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车站的聚会》——结构、权力和理性

我很少在网上发言，囿于墙内环境，总是需要考虑什么可以说，什么应该说，什么必须说。在这里的话我想可以暂放一下墙内的规矩，稍稍谈一谈，权当一种杂感。

《南方车站的聚会》，又名《野鹅塘》，是这个档期上映的电影中质量相对高的一部作品。在讨论这个片子之前，我想谈一个近期的热点话题，北大的pua事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为何会被男性的说辞牢牢套住，甚至遭受虐待也不愿或不敢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在外人看来难以忍受的对话为什么会以一个这样的方式发生，并最终以一种自杀的方式去终结?《南方车站的聚会》里有这样两个桥段：周泽农训斥并羞辱自己的小弟，而小弟对周大哥有崇拜式的感恩;警察刘队在训斥自己的队员的着装，而队员对于刘队的领队显得十分认可。上下级的训话（大哥和小弟、队长和队员）和pua看似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情，却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当身处与这种结构关系当中的时候，种种的不合理就变得合理化了。这就是为什么当刘队召集便装成摩的司机的警察来开会时，路人的对话和观众的反应带有一种错位式的幽默效果。摩的司机以一种高度服从，组织度极高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其本身就是缺乏合理性的。但是身处于这种结构当中的队员并不会觉得这种情景会有一种“幽默感”或者“不合理”，而未进入这一结构的对象（路人、观众）则会觉得这种情景是“幽默”甚至说是荒诞的。这种结构，在福柯那里有一个更为详尽的论述与命名——权力。回过头来分析北大pua事件，诸如“主人”、“妈妈”、人格羞辱等等对话，在我们看来是缺乏逻辑性的，令人难以理解和忍受。但是我们是站在这个权力结构之外看待这个事物，就像《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警察，他们处于这个权力结构中，甚至被路人看笑话，但是这些队员们会觉得“奇怪”或者“异常”吗?大抵是不会的。把这种权力关系的运行手段（pua模式），放置在家庭（打是亲骂是爱）、师生（“爸爸永远爱你”的导师）等等不对等关系中时，一样是成立的。这里恐怕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有些令人恐怖的结论，pua本身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中的“异常”，而是一种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日常”。这种权力机制甚至是完全同构的，在影片中，小偷集团和刑警队用同一种方式去开会和委派任务区域就是一种很好的象征。社会权力的微观运行，就像是一场大型pua现场，权力者制作合理化自己的目的，通过过对诸如任务、爱、民族大义、生存空间这种拉康理论意义上的“大他者”，以及制造一些小恩小惠，如幸福、稳定、成功甚至金钱、学位这种物质进行诱导，进一步摧残处于弱势位对象的良知以及三观。很不幸的是我们是一个喜欢否认个人价值与自由的共同体，从小我们都开始灌输要去做社会的螺丝钉，要为服从集体，要服从一个叫做多数人的大他者，即使在家庭这个最小的共同体中，我们也要为了这个共同体的和谐去接受父母或者爱人的指责与精神控制。更不用说影片中带有更强社会性和真实利益共同体性质的小偷集团和刑警队。

在影片散场的时候，可能是我也有契诃夫一样的“劣习”，仔细聆听的观众的讨论。其中一个讨论认为主人公周泽农看到小弟被害应该直接报警，这样就能免得后续的事情。还有一个观众觉得警察搜查居民楼的时候，摔东西和不配合的居民非常不可理喻。其实，这两个讨论都涉及到了一个问题——理性。讨论这个问题前，我想到了赵鼎新的一个比喻。一个剧场的后台失火了，观众门冲向出口，场面非常混乱。旁观的好事者觉得这些逃命的观众缺乏理性。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观众是立场上，生存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就好比香港的反送中和后续的一系列游行，大陆这里的反对者往往就人为抗议者毫无理性。当意识到自己在遭受一种巨大的权力控制时，发生的反抗运动在旁观者看来可能是过度暴力的，缺乏理性的。但是我们从反抗者的角度来看，这才是最理性的做法。就好比抗拒搜查的居民，他们在观众看来不可理喻的做法，才是一种符合其个人理性的表现。相反的，如果身处于一种稳定的权利结构中，人的理性是不是失去作用了呢?可能正是这种个人理性的选择，使得周泽农选择了更加暴力的道路，以一种越轨的方式完成一种权力的展现。或者像北大那位受害者一样，她的个人理性与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被否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最终走向毁灭。

面对权力，面对pua，选择像周泽农一样以一种暴力毁灭的越轨方式完成一种主体性的展现，还是像那位北大受害一样陷入自我矛盾的毁灭。我想，理性二字是不够的。理性并不能帮助我们走出权利的结构当中，更重要的是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