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亚娜

女权主义者\独立写作者\媒体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女权运动与公民社会抗争,热衷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擅长性别、政治、传播、文化等领域的话题。工作联系邮箱:mimiyana@protonmail.com

《让娜·迪尔曼》——还原妓女与母亲的日常一体性是女权主义的红药丸(以及点名批评《你好,李焕英》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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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和朋友们在Clubhouse上组织了“周末观影吃面团”的活动,每周六纽约时间9pm(国内时间每周日10am)讨论一部电影,我们会在微信群里提前发布每周的选片和片源,欢迎Matters上的朋友加入,也欢迎自荐为选片人。(请在评论里查看联系方式)

在我们最近一期活动中,讨论了比利时已故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在1975年拍摄的成名作《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Commerce Quay, 1080 Brussels),本文是对这次讨论的摘要。



看见“无聊”劳动的道德义务

这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简单来说是拍了一个主妇的“三天”。除了其爆炸性的结尾外,大量不能称之为情节的情节都在于展现这个主妇的日常。它的特别之处,除了数个固定的,像是画框一般的拍摄机位所呈现出的“旁观者”视角外,还在于,影片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流逝与观众身处于现实中的时间流逝一致,也就是说,剧中的主妇用了三分钟来洗碗,观众就必须用三分钟的时间来观看她洗碗的过程。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大量机械性做家务的细节很容易让人觉得难熬。我在讨论开始的时候问:谁是从头到尾没有暂停过看完的?结果没有人做到。而我在看了大概一个小时后睡着,醒来后才又接着看完。

但看完它的总体感觉又是好的,讨论起来是振奋的。因为我们一直有一类电影,你在看的时候觉得很过瘾,但是看完之后一细想,会觉得恶心,甚至出现罪恶感。比如说《我不是药神》,或是《无名之辈》,(很遗憾,《你好,李焕英》也差不远)这些电影的情节会让我怀疑中产们在透过自己精英化的审美趣味消费弱势者的苦难,从而获取廉价的自我感动。特别是在中国,这些触及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的电影,结局往往需要给公权力(警察或政府)正名和挽尊才能过审,这意味着践踏和剥削他们苦难的不仅仅是资本,权力也深入参与其中,而通过这场电影获得快感的我,不知不觉成为了剥削的帮凶。

《让娜·迪尔曼》是另一种电影,它不是那么消费友好,也不是为了投观众所好,但是看完会让我觉得自己尽到了某种道德义务。你确实得违抗一些自己的本能去看,但是它并不是难看的,只是需要用一些时间忘记对电影的预设,去进入和理解,然后发现它揭示的是你前所未见的东西。(是的,一部近乎半个世纪以前的电影依然可以给予我们“前所未见”的感受。)

观看的时候我一度忍不住去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比如说刷手机,因为“不明白浪费三分钟的时间看主妇洗碗到底有什么意义”。随后很快察觉到,原来我们从来没有花时间去注视过母亲和家庭主妇在做什么。我们总是想去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希望其他无聊却必要的劳动最好在我们没看到的时候自动完成——但其实每天干这些事就是她们的人生。

就像听到一个男人说,他从来都不知道老婆在家里做了什么,明明都不用上班,有什么好烦的?他意识不到的是,即便是让生活中的一切“维持原样”就已经是非常繁琐的劳动。《昼颜》第一集里出轨的主妇的台词让我记忆犹新:结婚不到三年,老公就会把老婆当成冰箱,打开门就有吃的,明明坏了会很麻烦,却也从来不去保养。

一个独立生活后才知道的物理定律是,你需要无时无刻地做功才能避免全宇宙的增熵。就像我妈从小到大都不让我做家务,基本都由她来承担,等我出国之后,才大惊小怪到生活如此笨重,仅仅维持基本的运作也常常捉襟见肘。

于是这就出现了那种道德义务感,——我不想因为“无聊”而把目光从这部影片上移开,就像我总是去忽略我妈都做了什么家务一样。如果我因为走神错了一些细节,我就倒回去重看一遍。

妓女与母亲的角色先是被还原,然后被推翻

影片里的主妇既是一个母亲,又是一个妓女,她在自己的卧室接客,就像每天做家务一样,是个流程。但可能是她一开始的形象非常像个中产家庭的主妇(得体的发型、裙子、丝袜和高跟鞋),以至于她接第一个客人的时候,我甚至以为那是她的丈夫,或者至少是情人。

为什么我会自然而然地觉得这个男人是她的伴侣呢?也许是因为主妇、母亲和妓女很少像这样被还原成了一体,并且放置在如此日常的场景里。因为父亲(丈夫)去世后的缺位,主妇通过卖淫挣钱以供养自己和儿子。在其他电影里,妓女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母亲,但她仍会被表现为妓女,不会在一个日常的场景里日复一日地做家务。

母亲(or妻子)和妓女——圣母和荡妇,是男权世界长期以来分配给女性的刻板角色。我曾经在做一次关于消费主义的讲座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美国早期的广告。那时只有男性是消费的主力,所以广告上面的女性形象不是性感的女郎,就是相夫教子的妻子和母亲。对于男性来说,女性要么是可欲的,要么是可用的。女性本质上的两种核心资源——性和生育,所对应的女性社会角色恰好就是妓女和母亲。但是妓女不能成为母亲,母亲也不可以当妓女,女性的性和生育不是她们自己的,更不是自由的,而是必须牢牢绑定在她们的社会角色之下。女性失控的性和生育——也就是失控的身体对于社会将是一种冒犯,并制造着全体男性的焦虑。

粤北说,导演通过把这两个角色还原成了一体,揭示了妓女和母亲(or妻子)在男权社会里是同一种存在。

尤其是在母亲(or妻子)普遍只能当家庭主妇的年代,婚姻也就相当于一份长期卖淫合同,当我们想到成为妓女或母亲(or妻子)意味着什么,便明白了她们是同一种存在。

导演不止通过把她们合为一体来打破二者的框架,在最后还要用最激烈和决绝的方式推翻其控制,甚至推翻整个社会的控制。Summer说她不喜欢电影的结局,她觉得就这样按照日常的节奏结束就很好。虽然我觉得这个结局因为缺乏铺垫而显得突兀,更像是主妇所臆想出来的,但这不重要,它明显是导演必须发表的一个政治宣言,是她满腔热血振臂高呼的时刻。主妇不止是抛弃了妓女和母亲的角色,她还要毁灭自己的所有社会角色,变成一个彻底脱离和背叛这个社会的杀人者。

杀戮是极端的破坏,杀人者不仅仅是不被男权社会接受,而是不被全社会接受。但是在这一刻,她之前的社会角色,无论是什么都不再重要了,她成为了让娜·迪尔曼,虽然是以毁灭的方式,但是却也是她的自我,她的人性尊严的高光时刻。(你会发觉女性以及弱势群体往往都在用某种自毁方式去实践反抗)

考虑到母亲与妓女的一体性,妓女杀死嫖客,也像是母亲杀死了父亲。影片的最后五分钟,她被置于镜头的中心,满手是血,静静喘息。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移开目光,再也无法忽视她的存在。

至于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也许同样不重要——我们从未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却能察觉到她的变化,从第一天时有条不紊、行云流水地像个工具人一般地操持家务——你能看得出这些程序她早已重复了千百遍。到第二、第三天的心不在焉、手忙脚乱,甚至长时间地发呆,似乎都显示着这个家务工具在变得越来越像“人”,并非精确、流畅而高效,而是混乱、失误、不确定。

咖啡店里的自我觉醒?

那究竟是什么促使了她的“自我”觉醒呢?如果必须找一个线索的话,我倾向于认为这一刻发生在咖啡店里。因为咖啡店不属于她作为劳动工具时任何流程的一部分(不管是家务还是卖淫),纯粹是她休闲的去处。在女服务员上咖啡之前的短暂空隙里,她发了一会呆,这是全片第一个让我看见了她的“自我”出现的时刻。

因为在这之前,她从不发呆。她从不停下,终日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收拾。我几乎觉得她在故意用这些繁琐的程序把自己的时间填满。我想起我前夫的妈妈也有类似的行为模式——她没办法闲下来,呆在家里要么就得找事做,要么就要找话说,虽然做的和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发呆和沉默是有“自我”的人才耐得住的事,因为我们会思考,会有内心活动,会和自己对话,但是对于没有自我的人来说,静止只会等同于虚无。

电影里几个关于咖啡的场景都很有意思。当女主自己在家冲咖啡喝的时候,无论怎么冲都觉得没冲好,她一会觉得牛奶可能坏了,一会加进去两颗糖,一会开始磨新的咖啡粉,最终都不满意。后来,当她再次光临咖啡店的时候,发现自己之前坐的座位被另一个忙着工作的老太太占了,然后她坐在了旁边那桌,点了杯咖啡。在侍者把咖啡端上来后,她却一口都没有喝就付账离开了。

无论怎么冲咖啡,都冲不出咖啡店的咖啡的味道,而当她再次坐在咖啡店里,也许才终于明白,问题并不是出在咖啡上。

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咖啡店往往是她们忙里偷闲的好去处,也只有在这里,她们才脱离一小会母职和妻职的义务,为自己消费时间。在《82年生的金志英》里,金志英就是在带着孩子去咖啡店买咖啡的时候,听到路边的男人嘲讽她“妈虫”、“拿老公挣的钱买咖啡”,这完全击垮了她,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冷漠恶毒的话语本身,当然也是因为这是在咖啡店——她唯一能够放松心情的地方。

咖啡店在西方文化里所代表的意义:政治的、社交的、公共的……,或许也注解了一个主妇的变化不是发生在自己的住宅或商铺里,而应该发生在一间咖啡店里。

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不自觉地想起了自己的婚姻、我的妈妈、前夫的妈妈。朋友们也说想起了自己的祖母、妈妈,还有妻子,影片使得我们再次连接了广泛的女性。粤北说,他最有感触的细节就是女主在家里走来走去做家务都会随手关灯,绝不会在离开的时候把房间的灯留着,这习惯和自己的妈妈一模一样。我说我妈也是这样,还经常唠叨我忘记关灯——简直像是种跨越了地域和种族的普遍女性经验。

粤北说到了他的祖母、母亲再到妻子的变化,在自己可见的范围内,至少是经历了三代人,到了她妻子这一代,女性才明显拥有了自我和独立的命运。然后我们便洞悉到,这部影片的导演虽然用了“三天”的时间线来呈现这个主妇的三天,但是在真实情况下,女性如何会在短短三天时间里经历自我的觉醒?影片里的时间匹配了真实的时间流逝,却又引申出了巨大的时间跨度——那或许是整整三代人才能走完的旅程。

神圣的母职与中国式亲子关系的死局——点名批评《你好,李焕英》的反动

我们也聊到了剧中的亲子关系。Julian说主妇和她儿子的互动表现得太真实,特别是两人在饭桌上无话可说的状态。Summer说她不明白的是,主妇看上去是想要和儿子交流的——她还会为他读信,但是儿子却毫无反应,等到儿子在睡前说出那些“很有思想”的话,试图和母亲对话的时候,女主却也没有回应,而是草草用“快睡觉吧”关闭了对话。

在我成年之后,和我妈之间的交流也会出现类似的gap,她日常念叨的琐碎被我当成耳边风,而当我想进行自以为更重要的交流,她也可能难以共情,我们俩彼此都像是再也接不住对方。其中让我觉得最为失落的,是当我坦诚地说出一些难以启齿的、深埋心底的痛苦与困惑的时候,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或者更糟糕的是轻描淡写的回应),那就像是你奋力向悬崖对面一跃,满心期待这个最应给你安全感的人会稳稳接住你,而她却根本没能伸出手。

有朋友也经历过这样的创伤,委屈的孩子向父母试探回答和接受,得到的却是沉默与拒绝。我想,或许并不是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也很少被自己的父母接住,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突破上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停止把提供答案的义务预设在父母身上,也将父母从那个不堪重负的权力地位上解放,或许是一个人成长到足以自我负担,并开始向外拓展的表现。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刚好看了《你好,李焕英》,它确实把我也给弄哭了,但我通常把这叫做生理性流泪——只要剧情上把坑挖好,氛围到位,音乐响起,演员开哭后,你便被这煽情的场景给催泪了,本质上,这和被人撸出性高潮是同一种机制。哭到就是爽到,但哭完后智商一占领高地,我便只觉得中国人的亲子关系太痛苦了,已经走进了死局,还要一钻再钻。

父母寄望于在子女的身上找到价值就算了,最后子女竟也要从父母身上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通过编纂“妈妈再选择一次还是会选择我”的科幻故事,来为母亲树立一座永远不能被解构的丰碑,并为我那本已充斥虚无感的生命重建不可替代性,当代中国青年的自恋以及精神虚弱程度之深,真可谓病入膏肓。

实际上,只要打开一篇讲述生育现实的文章,就能在评论区里看到超半数的妈妈们在抱怨,也常有妈妈说,虽然谈不上后悔,但如果能够再选择一次,不会再生小孩。妈妈们发出的心声,这个社会永远充耳不闻,以为这样还能赶鸭子上架。贾玲搭建出母亲结婚前还是元气美少女的时光,拍到母亲心甘情愿嫁给父亲结束,让人忍不住想问,敢不敢直视母亲的婚后生活呢?敢不敢呈现如同《让娜·迪尔曼》那样日复一日做家务的场景呢?影片避开了作为母亲那些最辛苦甚至不堪的部分,甚至连母亲和女儿真实相处过的日常都鲜少还原,却选择在一个架空的场景里渲染出她的义无反顾,既如此避重就轻,说是致敬母亲,是否依然在用母亲被标签化的“牺牲”来填补自己的ego并给父权社会的fantacy助兴呢?

我妈在我小时候就跟我讲了她在下乡的时候怎么差点把我堕胎的事。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轻松,因为她如此自我和真实,而我就像她一样。我和她不再是互相欠债的关系,而更加趋近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因为有自由,才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并由衷觉得能够出生实在是太好了。

最后必须破除的一个迷思是,女权主义不负责塑造成功、幸福、富有、美丽、清洁、道德高尚的女性(——实际上却是被男权借尸的)形象。这样的女性主题电影,的确是连女权主义的边儿都没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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