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武者」(年輕的武士)能高團

被媒體稱作「若武者」(年輕的武士)的年輕蕃人球員，能高團。

那一年他們走上花崗山野球場時，都還是年少的孩子都是童工，還記得前幾年「公學校」死了一個台北來的日本先生，他們聽過父執輩談著「馘首」祭儀(獵頭)的停止，那年輪到他們叔伯們被地方郡派去做鐵路，他們是一群經歷馘首歷史的孩子，而現在他們舉起木棍，在殖民者的土地上擊碎殖民者的傲慢。

史料所寫啟因林桂興由台北下來後見蕃人打球天賦才組織「能高團」前身「高砂棒球隊」，但其實不然林桂興實受委託成立球隊，委託者也不是普遍所認為由江口良三郎，而是當時的企業家梅野清太，和當時所集的仕紳、殖民產業。；「能高團」成立也否如外界所說，全是啟因於從台北返東部的林桂興。林桂興國語學校肄業後即進入了賀田組分公司櫻組，再由台東的櫻組轉往花蓮的朝日組，這過程林桂興不但進入企業俱樂部球隊擔任主將，亦是企業重要的勞力招募者(勞力頭)。以當時花蓮港廳政商急於交通建設的氛圍，林桂興既是野球團主力又得要職，關係暢通，受委託成立球隊當屬林桂興一人，委託者也不只是普遍認為的江口良三郎，而是當時的企業家梅野清太與在地仕紳「中村五九介」等重量級人物，這些殖民產業才是這整套細緻宣傳手法的推手。

註1:官紳 「中村五九介」 東部開拓的先驅，賀田金三郎妹婿。在花蓮港廳極力推動野球運動跟體育競技，對能高團成立的介入之深卻鮮少被提起。

花蓮交通運輸是殖民經濟最大發展困境，運輸成本過高也讓花蓮港廳物價高居全島之冠，在1896年時，總督府便派遣技師田代安定前往花東地區進行調查，其目的是作為日後擬定東臺灣經營方針的參考。田代氏在該文中明確指陳出，東臺灣官營土木事業的重點在「道路的開鑿、河道的整治、港口的修建」。所以資本家一直汲汲營營於推動花蓮港建設，但海岸地形多為斷崖、彎曲極少，且多颱風，不利於築港；再加上受限於當時的技術無法在天然條件不良的地形築港，因此築港一事便被擱置。

直到1920年代東臺灣築港請願運動興起，梅野為主的資本家策動更多日本仕紳介入，如『築港期成同盟會』;直到江口良三郎參與後，「能高團」正式成立。而江口廳長野成為向日本議會爭取預算最好的說客，其實從日本報導文獻，大正十年 （1921年）就有梅野清太帶領蕃人野球團的報導，能高團一開始的團長也從梅野換成江口，這樣的能高團正是政商共同建立起的「宣傳工具」。

海岸地形多為斷崖、彎曲極少，且多颱風，不利於築港；再加上受限於當時的技術無法在天然條件不良的地形築港，因此築港一事便被擱置。

註2:賀田組於東部事業版圖眾多，包含建築業、運輸業、鐵道建設、港灣事業、樟業，並在花蓮港廳承接花蓮港、臨海公路、東部鐵路等重大工程，而賀田組於政商之間錯雜的關係，直接促使「能高團」的成立。

註3:以當時鐵路工程及港口工程，賀田組同花蓮港廳徵用數萬阿美族族人以義務勞動或低薪勞動的方式完成。番人每日/25錢，漢人1塊，甚多為無薪給。

註4:「勞力頭」負責招募勞工帶領勞工的職位。

能高團的組成是受託之說的部分，經由林桂興家屬證實，也因為獲此重任，讓林桂興爾後更直接打入日人的社交圈裡。花蓮當時複雜的政商關係，讓花蓮的野球不只是野球，而是充滿政商交際的活動。舉例而言:臺東野球庭球團的花蓮港遠征(1926-05-24，大正15年)，球員、政商共赴花蓮，賽後一行人受梅野清太招待，於花蓮「鹽水港製糖俱樂部、筑紫座」舉辦宴會、觀片，席間超過200人與會，各商界仕紳齊聚。

包括日本內地以及島內，江口廳長、梅野等人所運作的政治野球交際，如出一轍。不但赴日前組織宣傳隊，作蕃人文明教化宣揚，讓蕃人球員學習餐飲禮儀、演講、歌唱、吹奏樂器，在政商交流的場合表現花蓮教化政策實行的優良成果(能高團受招待與當地政商在精養軒名西食餐廳用餐)。只不過在能高團走上野球場後，至今最讓日人驚艷以及記憶的則是能高團蕃人的野球能力。

在能高團赴日式合驚奇之戰後大為駭異「花蓮之名」，日人不分老少，無不知矣。江口死後(能高赴日翌年)花蓮官紳頓失依靠，花蓮港廳的建設缺少對中央的著力點，梅野清太等財閥轉為向內地政界輸誠，梅野之勃勃野心，早在1924年就已參選過眾議員選舉失利可見一般，如今其產業立基於島內東部，不得不另闢蹊徑。江口死後梅野與繼任者續推動花蓮港建設，並與後二任廳長豬股松之助共同謀劃，梅野清太與副會長橋本白水拜謁了新任臺灣總督的石塚英藏，並策動當時帝國議會有力人士「原修次郎」(前鐵道大臣、農政大臣，曾任賀田組總經理)，前廳長江口未成之事，在梅野與豬股策動下，於1930年第59屆議會議決通過預算742萬8403元，隔年動工。花蓮港建成，梅野財閥成為東部商界巨擘。

註5:「政治聯姻」豬股死後，梅野還搓合豬股之子，與江口廳長之女這段政治聯姻。

東部相對於西部是日人較晚開發之處，不僅僅是交通運輸困難，文化的衝突也較西部緊張。於是即使1922年頒布「第二次台灣教育令，廢除隔離教育」，東部中等學校要能完全開放本島人參予球隊仍是晚期之事。以1941年戰前，花中在花崗山球場擊敗嘉農的那支球隊來說，也沒有一個本島人或蕃人。能高團的效應雖帶來大量野球俱樂部投入，但並沒有在東部殖民教育體制裡得到緩解，仍舊是日人的天下。「能高團」是政商經營出來用以宣傳的殖民產物，求得是投注殖民地方建設金費；嘉農的開放台灣人入隊，反受惠於「殖民教育政策」改變的影響。

早嘉農6年成立的能高團，是日人對台灣野球運動教化功能的改變，也是台灣人參與野球運動的先驅、轉折，在能高團之後，愈漸正常的台灣人球員。相比之下「能高團」處在一個更艱困更低下的環境，它的出現是在經濟利益下的偶然。

能高團解散的原因普遍認為是球員被挖角和江口逝世，但參考當時日本報章剪報後，更可能是起因於全蕃人的能高團受制於殖民文化與日人在地文化的衝突處於競爭關係。如大正十五年的新聞照片中顯示能高團全部團員人數在二十人以上，不全為被挖走四位就撐不下去(挖角同年能高團還獲全花大賽優勝，年底還再度西征，更證明能高實力還在各隊之上)，能高團的殞落更直接還是在江口死後，花蓮港築港計畫停滯，宣傳未獲中央直接的預算挹注，「資本家用竭則棄之」，讓必然消逝的能高團在這些文獻裡宛然可預見。

此外在江口歿後，花蓮港廳官方對於能高團就再無讚賞之詞，媒體於1927年之後就不在有能高団消息；對於花蓮港街反過來對蕃人文化宣傳推崇，更是踩到當時花蓮港街那些日人的痛處，他們是要教化那些蕃人，怎麼能讓他們反過來鞏固自己傳統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