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评《理念的力量》

前几天微信朋友圈里疯传周濂的一篇文章“正直的生活有代价，不正直的生活代价更沉重”，看完发现是其参加张维迎《理念的力量》新书沙龙的讲演稿。于是定了本来读，看完后心有所感，便想接着说几句。

看得出来，书里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张维迎近几年的演讲稿，因此好多问题难免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重复的地方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张维迎念兹在兹的重心所在：理念的力量。

张维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及研究者。在肯定经济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他提出了未来三十年改革的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基于他近年来宣扬的一个判断：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剩下的大都是技术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经济范围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解决。张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主义者，在他看来，市场的三大基础是自由，私有产权及企业家精神。书中他反复强调的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要维护和巩固这三大基础。对应来说，就是要落实宪政，实行民主。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可否认，问题还很多。经济自由仍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任意干涉，私有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压制和扭曲。要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落实宪政，实行民主，靠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是无法走下去的。

张指出，既得利益者完全可能变成改革者。他遍数古今中外的事例表明，出于理念的力量，既得利益者往往会成为改革者。而且，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博弈往往会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根据诺斯等人的研究，西方国家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然后再逐步推广到整个社会。而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张指出，“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相互斗争，其实是在相互摧残。普通老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觉到不安全，但其实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自己”。进一步，张说，落实宪法，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如果不落实宪法，最可能危害到的是既得利益者。当然，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而既得利益者能否真的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中间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张没提的是，freedom is never free! 自上而下的改革当然容易推动，很多时候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倒逼。

中国的改革，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在张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基本明白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是政府做的，“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民主”。因为，“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都经过了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反面例子是印度，正面例子有台湾和香港。未来三十年的改革方向，就是通过政治民主化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最终经济政治改革基本完成。历史学家唐德刚有个观点，中国历史有两次大的结构性变革。一是从封建制到中央集权的帝国制；二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所以，张认为未来三十年或许是中国第二次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当然可以拭目以待。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理念的力量，要得以生发，在张看来，需要有思想市场，因为这是新的理念出现和传播的关键，也是整个社会变革的源泉。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也是科斯教授晚年针对中国未来改革多次着力倡导的，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种检验只能是事后的。现实是很多选择及决定都是事先做出的，特别是新的理念提出的时候，没有任何实践可言。这样，一种理念正确与否，先进与否，只能通过思想市场的竞争来检验。哪怕是正确的思想，“也可以从与错误思想的竞争中完善自己”。一个有效的思想市场，离不开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而一个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都对何所谓真理有那么一丝的不确定。因此，我们需要在思想市场上交锋，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行政的或法律的力量规定人们可以研究什么，不可以研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当然，思想市场的形成，除了言论自由及学术自由外，还要有良好的辩论或交锋的风度。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这也是当年胡适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跟周濂一样，我也对张提及的“语言腐败”感兴趣。语言腐败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及道德堕落，并且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周从哲学的角度指出，要避免语言腐败，就要“保持智者的审慎，避免误用或者滥用超级概念或者宏大概念”，“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的滥用，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无独有偶，缪哲在《祸枣集》里也多次谈到语言的腐败或污染。如本 琼生（Ben Johnson）的笔记里提到：“凡世风腐坏之处，语言也如之。滥吃狂饮，奇装异服，是国家生病的标志；语言的污染，则是精神生病的标志。”而19世纪美国作家霍尔姆斯（Oliver Holms）谈及伊丽莎白时代，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都铎时代的轻浮文风，到了斯图加特时代，就发展成了弑君与暴乱”。在缪哲看来，“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由此可见，语言与精神的好坏，互为表里。

读完全书，虽不至于像俞敏洪所说“通篇都是废话”，却也有老生常谈之感。但老生之所以还要常谈，我想恰恰是因为这些常谈，还离我们比较远，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或常识。如同鲁迅不希望后人读他的文章一样，窃以为，如果三十年后国人不再需要从张维迎的文章中汲取营养，他会觉得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2014-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