼近民眾的情感狀態,或簡單來說,就是民眾一方面知道過度消費的危險,卻又會透過消費行為紓緩生活上的焦慮。然而問題是:即使我們理解當代社會的民眾普遍生活在焦慮的情感狀態下,但是否只會透過個人消費行為這方式處理焦慮?因發起罷課而引發全球各地反全球暖化運動的瑞典少女Greta Thunberg,去年被《時代雜誌》選為2019年時代年度風雲人物。Thunberg之所以獲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並非因為她對反全球暖化做出多大貢獻(當然我們並不是要否定她的努力),而是她代表了一整個世代對未來的焦慮與反抗。當然,年輕世代的焦慮與反抗,並不只集中於全球暖化議題上,而是涉及各種社會和政治議題。近年全球各地的青年反抗運動,包括香港2014的雨傘運動和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也有類似特徵。正如Thunberg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的演說,並沒有 很多有關全球暖化的理論和數據分析,而是指出新一代的憤怒及其力量與源頭:「People are underestimating the force of angry kids. We are angry and frustrated and that is because of good reason. If they want us to stop being angry then maybe they should stop making us angry.」Thunberg的這段話,幾乎可以套用在任何青年反抗運動上,正好道出全球整個年青世代的焦慮和不滿,以及他們起來反抗的理由。當然,這些青年反抗運動並不必然是反新自由主義的,也不一定是受經濟危機觸發,但如果說新自由主義的話語能夠完全有效地透過金錢或個人消費行為去回應及轉化民眾的焦慮,那也未免太看輕一整個年青世代的不滿與憤怒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由這些憤怒所轉化的政治能量。

對黃色經濟學的啟示

《資本主義的情感邏輯》一書,並沒有為左翼提供什麼必勝秘笈,但也不是要擁抱或支持新自由主義。Konings只是細膩地分析,為何於經濟危機中,右翼新自由主義往往比左翼進步知識分子更能回應及動員焦慮的民眾。以往的左翼或進步知識分子,往往期望金融危機或社會災難會使民眾覺醒,然後徹底地反思甚至推翻資本主義。然而,歷史上一場又一場的經濟危機,往往卻走向相反方向:令壟斷資本與政權進一步結合,少數掌控國家機器的權貴進一步主宰經濟、積累金錢和權力,利用金融機構提供更多低息的新借貸產品,「紓緩」民眾困境,進一步鞏固既有體制。

Konings的寫作目標,大概是想提醒左翼或進步知識分子與其被動等待民眾「回歸正路」、「告別偶像」,不如多花點時間深刻反思是否過於倚重客觀抽離的經濟/階級分析,忽略民眾的情緒、文化價值、務實取態等的問題。這其實也是1980年代文化研究學者Stuart Hall所提出「向戴卓爾夫人學習」的問題。

Konings的分析對本地的黃色經濟發展有何啟示?首先,Konings提醒我們,情感或道德責任不僅存在於黃色經濟圈中,也是主流經濟運作的不可或缺因素,因此問題不僅是倡議讓情感或道德回歸經濟,而是仔細釐清黃圈所追求的是哪些情感、誰的和何種道德責任、怎樣的經濟,以至如何扣連這些黃圈所認可的情感/道德責任與生產/消費方式。

其次,過去,在香港消費文化中,每到某個時段,商家會推出各種「季節大減價」。最近,因疫情原因,不少企業已提早減價以鼓勵消費。黃店同樣也面對「零售寒冬」,不單要應付昂貴租金壓力,也無法像大企業般獲政府巨額資助。在此情勢中,黃色經濟圈以務實態度,鼓勵民眾作「良心消費」,不僅是好合理好合邏輯,同時亦回應到不少民眾的情感訴求,也印證他們並非被動地把金錢/商品(消費)當成需要敬拜的「偶像」,而是更有主體性地與作為「標誌」的金錢/商品(消費)連繫和互動。有別於以往的季節大減價,「五一黃金周」和雙十的「全民感謝日」已不再全由大商家主導推動傳統消費,相反,由民間自發鼓勵的消費活動,即使仍着重於商品和金錢交易,但市場關係卻不再完全一樣。過去「五一」街頭充斥的是自由行旅客在名店外排隊,今年的「五一」則變了由「港人」在黃店外排隊;「雙十」則被改造為一個民間的消費「節日」。彼此沒有「關係」的黃店,紛紛加入由民間團隊自發的平台,提出各種優惠,吸引港人消費,是希望以互助方式,支持彼此。同樣是消費,但意義變得有點不同:不是受折扣價格吸引,而是以行動支持在運動有所付出或理念相近的店舖。

不過,Konings的分析提醒我們,儘管在黃色經濟論述出現後,港人愈來愈願意在消費前花更多時間在網上搜尋誰黃誰藍,然後才決定進入哪一間店舖消費。但這種情感/道德與消費/經濟交錯的現象,是否能真正針對「反送中」運動所呈現的根本體制問題——造成民眾苦難、焦慮、創傷的根源?身處於經濟或社會危機的民眾,往往更願意重投既有的秩序,而相較另類系統所提供的有限資源,利用主流系統所提供的既有資源顯然更有保證。於是,我們更容易看到,民眾在危機當中,往往更渴望盡快回歸既有的生活和秩序,或希望政府刺激投資/投機,加速經濟增長;或鼓勵不斷的「報復式消費」,期望以此拯救疲弱的經濟。換句話說,也就是希望恢復既有的建基於發展為上、消費主義的經濟運作,一種只重視滿足短期需要、長遠走向自我破壞的體系。

(為「黃色經濟」尋找理論資源系列二)

原刊《明報》2020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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