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

女权主义者\独立写作者\媒体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女权运动与公民社会抗争,热衷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擅长性别、政治、传播、文化等领域的话题。工作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我受伤的故事

回想起受伤的那一刻,我仍然心有余悸,觉得自己原本可能瘫痪。背部那一瞬间的剧烈疼痛,像闪电一样沿着后颈袭来,凌厉地击穿了大脑里的空白,因为格外陌生而带着强烈的不详征兆。在我能进行任何认知和思考之前,就震慑了我,把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冒险的我,打击得魂飞魄散。
夏日的Domino Park

回想起受伤的那一刻,我仍然心有余悸,觉得自己原本可能瘫痪。背部那一瞬间的剧烈疼痛,像闪电一样沿着后颈袭来,凌厉地击穿了大脑里的空白,因为格外陌生而带着强烈的不详征兆。在我能进行任何认知和思考之前,就震慑了我,把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冒险的我,打击得魂飞魄散。

我不受控制地尖叫起来,本能地挣扎了几下。旁观的两个朋友显然也吓坏了,跑到我身边询问情况。他们的声音让我清醒了一些,在第一时间意识到我摔伤了脊柱后,我赶紧动了动自己的两个脚指头,发现仍旧活动自如,这才松了口气,放松地躺在了垫子上。

激烈的疼痛并没有持续,取而代之的是背部连同整个躯干的麻木和僵硬,虽然知道没瘫痪,但也一时无法动弹,和朋友说了几句话后整个人冷静了下来。有个工作人员跑了过来,拿着手写板记录我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我是从最初级的bouldering路线上跳下来受伤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他问我的年龄,我说36,他惊叹到:“你看上去只有26!”然后我们笑起来,虽有些故作轻松,但恐惧的压力也被驱散了。

末了,他询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想到之前差点让我破产的救护车经验,我忙不迭地制止了他,并强调我没有大碍,只需要休息。

之后,我发现除了一动不动仰躺在垫子上,些许的移动也会引发背部的剧痛,不仅是那几节脊椎骨,而是牵扯着背部下方的所有肌肉一起痛,髋部以下更是像灌了铅一样,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体重,它重得我挪不动步子。我花很大功夫才能站起来,但需要动到躯干的活动,特别是弯腰、扭转,都不可能,所有的动作都只能放成慢动作,且上半身得挺得笔直的像站军姿一样。

为了不让朋友担心,我反复说没事,让他们继续去玩。躺到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便叫了个Uber回家,却发现,没法弯腰的话连鞋都换不了,需要朋友帮我穿。突然之间,我和身体不再是一体的了,它变成了我的负担,我几乎是把它一点点挪动到车子跟前然后拽上了车。路上我让司机尽量开慢点,因为任何一点颠簸和转弯时惯性带来的拉扯都能惊动我坏掉的部分。

这是今年6月发生的意外。回到纽约之后,我经不起朋友的安利,和他们一起去岩馆攀岩。这是我第一次攀岩,但才攀到第二个的时候,因为很顺利就摸到了顶,我便膨胀起来。朋友第一次叫我往下跳的时候,我还小心地往下挪了几步才跳下去,但他第二次叫我往下跳,我便直接放手从最高的位置跳了下去。

不幸的是我落在垫子上时姿势错误,原本应该整个身体向后躺倒,以便冲击力能均匀扩散,但我却一屁股坐在了垫子上,导致脊柱被硬生生杵伤。

我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左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无法长时间坐或者站立,行动极为缓慢,连去个厕所都像上刑,打喷嚏更是可怕,就像个吞了个爆竹在腹腔的位置爆炸。为了避免晚上翻身被痛醒,每天吃一粒布洛芬才能入睡。大概是带着对美国医疗系统的成见,我没有去医院,只是远程咨询了一下我妈(她以前是医生且是一名腰椎间盘突出病患),开始我不敢说去攀岩了,模模糊糊说自己摔了一跤,描述了一下症状,我妈就让我尽量躺着静养,说即便是去医院,医生也只会让我静养。后来她看到了我朋友圈小作文,知道我是作死去了,但也没埋怨我,只是发了一些有助于复健的运动图示给我,然后说,骨头上的伤不可能完全好,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炎症,后遗症将伴随你今后的人生。

那一刻我并不难过,而是感到一种奇异的连接。我妈有长年累月的严重腰痛,据说是因为年轻时候坐着看书看得太多。在上班的末期,她甚至只能跪在电脑前工作,出行时长时间坐车、飞机都必须躺下。她也曾经经熟人推荐,做过号称能够减轻症状的“小针刀”手术,却毫无作用。这么多年来,她在无数的日常场景中抱怨过自己的疼痛,但我从未体会,也无法共情那种感受。

其实我自记事开始,都没有太多病痛的经验,尤其是成年之后,我很少生病,抵抗力和体力都属于同龄人中比较好的。我是资深的旅行爱好者,疫情前也经常去别的国家旅行,从不水土不服。正是因为这份皮实,促成了我爱折腾的性格——热衷于去陌生的地方,尝试新的活动,对风险不以为然。就在不久前,我的一个爱好攀岩的好朋友摔断了手,带着固定器好几个月,但好像我们都不拿这个当回事儿。我偶然看到她小腿上的一道长长的旧伤疤,竟还有些羡慕,觉得身体的磨损是一种荣誉,是我们物尽其用的表现。

但真正受伤的时候,笼罩我的却是一种淡淡的耻辱感,一种想要完美掩盖的耻辱感。在以一个功能失常的身体努力履行所有正常功能的过程里,我对自己从出生起就有的预设被突然打破了——作为一个“健全人”的预设。

疼痛存在的每一天里,我都在被迫重新理解身体的状态,因为我如何看待它,与它相处,也影响了我和外界相处的方式。它带来了一种新的语境,也启发出很多新的想象。

我并没有后悔,但时常会被自己的想象恐吓,比如若是那一刻伤得更严重,今后的人生就会被彻底改变,那又将是什么模样?也许还不算绝路,至少我可以用双手码字。

这种想象后来变得玄学起来。我有理由相信在坠地那一瞬间,自己只是侥幸落到了的这个并无大碍的平行宇宙里,而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我已经再也无法站起来。


人类的问题就是会在所有(哪怕是很偶然的)经验里寻找message,写作者更是其中的重病患者吧。某一刻我悲伤地意识到,我再也不能耍赖当年轻人了,并不仅仅是机能上的衰退,而是我已经能够想象自己行为的后果,且必须为其付出代价,特别是身体上的代价,因为这无人可以代偿。

通过身体的界限,我才明白凡事皆有界限。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法假装自己无所不能。

在长达两个多星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的时间里,我连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做到的最普通的事都难以达成(但我竟然一直在学习和工作,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出国五年了,几乎全程保持单身,在现代社会的加持下,身体被延伸出来三头六臂,个体的边界被极限拓展,连带着ego也膨胀起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极端情况,才发现一个人被打回原形,孤立无援,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身体面面相觑。这是在之前漫长的疫情期间,都未曾经历过的。

我认识过那么多人,此时却想不起来求助任何人,因为觉得没人能帮我,能够帮我的人只有我的亲人,但他们远在天边。在纽约的朋友,哪怕关系再好,都不可能来贴身照顾我这么长时间,就算对方愿意,我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Hari在听说了我的遭遇后,主动提出要来给我送饭,顺便帮我做一些家务。第一次的时候我没同意,但没绷几天,他再次提出的时候,我就让他过来了。他当时只是我的一个约会对象,是个典型的理工男。因为很聊得来,我约会他的时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人,也神奇地发现和他呆着即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不自在,但我并没有做好让他介入我的生活的准备。

那段时间,他刚加入不久的一个创业公司因为找不到投资正面临倒闭,数个月发不出薪水,他的心思游离不定,打算回到学校读一个数学学位——纯粹是因为兴趣,这和他之前的学业和职业轨迹几乎毫无关联。他本科念的是CS,后来在NYU读了法学博士,还曾经去清华大学交换了一年,学了几句倒中不洋的中文。这两个专业捡哪一个好好从事下去,都会是美国妥妥的资产阶级,但他人至中年,又发现自己的热情在于数学,想要从基础开始接受系统性的学科教育,成为一名研究者。

这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共通的特质,因为我的轨迹也同样跳跃,从建筑学跨越到社会创新领域,最后却做了媒体,并且始终觊觎着去读一个社科或者艺术类的博士。

我卧床的那段时间Hari已经开始上NYU夏校的数学课程,于是他临下班的时候就会发信息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在路上买好饭菜,带来我家一起吃,吃完饭就开始抱着Ipad听课。我临时租的房间没有办公桌,平时大多都(极不修边幅地)躺在床上工作,所以最后我俩就都躺在床上各做各事,像一对老夫老妻。他听完课后就差不多就天黑了,我们有时一起看个电影,如果我感觉好点的话,也会一起出门走几步,去我傍晚经常散步的河边码头,看看今天曼哈顿上空的云朵又染上了什么颜色。

需要他照顾的时间没几天,我很快就能生活自理了。临走前他对我说:“我很高兴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找的是我,而不是你的朋友。”

后来我和朋友聊起亲密关系,说起这段经历,觉得有些感动。朋友还处在一个会把伴侣应该满足的所有条件列一个check list的年龄,我则对此没有任何期待,也不会指望在一段关系里塞进自己所有的需求了。现代人已经太复杂,没有人能担负另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对方只是刚好填补了一个缺口,还正好是我长期缺失的,那也非常难得。毕竟,在你最好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关注你,而你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但是你最差的时候,还有谁会在意你呢?可是我想,这太现实了,年轻人不需要这么早明白这一点,年轻人唯有荷尔蒙不可辜负。

隔了一段时间后,我在群里聊天时看到有人发了张截图,上面说人在现代社会里一定要独立自主,才会有一个好的情感关系基础。这放在十年前还算进步思想,现在看来却有点陈词滥调。我忍不住祭出了个宏大叙事:“独立自主和亲密关系再怎么寻求平衡,本质上还是挺矛盾的,人是因为脆弱和残缺,才会互相依赖互相需要 。资本主义为了最大化每个人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制造出来个体主义的神话,副作用就是人均原子化。人类借助科技的幻肢可以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但是很遗憾,人的心灵并没有从群居生活里进化出来,依然最渴望连接和共情,所以这个时代那么多心灵残缺不全的人。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自己内心的渴望,以为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做到更高更快更强就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罢了。”

可惜当我意识到“独立”是被高估的价值时,已经走不出这个舒适圈了。


一个多月后,我决定去看医生。

并不是因为脊椎的情况恶化了,而是因为它好得很快,我心理压力也减轻了很多,足以坦然面对。但就像我妈预言的,它也没有恢复如初,背部的僵硬、麻木盘踞不去,往前弯腰明显感觉受阻。如果工作太长时间,或者睡觉的姿势不对,整个上半身都会酸痛难忍。

美国的医生分类很细,我在google上搜索应该看哪一类医生时,发现了chiropractor的存在,翻译过来就是脊医——专门解决脊柱相关的问题。

知道是哪类医生就非常好办了,我打开Zocdoc开始寻找附近可以预约的医生,仔细对比了一下医生们的评分和患者的评论,最后选择了一个头像看上去非常阳光帅气的R姓医生(而且他还是全五星好评),恍惚有种划dating app的愉悦。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担心和医生沟通不顺畅,特意叫上了Hari,让他关键时刻帮我听听医生都交代了什么,Hari很爽快地跟着我去了,带着他鼓鼓的书包。诊所在曼岛中城Bryant park旁边一栋写字楼的八楼,离我家不算近,坐地铁门到门得二十多三十分钟,但是Bryant park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公园之一,盛夏时节纽约的天气也好,喷泉晶莹,绿树成荫,穿着时髦的青春男女们躺在草地上看书听歌谈情说爱,能够顺道去走走也算很惬意。

美国医疗系统整体来看是屎,但是如果有保险,不愁昂贵的医疗费的话,私人诊所的就诊体验是很好的,环境不挤也不吵,医生的服务态度更是一个比一个好。到了之后我才发现之前的担心和Hari的陪同都是多余的。

这位R医生真是头像即本人,他有一张像电视广告里的白人模特那么标准、正规的脸,笑容也是标准灿烂,牙齿雪白整齐,一双蓝眼睛非常夺目,这个形象配上情绪饱满字正腔圆的美式英语,美国人特有的自信放光芒的精气神真是走到哪儿辐射到哪儿。

征得对方的同意后,我和Hari一起走进了诊疗室。R医生和一位助理耐心地听完了我受伤的故事,两人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配合着情节不时露出各种表情,点头、摇头、瞪眼、叹气,并发出“oh gosh”之类的感叹词,实在是太捧场了。我讲完后,他们就指导我做一些动作来望诊,确定我身体机能正常后,又带我去拍了X光片。

R医生研究完片子之后便告诉我,他发现背部脊椎有一节间盘被摔得压缩了些,还有点侧弯。除此之外,他居然还发现了我很多年前临近位置受过的旧伤,让我回忆一下小时候是否遇到过什么事故。我搜索了好久,才想起来上小学时有一次从小区游乐设施的秋千上摔下来,几乎是同一个姿势着地,尾椎疼得难以走路,但因为当时住在外婆家,外婆以为没大碍,就用跌打的药膏给我屁股按摩了几次,也没去医院。

R医生说,这就对了,你的脊柱还留有那次受伤的记忆,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启动了应急保护,就给整变形了(具体怎么应急的我没听懂)。

我的脊柱竟然保护了我两次没让我截瘫,当时就感慨它太不容易了。末了,还思念了一下远在家乡的疗养院里的外婆。

之后R医生便给我上了止痛加矫正套餐,没想到竟然还是中西医结合疗法,先是有人进来用刮痧板给我做经络疏通,然后另一个人来扎针灸活血止痛(通电的那种),再来另一个人做背部推拿,最后才是R医生亲自上阵做脊柱矫正。他的技术很好,把我摆成不同的姿势按压、扭转、拉伸,把僵硬的关节搬得咔咔作响,动作幅度总是控制在我担心颈椎或腰椎会拧出事的临界点之内。整个流程做下来,特别过瘾,仿佛全身的骨头都被修理了一次。

另外,作为中国人,人生第一次针灸是在纽约做的,我也是没想到。操持针灸的还是个年轻的中国女医生,进来之后确认过眼神就开始说中文,坐在一旁看数学书的Hari也用中文和她打了个招呼,还接着说了句“我的中文讲的不好。”她很惊喜,然后问我:“他是你的男朋友呀?”

我回答:“是啊。”

她说:“真好,还能讲中文。”

我说:“讲不了几句,早忘光了,他以前在北京学习工作过。”

她说:“那你们是在国内认识的吗?”

我说:“不是,在纽约认识的。”

询问的分寸停留在没有实质信息量的地方,她扎好针之后开始贴片通电流,一直加大功率,然后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她说:“看来你背部的感觉是有点麻木。”

从诊室出来后,R医生建议一周最好来治疗两次,前台也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下次预约的时间,那时我意识到这种“矫正”将是一个漫长的工程,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一次的时候有诊断费和拍片费所以是250美金,之后每次都是150美金,我的保险只能报销50美金,虽然觉得这是笔不小的花费,但我确实对这里的服务很满意,再说了,钱都不花在自己身体上,还能花在哪儿呢?

走到楼下之后,Hari突然问我,”刚刚那个中国医生是不是跟你问起我来着?”

我有点意外:“你听懂了吗?”要知道我一直没把他的中文水平当回事,觉得那不过是套近乎的噱头。

他说:“我听到了一个代词‘ta’什么什么,觉得她是在说我。”

我便回答:“哦。她问我你是不是我男朋友。”

他问:“你怎么回答的啊?”

我说:“我说是啊。”

他故作惊讶:“可是我们从来没商量过这事!”

夏天总是十分短暂,在纽约的近四个月里,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按时光顾诊所,还一边和Hari以及纽约的各路朋友到处去玩,这周去漂流,下周去徒步,下下周就去划kayak,连R医生都开始询问我每周末的安排,指望我推荐他带孩子出门的去处。常常我们连周末也等不及,晚上一有机会就跑出去吃饭喝酒看电影,还总嫌项目安排得不够多,有今天没明天似的。为了挤出时间玩个畅快我不惜通宵赶作业,整个人在压力和释放的两极来回摇摆。疫情之后,这是纽约第一个全面解封的夏天,人们带着强烈的FOMO情绪,急于追回被省略的生活,整个城市都躁动不已,洪流般的光影声色,浩浩荡荡就过去了。

八月底初秋降临,乘飞机回加拿大的前夜,我硬拉着Hari去进行了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午夜时分在公园骑车。我们去了他家附近的Prospect park,在宁静的夜色和凉爽的晚风里沿下坡路滑行,伴随着耳边响亮的蝉鸣,穿过成片成片树林的黑影。脑海里空无一物,我的身体如此轻盈,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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