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
許寶強

許寶強,近年主要促導民間共學,研究香港教育、文化經濟與情感政治。著有《情感政治》、《回歸人心》、《缺學無思》、《常識革命》、《限富扶貧》等。

抗天命反極權的《激情的經濟學》

莫雅宜、葉子盈、李浩鈞、廖至欣、許寶強

隨著「全面管治」的擴散,香港社會自由發聲、民主抗爭的空間不斷被封殺,包括早前生氣勃勃的「黃色經濟圈」,在政權針對和疫情威脅下,也兩面受敵,舉步為艱。再加上圈內對於如何介定「黃色」的分歧、經營管理策略的矛盾,令「黃色經濟」的前景更不樂觀。然而,如果「黃色」不只政見,同時蘊含良知;倘若「經濟」不僅在於賺錢,還旨在經世濟民,那麼於極權臨近、政治高壓下努力校正「黃色經濟」的實踐方向、釐清民眾的社會願景,恐怕刻不容緩,值得花點時間心力,梳理相關的理論,提供一些有助我們反思和分析的資源。

 反修例運動的中後期,「黃色經濟圈」的論述和實踐就開始浮現,並逐漸擴散。然而,對於什麼是「黃色」、什麼是「經濟」的較深入理論分析,仍然有待開發。

「黃色經濟」的討論,大多集中於以簡單的政治立場--如是否支持政權警察--分辨藍黃,並循此提出各種策略,以更有效地支持「黃色經濟」的發展,例如建議應分散消費,令較少人認識的「黃店」也有生存的空間;又或建立認證制度,繪制黃藍地圖,方便憑證消費。然而,「黃色經濟」的根本意思是什麼,所支持或反對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又是甚麼?它追求的是哪一種人與人的關係、做事或經營方式?生產、消費、流通過程中需要鼓勵或堅守哪一些倫理道德的原則、權力和資源分配方式、以至達致怎樣的情感投注和交流?「黃色經濟」最終指向的社會願景,又是什麼?

要回答這些根本的問題,割裂地看待經濟、政治、道德和情感的既有經濟學理論,恐怕無法幫助我們理解糅合了物質、文化、良心、策略、願景、情感和理性的「黃色經濟」。為此我們需要尋找新的理論,以反思和校正新的生產與消費實踐。以下的幾個星期,我們將透過引介幾本有關情感/道德經濟的書籍,嘗試為建構黃色經濟的理論,提供一些基礎的養分。

首先要介紹的是拉圖(Latour) 與雷比奈(Lepinay) 的《激情的經濟學》。

《激情的經濟學》其實是一篇導讀,透過詮釋上世紀初由塔德(Gabriel Tarde) -- 一位曾任法官的法國統計學者--書寫的《經濟心理學》的觀點,拉圖與雷比奈為他們的讀者提供了一種結合情感與理性、主觀與量化、政治與道德的「經濟」視野,超越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為處身於香港的我們,於思考「黃色經濟」的一些根本問題時,帶來一點啟發。

重思經濟 否想社會

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經濟」和「社會」能夠獨立而分割地存在,但兩者關係緊密,相互影響。然而,透過解讀塔德,拉圖和雷比奈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和「社會」真的存在嗎?

社會實在論認為,「社會」並非是零散的個人的簡單加總,而是比所有個體加在一起還要複雜、持久和具影響力的客觀實體,能夠主導和形塑著每一個單獨存在的個體;個體所採用的溝通方式、倫理準則、信仰習俗、認知框架等等,首先都是集體的產物,再由個人從社會習得。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之上,於方法論上主張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的經濟學家,其所設想的「經濟」--一個建基於個人私利、能與「社會」隔絕的自我調節市場,吊詭地呼應著社會實在論的觀點,不僅直接設想出能獨立於「社會」(以及「政治」和「道德」) 之外的經濟體,同時也間接確認了獨立於經濟體之外的「社會」和「政治」的實存。

與社會實在論和自我調節市場的取徑相反,拉圖與雷比奈筆下的塔德(為簡化書寫,下文只以塔德作為言說的主體) ,從未將「社會」與「經濟」或「經濟」與「個人」對立起來,他認為客觀的社會/經濟實體並非是天然存在的,而是有待打造的;「社會/經濟」與「個人」只是暫時的集結,前者是透過後者於特定的社會條件、使用各種媒介和工具,偶然地組裝出來的。他們認為,「社會」/「經濟」是「待造的」,有待參與其中的人透過發明、重複、對立、適應等過程,配合各種衡量價值的技術和工具打造出來的。當中「發明」是根本的推動器,背後所建基的是新的慾望--例如今天香港希望藉黃色經濟圈以明示政治取態的黃店及其支持者的渴求。

塔德認為,「經濟」關係都是「心際的」(inter-psychologique)、相互主觀的(intersubjective) 。他的意思是,每個人的心理狀態都是與周遭的人連結和分享的,而人與人之間共有的主觀想法,便建構了他們衡量價值的準則,主導其「經濟」行為。由於充滿了相互連繫的主體性,因此經濟不可能只是與情感無關的冰冷數字及交易,而必定同時包含了會切實影響人的生活、儘管看似無法衡量的社會價值,例如榮耀、權力、信任、信仰、道德等。

「錢並非萬能,沒錢卻萬萬不能」,香港打工仔對於這句說話皆耳熟能詳。但是生活於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塔德卻指出,作為「貨幣符號」,金錢只是其中一種量化價值的方式,還存在更多可以及應該被量度的價值,例如「信念」、「慾望」、「榮譽」、「美感」等一般被歸類為心理範疇的因素。換句話說,經濟學本來就應該包含心理學度向,這大概也是塔德為何將他最後一本書命名為《經濟心理學》的原因。

衡量「信念」、「慾望」、「榮譽」、「美感」這些極為抽象的東西,並不容易。塔德的切入點,是首先將價值歸納為三個「原始而根本」的面向︰「真實價值」、「效用價值」及「美感價值」。

塔德的理論看似複雜,但以具體的例子說明,或許讓我們較容易明白其意指。以特區政府的「銅芯抗疫口罩」為例,「銅芯抗疫口罩」甫推出,媒體報導及市民反應一致劣評,「不止像底褲,而且還是『阿婆底褲』」。雖然以「阿婆底褲」作負面的批評,欠缺性別和年齡歧視等意識,但不能否認的是,對公眾(至少曾在媒體發聲的人) 而言,「銅芯抗疫口罩」似乎並沒有太多的「美感價值」。若要量化香港民眾願意賦予「銅芯抗疫口罩」的「美感價值」,或可以意見調查等方法搜集數據,進行計算。

「效用價值」方面,雖然創科局決定首先派口罩予安老院舍長者,但許多安老院表明因清洗程序複雜,不懂使用。再者,口罩四層設計,令長者或呼吸道疾病患者配戴後容易感到呼吸困難,口罩的設計局限令它不能於高危地方使用,而清洗後過濾效果亦成疑。政府雖說派出550萬個,但從日常觀察,「銅芯抗疫口罩」於市面實際使用的頻率極低,倘我們願意以更系統的方法點算使用頻率和評估口罩的防疫能力,相信「銅芯抗疫口罩」的「效用價值」也不會太高。

最後,市民雖是「免費」獲取「銅芯抗疫口罩」,但事實上單是生產口罩已花費了納稅人八億元,尚未計算其他的「真實價值」:相關的額外開支,包括政府的行政費用、郵寄費用,更忽略了生產及消費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如採銅用水等),也未計算由於保護效力不強而增加市民受感染風險、增加醫護壓力等社會成本。

市民一致劣評「銅芯抗疫口罩」,皆因其不化算、缺美感、不實用。套用「市井」的說法,就是夠不上「平」(真實價值)「靚」(美感價值)「正」(效用價值)。塔德批評,經濟學家混淆兩種截然不同的計量︰「真實但不明顯」及「方便而明顯」,並只著眼於「方便而明顯」的「貨幣符號」,忽視其他「真實但不明顯」的元素。塔德因此建議,我們應找出適當的計量工具,嘗試全面量化「平靚正」(真實價值、美感價值及效用價值) ,循此可以理解他為甚麼說量化並不是經濟學缺失,問題並非是量化太多,反而是量化不夠,或更準確地說,只以金錢作為所有價值的量化尺度,遠遠無法涵蓋各種多元紛雜的美感、效用和真實價值。

拉圖與雷比奈慨歎,塔德有點生不逢時。由於當時缺乏各種資料搜集器,塔德於20世紀初提出的全面量化建議,自然顯得曲高和寡。然而,在當代社會,人們已不斷發展出各式能夠捕捉多元價值的工具,如遊行人數、收視率、民意調查、市場評級、點擊率、面書上的like和嬲,以至獅子山上的手機燈光。在這些新的「價值計」支援下,塔德的經濟心理學也許不再是一種異想天開的理論。


透過詮釋上世紀初由塔德(Gabriel Tarde)的《經濟心理學》的觀點、塔德的學說,挑戰了過去學界對「社會」或「經濟」的理解,也就是那種認為「社會」或「經濟」是一些既存的現實結構,等待被認知和分析。如果「社會」和「經濟」並非是實存固有的,而是經由個體間之互動而「組裝」(assemble)出來的,那麼這個組裝過程具體是如何進行的?又需要些什麼條件?

「真實存在的,到底是社會本身,抑或是組成他的那些真實存在物?」

塔德所理解的「社會」或「經濟」,其實只是建基於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連結,是一個不斷變動、生成和組合的過程。在這個動態過程中,「發明」才是王道。他認為,創意是經濟活動的核心,是「本質性」的,他稱之為「胚芽資本」,也就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始源;而勞動加工或投入的原材料等,也就是他所指的「子葉資本」,則只是次要或從屬的。

衡量經濟的美學

類比於植物的最根本部分,「胚芽資本」是開創性和本質性的,是「所有財富的主要來源」。缺乏它,經濟也就無從生長;「子葉資本」則是輔助性的,如同植物的子葉一樣,向外延伸,協助成長,是構成植物的其中一部分,但非最根本的部分。

塔德以生產火車頭為例,解釋兩種資本的分別:胚芽資本就是產業的知識及經營秘密,如對於火車頭零件的認知,以及生產零件及提煉原料的方法,而這些知識對於成功生產火車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邊廂,子葉資本則是製作火車頭的工具、原料、土地等因素,它們提供養分、協助生產。塔德認為,胚芽資本總是能夠激起發明,因它的本質是求新和多變。相對而言,子葉資本則沒有這種特質,它雖然也極其有用,卻不能激發創新。倘若缺乏「子葉資本」,例如農民未能獲得種子、原料或工具,自然難以種植,但只要積累並掌握經營農業的知識、秘技,也就是擁有「胚芽資本」,那麼當時機來臨,仍然有可能生產食物;相反,缺乏經營農業的能力和技術等「胚芽資本」,就算擁有大量的「子葉資本」,也是得物無所用。

例如,當一部新的電子產品推出市場,我們經常讚揚它的裝嵌是如何精密,它的零件如何稀有等,但卻很少問到產出這些產物所需的知識和創意。缺乏知識和創意這些根本的元素,就算有更好的原材料和裝嵌工人,也不可能創造這令人讚賞的科技物。換句話說,塔德反轉了我們的常識,顛覆既有的經濟認知,例如將一直被視為重要的生產資料的「勞動」,置放於輔助性的位置,受制於某種由知識與創意主導的生產方式下運作,因而缺乏自主性。

塔德的觀點,很容易令人想起在反送中運動中的不少設計優美、讓人賞心悅目的「文宣」圖片或影片。這些作品,並非任何人都能製作,明顯需具有一定程度設計繪圖的訓練。值得思考的是,具備這種高技術能力者,在香港大有人在,但過去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產物,為何卻相對乏味和單調?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為求在市場上吸納大多數人的注目,主流的廣告文宣大多會按這些客戶預設的消費者的喜好而製作和設計,因而相對保守,缺少創新。由於設計者需按客戶要求而非完全獨立自主地創造,當出現分歧時,往往被迫放棄創意。在所謂「商業世界」中,擁有最大權力決定產品最終形態的,是「金主」而非創作者。

與「金主」主導的文宣不同,社會運動中的文宣,更鼓勵及依賴製作者自主的創意、知識和技術,因而所呈現出來的作品,往往能開創出有別於過去的新面貌。例如,雨傘運動後遍地開花的「連儂牆」,既有人主動設計文宣,也有人無私捐贈物資及勞務,於不同崗位參與協作,構成了一種超越利潤計算、講求公義平等這些倫理價值的「經濟」運作。這種建基於自主參與、無償付出的創造、設計、生產、流通和消費,打破既有的有關「社會」和「經濟」的固化想像,催生了一種新的個體與個體之間連結,印證了「社會」和「經濟」其實是因應環境變化而產生出的不同社群關係,非一種實存固有的結構。塔德的學說,讓我們能夠更明白主流論述中的所謂「經濟」,其實只是一種狹窄的理解。

如何建構「經濟」?

塔德認為,「經濟」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經由「經濟學家」透過引入各種能夠捕捉並量度人世間各種差異的計算裝置、工具和方法,例如貨幣,使人能夠將難以量度的價值,以劃一的格式作標準化(例如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是Michel Callon所指的「沒有經濟學,就沒有經濟」的意思。

塔德指出,「發明、重複、對立、適應」是經濟運作的定律。在這定律之下,創意是所有經濟活動的開端,是交易和工業的基礎。創意生出發明,不同的發明對應人們不同的欲望,而欲望的差異使交易發生。當發明出現後,類似的產品亦會相繼出現,創意因而被複製。當愈來愈多相類似的產品出現時,便會產生一種類似性,也就成為了工業的基礎。與此同時,創意在重複的過程中,亦會產生其他差異、衝突和競爭,最終需透過新的創意來突破。這種重複和創新不斷循環,使經濟活動生生不息。塔德認為,只要觀察創意如何被合併、累積和調整,我們便可看到經濟的全貌。閱讀塔德的理論,有助擴闊我們對經濟的想像。如果經濟的開端是創造,而創意所建基的是激情,那麼經濟活動自然並非只有冰冷的計算,量度包含情感和美學價值的媒介,也不止是金錢,而應是多元的。因此,每一次的消費,大概都反映着「消費者」衡量價值的努力。作為消費者,我們選擇去哪一間餐廳吃飯,而不選擇其他餐廳,衡量的標準,可以包括餐廳有沒有「走塑」,是連鎖餐廳或是地道小店,有否採用有機食材,是不是良心僱主,環境是否美觀,有沒有OpenRice的高評級分數等等。在不同的經濟圈中,每一次的創新都對應着圈內民眾的不同欲望,而每次創新所體現的價值,可以是十分多元的──食物品質優劣、服務是否貼心、環境的舒適和美觀程度,甚或餐廳所展現的政治取態與消費者是否相同等等。創新的出現,是為了回應消費者不斷蛻變的欲望:新穎的菜式回應食家對食物的要求,另類的用餐方式和服務對應人們在進食時的需要,重新裝修的環境設計對應顧客的美學觀感,而重視餐廳所代表的政治立場或道德價值則回應人們對於經濟甚或社會的想像。

經濟活動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環,是構成社會的重要元素。情感連繫經濟,我們期望經濟活動如何反映我們所重視的價值和政治立場?每一次的創新又如何反映人們價值觀的轉變?如果從觀察創意,我們能一窺經濟全貌,那從觀察創意和經濟活動,我們能否窺看人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並與其他人和地方擁有着怎樣的關係?主宰過去和當代的經濟理論,往往只為我們提供兩項對立而極端的選項:計劃經濟vs.自由市場。兩者所建基的,其實都是假設了「經濟」是一個自有永有、獨立運作的實體。拉圖與雷比奈這樣總結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類同:兩者「其實都採取了相同的社會學原則,即『有機體』的概念;它們也採取了相同的經濟學原則,即『由天意注定』;同時,它們還採取了相同的道德原則,即『相信社會自發的和諧』」(頁197) 。

激情的政治vs.天意的邏輯

經濟學這種類近神學的天意或命定論,當中沒有位置容納偶然性或開放而不確定的公共政治;而相信社會是自發和諧的有機體,只容得下以金錢作為標尺量度價值,實際上扼殺了人類世界多元價值的保存和呈現。壓抑偶然或開放的公共政治和窄化多元價值這兩種趨勢,借用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概念來說,正是走向極權社會的因子。

香港今天所面對的,正是極權臨近的社會巨變,中港政權的取態,是想方設法取消多樣的價值衡量標準,例如一方面禁止遊行集會、不准公投、延後選舉,客觀的效果是令民眾的憤怒、不滿;他們所重示的倫理價值,難以透過參與的人數或票數呈現;另一方面則高舉「經濟學」所唯一接受的價值量化指標,集中於以貨幣金錢為代表的「搵銀至上的中環價值」和「大灣區發展主義」,將人降格或約化為只求財富衣食的動物。如果黃色經濟的緣起,是反對送中惡法、爭取五大訴求,最終的目標是為了讓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夠免於恐懼、自由多元,那麼黃色經濟的理論或論述,恐怕需要「拒絕由任何天意(無論是社會或市場)預先安排我們的生活」(頁201),同時創意地增加衡量價值的準則。

透過拉圖與雷比奈的導讀,塔德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反思「黃色經濟」的根本問題,協助我們抗拒在「理性」的經濟學/金錢計算vs.主觀的情感/自由激情中二選其一,將多元價值量化,以開放的政治和豐富的情感,重新思考和界定什麼是「黃色」、如何組裝「經濟」。

(為「黃色經濟」尋找理論資源系列一)

原刊《明報》2020年11月8日和15日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第一个支持了这篇作品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